書院制·書院興衰及其原因的研究·元代書院的官學化傾向

歷代學者對元代書院的研究給予了充分的重視。研究結果表明：元代統治者對書院的基本方針是鼓勵發展、加強管理和控制;書院數量甚多，書院質量欠佳。突出特點是書院官學化。

元代是以北方少數民族蒙古族為主體建立的統一政權，面臨著加速封建化的艱巨任務。元世祖忽必烈對此有清醒的認識。他說：“祖宗肇造區宇，奄有四方，武功迭興，文治多缺，五十余年于此矣。”堅持“武功”，增強“文治”成為基本國策。“崇孔崇儒”成為增強“文治”的文教政策的中心思想。

元代統治者在處理民族關系問題上，既實行民族歧視政策，又推行懷柔策略。對漢族及漢族知識分子既壓制，又籠絡。

元代統治者對書院的政策正是建立在這樣的社會政治和文化背景之下的。元初世祖“命各路各縣學內設立小學，選請老成之士教之。或自愿招師，或自受家學于父兄者，亦從其便。其他先儒過化之地，名賢經行之所，與好事之家出錢粟贍學者，并立為書院”。這樣，不僅緩和了宋代大批漢族知識分子的反抗情緒，而且爭取他們為元代服務，利用他們的文化知識，發展元代的文化教育事業。

早在元太宗八年(1236)行中書省事楊惟中，跟隨皇子庫春征宋時，既收集大批宋儒所習經籍和所著書籍送至燕京，又勸說宋儒名師北上供職，于京都建宋儒周敦頤祠，設立太極書院，延請名儒趙復講授。元統一江南后，南宋的儒家學者不少人不愿在元朝任官供職，也不愿到元朝官學中從教，多退而建立書院，自行講學。如：汪維岳入元不仕，自比陶淵明，在安徽歙縣友陶書院讀書講學;胡一桂入元不仕，退而講學于婺源湖山書院;汪一龍宋亡不仕，自至元中起在紫陽書院講授朱子之學。元統治者對此因勢利導，保護和鼓勵建立書院講學。著名學者和尚因年邁請求辭官歸鄉，“帝憫其衰老，從其請，仍給半薪終其身。退居濮上，筑先圣宴居祠堂于歷山之下，聚書萬卷，延名師教其鄉里子弟，出私田百畝以給養之。有司以聞，賜額歷山書院。家居七年而卒，年七十一”。

這樣一來，元代書院得以迅速發展。朱彝尊《日下舊聞》稱：“書院之設，莫盛于元，設山長以主之，給廩餼以養之，幾遍天下。”

《續文獻通考·學校考》最早系統地記述了元代書院的發展歷程和概況： “ (元) 自太宗八年(1236)行中書省事楊惟中，從皇子庫春(又譯名為“闊出”)伐宋，收集伊、洛諸書送燕京，立宋儒周敦頤祠，建太極書院，延儒士趙復、王粹等講授其間，此元書院之始。”隨后列舉昌平諫議書院等38所，并指出：“凡此，蓋約略舉之，不能盡載也。”《元史》、《宋元學案》以及近人吳景賢《安徽書院沿革考》、柳詒徵《江蘇書院志初稿》和劉伯驥《廣東書院制度沿革》等書都對《續文獻通考》所著錄的元代書院有許多補充，約計60所。據曹松葉在《宋元明清書院概況》統計：元代共新建書院143所，復興書院65所，改建書院19所，共計227所。特別是在至元、至正三十余年間新建140余所，占元代書院總數的59.3%。可見元代書院發展的確盛況空前。

元代書院的地域分布較前有所變化。宋代書院多集中在長江流域，特別在南宋時，曾南移至珠江流域，但黃河流域的為數不多的書院均相繼衰廢。元代書院除長江流域、珠江流域繼續繁盛外，黃河流域又有所發展，黃河以北也新建一批書院。據統計，元代書院地域分布為： 長江流域152所，占總數的66.96%;珠江流域32所，占總數14.10%;黃河流域43所，占總數的18.94%。事實上，元代書院的發展，促進文化北移，推動南北文化教育的溝通。

元代書院最突出的特點是開始走向官學化。朝廷對書院的山長和師資任用，經費供應，組織管理都加強了控制。元代有相當數量的書院山長，和官學的學正、學錄、教諭一樣，須經禮部、行省或宣慰司任命，或在朝廷備案。據劉伯驥在 《廣東書院制度沿革》一書記載，廣東曲江的相江書院，潮州的韓山書院，惠州的豐湖書院，瓊州的東坡書院，雷州的平湖書院，海北的濂泉書院，海豐的海豐書院，新會的古岡書院，都先后由地方官或朝廷委任山長。許多書院的師資也由官府聘任，改變了書院自擇名師的傳統。由于書院數量劇增，加之官府以權謀私、安插親信，書院山長和師資漸漸出現濫竽充數的現象，質量嚴重下降。著名學者虞集曾痛陳書院師資猥雜之狀，指出：“師道立則善人多，今天下教官，猥以資格注授，強加之諸生之上，而名之曰師。有司生徒，皆莫之信，如此而望師道之立可乎?”他建議：“為今之計，莫若使守令自求經明行修之士，身師尊之，以求其德化之及，庶乎有所觀感也。其次，則操履近正，確守經義師說，為眾所服者。又其次，則取鄉貢至京師罷歸者，其議論文藝猶足以動人，非若泛泛莫知根柢者矣。”吳澄在《儒林義學記》中也詳論其弊：“余考前代義塾之設，睢陽為首稱，學舍四五百間，好義之蒙自為而不屬于官府，其后遂著天下四書院之號。五季衰亂之余，上無教，下無學，而士之讀誦傳習猶幸不廢者其功為多。今日所在書院，鱗比櫛密，然教之之師，官實置之，而未嘗甚精于選擇，任滿則去矣。養之之費，官雖總之，而不能盡塞其罅漏，用匱則止矣。是以學于其間往往有名無實，其成功之藐也固宜。劉氏義塾既不受官府之拘牽，則與睢陽之初一也。”

元代書院的經費供應大部分同各級官學一樣，由官府提供，朝廷規定：“路府州書院，設直學以掌錢谷，從郡守及憲府官試補。”結果反而造成不少書院因經費不足而陷于困境。正如吳澄所言：“養之之費，官雖總之，而不能盡塞其罅漏，用匱則止矣。”

元代在書院管理上也加強控制。朝廷規定：“自京學及州縣學以及書院，凡生徒肄業于是者，守臺舉薦之，臺憲考核之，或用為教官，或取為吏屬。”對書院的招生、考試、畢業任職均與官學一樣統一管理。據曹松葉統計，元代書院屬民辦者占47.51%，官辦者占52.49%，其中7.8%為中央官辦。

元代書院官學化一方面說明朝廷對書院的高度重視，但加強控制的結果又扼殺了書院自身的特點。對教育機構如何做到管而不死，放而不濫，實在是一個十分復雜的難題。學者們對元代書院官學化的研究，在這方面有可能給后人提供某些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