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田

姚文田，字秋農，浙江歸安(今浙江吳興)人。姚文田生性溫和， 通達治體， 縱覽群書， 知識淵博。乾隆五十九年(1794)，乾隆帝出巡天津，詔試舉人，姚文田獲第一等第一名，被授內閣中書，開始了他的官途生涯，不久調任軍機章京，成為軍機處辦理文書事務的官員。嘉慶四年(1799)，考中狀元，授翰林修撰。嘉慶五年，充任廣東鄉試正考官。嘉慶六年六月，充任福建鄉試正考官。同年八月，皇帝命他提督廣東學政，負責督察廣東省儒學事務，巡回至各府、州考試生員，進行歲試和科試，地位同于廣東巡撫。3年后，任滿回京。嘉慶十一年任日講起居注官，侍從皇帝左右，講論經史。嘉慶十二年七月，任山東鄉試正考官。十月，姚文田的父親去世，他回鄉為父親守孝3年。嘉慶十五年服喪期滿，回京任右春坊右中允，又充日講起居注官。八月，嘉慶帝又命他提督河南學政。嘉慶十六年五月，升為侍講，九月，又轉為侍讀，掌管講讀經史等事，陪伴皇帝。十二月，因為河南省考試生員有冒充的，姚文田奏請應嚴行禁止這種行為。嘉慶十七年(1812年)，擢為右庶子。嘉慶十八年二月，升為國子監祭酒，即國子監的主管官員。十月，入值南書房，專司文詞書畫等事。

這時，在直隸、河南、山東一帶發生了天理教起義。天理教是白蓮教的一個支派，流行于北部各省，其基本群眾主要是農民、城市手工業者、無業貧民等社會下層勞動群眾，但也有少數官員、宮中太監及達官貴人的管家、奴仆等。嘉慶年間，天理教的主要教首是林清和李文成。嘉慶十七年十一月，林清與李文成會見，約定第二年九月十五日起義，林清領導教徒進攻皇宮，李文成在河南滑縣起兵支援。于是，林清組織了一支進攻皇宮的突擊隊，并安排了宮中的太監做內應。林清按原計劃派遣突擊隊，身藏武器，潛入北京。九月十五日，突擊隊分兩路進入內城，分別闖入東華門和西華門。起義軍與清廷護衛軍在隆宗門外展開了激烈的戰斗，由于力量懸殊，被迫退出皇宮，林清被捕處死，進攻皇宮的計劃遂告失敗。清朝統治階級稱這件事為“林清之變”。此時，李文成已在滑縣起義，嘉慶帝忙調吉林、黑龍江馬隊鎮壓。天理教的這次起義震動了嘉慶帝，驚呼這是漢唐宋明所未有的非常之事，嚇得寢食不寧，心急如焚，于十一月下詔求言，希望文武百官能為他出主意解除憂慮。

姚文田在分析了天理教起義的原因后，上疏陳述道： “臣以為，古代之堯、舜，近代康、雍、乾三代之所以為治本，非有他道，不過是教、養二個方面而已。如果百姓有衣食之源，則各保其身家，而不至于有為惡之意; 如果他們被引導走上正路，各自知尊長上，也就不至于以下犯上了。”他列舉了自己的所見所聞： “臣私下見近日州縣，催課數多者，上級官都稱贊他; 催課數少者，只有靈活應對，應付差事。”姚文田指出百姓的負擔過于沉重，及差徭的危害： “南方之民，患在賦重; 北方之民，患在徭多。一遇差徭至前，即里正胥徒僉派四出。假如官需車馬十多輛，加上備有損壞的，也不過再加上幾輛。可是胥吏們常常借口有壞的而加買，以致車馬達到數十輛。官吏們加派下去之后，很少有按定例給口糧的，就算給，也是按百十年來舊章程給，而食物價格，今昔相差懸殊。被加派出車馬者，再經家人胥吏層層克扣，到手的更少了，不得不自備芻糧，過一天算一天。而馬騾車輛都是小民養家口的用具，一旦被征調，則喪失了賴以生存的來源。故而，百姓對官吏們的征斂怨聲載道，而以差徭為最甚。”接著，姚文田列舉時弊： “州縣之官不得不加派差役，為何?各督府遇到應處理的事件，不過下行兩司(布政司、按察使司)，兩司又轉行府州，府州又轉到各所屬的州縣。到了州縣，不能再推了，每件事都需要處理，沒有一件不需錢的。而州縣用于辦事的經費，盡管全都支領，也不過僅夠延請幕友，何況又多方減扣。這每日經費又從哪里出呢?故而，錢糧不得不額外加增，差徭不得不民間攤派。如果遇到歉收之年，州縣官員按例報荒，則停止征收，經費沒有來源，公事也只能被擱置起來。所以，不到民力殫竭實在不能再征之時，一般情況下，州縣之官不肯上報歲歉。不能說他們都殘忍成性，而是形勢逼迫。如果百姓偶遇災禍，立即加以撫恤，則根本未傷而元氣易復; 等到十室九空之時，再議及災荒，盡管厚賑豐施，也解決不了問題，這大概就是官貧以致民困。”姚文田在分析了上述弊端后，又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 “臣再三熟思，一直尋不到良策，只想一下策，就是只有省事一法。各省高級官員，沒有不是皇上歷試信任之人，其平日之才優絀，品行優劣，無不在圣明洞鑒之中，如果不出什么差錯，不應該輕易更調。自嘉慶四年皇上親政以來，督、撫、藩等各級官員沒有不自愛的。可是，新舊官員替換之時，衙署需重新整理，館舍需重新修復，等到新官上任后，通省官員紛紛晉謁，這事是不能禁止的。新任之官自以為秋毫不擾，而不知這需要耗費多少錢財。上任之初，他對諸多事務尚不熟悉，都是聽屬吏們的稟報，等到他漸漸熟悉后才能有所作為，而這時又一任新官已到，他只能一無施展而去。有些官員考慮欠周全，一上任便大張旗鼓，想以此博得振作之名，沒有考慮到對地方情形多未熟悉。現在看來他所做的尚有利，而實際上許多弊端已隨其后，盡管后來知道，但悔之晚矣。因而，不如讓這些官員久于其任，然后再考查他們的政績。這樣可以使他們有余力施養民之政。自古以來，圖治之首要是任人，所以有許多官員屢次升官階，但未改其職。”姚文田為說明自己的觀點舉出例子： “假如某縣有一政績突出的官吏，地方百姓十分愛戴他，忽然被人彈劾在案，不得不立即罷免，而其接替者不得人心，則善政便廢止。又如，管理田地是很難的，才優者不一定能勝任，而能勝任者也許僅屬中下，不能讓才屬中下的人管理，這就受到條例的限制。看來，用人之計是需要改革的。”姚文田將奏疏呈給嘉慶帝，并再次陳述用人得當，管理好地方才不致發生“林清之變”。

嘉慶帝看了姚文田的奏章，十分贊賞。不久，姚文田升為詹事，充文淵閣直閣事，官至三品。

嘉慶十九年正月，姚文田再次上疏，提出養民愛民，不施以殘酷刑罰才能使國家長治久安。他在上疏中指出： “自嘉慶四年以來，十余年中，每年都有災害發生，圣上每年都下撫賑之詔。去年，京城以南的陜西、河南等數省患饑荒，才發生了林清等人乘機騷擾一事，黃河至今仍為大患。而天地之財不足以養越來越多的人口，于是，便生出許多奸詐之事。如若禁其奸詐，只有用刑法束縛。這如同河一樣，其源不清，其流也不能制。《書》言： ‘德惟善政，政在養民。’上級對下級，不必患其不畏，而應患其不愛。任刑之時，不過使民畏而已。老子曾說：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因而，民不畏死，用刑對待又如何?”姚文田通過對比秦、漢來說明養民愛民的重要性，他指出： “漢文帝時，與民休養不致出奸詐之人; 秦朝專尚法律，法律極為嚴酷，卻陳勝一呼，亂者四起，這就是使民畏的結果。秦時往往有奸邪之人，陷害某人有罪，常牽連許多無辜之人。胥吏惟利是圖，明知受牽連的人未必都有聯系，便借勢勒索，以肥自己。倘若是平常百姓之家，一經與官訟有染，即使平反昭雪，家產也已傾盡。凡國家設立的大小官員，均各有專職，而能親民、愛民的官職，皆在于州縣，中央和省府的官員只是聽取下面的反映。數年以來，中央政府已開上控之端，于是刁民得逞，督府兩司又畏其有內控之舉，不得不遇案親提。本所控告不過一人，而牽連者常至數十人。農民廢耕，商人廢業，中道奔波，受胥吏折磨，甚至被折磨致死。雖然處原告之人以極刑，可是那些被誣告的人，又怎樣得到補償呢?一案未結，又一案相連者相繼而至。若馬上定案，則承問之官必用刑，百姓不勝其苦，只能屈招，蒙冤之人更多了。如此下去，怎么得了?”姚文田提出了自己對養民的看法： “臣以為，事案俞多，紛擾愈眾，刁民易逞其謀，而良民徒增苦累。應該令各省大小官員，凡遇可以早結之案，酌情處理，即時速結，勿多株連。官民上下相愛，則暴亂不作，休和可致。所謂養民之政，不能有外于農桑本務。以江南為例。江南土地面積很小，無法與中原相比，賦稅卻比北方重，而京畿一帶的給養皆出自江南，是因為人盡力。兗州以北，古稱沃野之地，河南一省歷代稱為富庶之地，而百姓辛勤播種之后，一無設施，只有等待上天恩澤，水至則田畝皆淹，水去田地又干涸。久之，地成曠土，人盡惰民，怎能不窮困而為盜賊?不懂久長之計之人，以為此說過于嚴重。不想每遇歉收就要緩征賦稅，重者還需要發糧賑恤。假如把這些累加起來，需耗費多少資財?假若早些認識到，何至于此?臣見歷來州縣保薦，必首列勸課農桑，其實盡屬虛談，從不過問。又有官員謊報糧價，虛報收成，相習成風。應該痛斥這些積習，極圖裕民，則數年之后，田野皆辟，水旱有資。總之，民之犯刑，由于不懂規矩，其不懂規矩，又源于缺乏衣食，的確如此。因而，養民為首務。”

姚文田的這篇關于養民的奏章，深深打動了嘉慶帝。嘉慶帝從乾隆手中接過的不再是康、乾時期的盛世，而是百病皆出。日益走下坡路的亂攤子。嘉慶帝在位期間，社會矛盾日益激化，官僚統治機構日益腐朽，吏治陷入腐敗的泥淖，大小官僚結黨營私，互相傾軋，貪污腐化，賄賂公行。土地兼并嚴重，廣大的貧苦百姓多是沒有立錐之地。對于百姓的苦難處境，嘉慶帝是有所了解的，官逼民反的現實更使他心有余悸，連連發生的農民起義攪得他日夜不安，對他來說，緩和尖銳的社會矛盾，安定百姓的生計，已是刻不容緩。嘉慶帝正苦于無法改變這種日益困敗的局面，姚文田的力勸重農桑以養民的奏章使他好像看到了中興的希望，立刻下詔給各省，以勸課農桑為急，速清訟獄，嚴正誣枉。諭曰： “姚文田奏請急農桑、緩刑獄一折很有道理。國家政在養民，農桑者為天下之根本。我曾親耕，皇后也親織，為天下人做表率。民生之所急，一天不食則饑，終年不制衣則寒。布帛菽粟，事關重大，國家定例考核官吏，首先看勸課農桑。古之物土耕9余歲有豐歉，百姓無凍餒者。現在，土地肥沃，多以蒔芋，倉廩所儲，還兼以釀酒，地利未盡，是由于禁令松弛了。地方偶遇偏災，雖力賑撫恤，百姓仍免不了饑寒。因此，各省督府及州縣，務知朝廷重農貴粟之意，以勸課農桑為急。凡境內土質肥沃的，均令種植嘉谷，地產增多，衣食足而知廉恥，富教之政，莫過于此。這樣，便可以除莠而安良。如果訟獄繁多，株連者眾，就會妨礙農業生產。所以，行刑官吏，遇有應審之案，務必斷清，不要拖累無辜之人，以恤民生，以厚民俗。”嘉慶帝雖然頒發了上諭，但執行的很少，各地官吏仍然對百姓敲詐勒索，社會矛盾日益激化。

由于姚文田提出的愛民養民的建議正中嘉慶帝之意，因而受到皇帝的贊許，嘉慶十九年閏二月，升遷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五月，任庶吉士教習，專教那些文學、書法優秀的新進士。嘉慶二十年，任兵部右侍郎。嘉慶二十一年，調任禮部右侍郎，后又調為戶部右侍郎。嘉慶二十二年三月，充會試副考官，不久又轉為左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同年七月，姚文田由于違例保舉了不勝外任的錢學彬，被下到吏部議處，降二級留任。嘉慶二十三年三月，姚文田與定親王恩等被派往盛京(今沈陽)，恭送玉牒，并行大禮。九月，頒布了他在任禮部侍郎時就擬好的《科場條例》。由于姚文田書法很好，嘉慶帝命他刻載乾隆皇帝的廟號“高宗法開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欽明孝慈神至純皇帝”。不料，一向謹慎行事的姚文田出了差錯，刊刻有誤。下部議處，吏部議處的結果是降四級調任，嘉慶帝認為姚文田在宮內行走謹慎，一直未出過錯，于是加恩改“調任”為“留任”。嘉慶二十四年四月，充任殿試“讀卷官”。九月，提督江蘇學政。

就在姚文田在江蘇任職其間， 嘉慶帝于嘉慶二十五年(1820)離開了人世，其次子寧(后改旻寧)即位，即道光帝。道光時期，貌似昌盛的大清帝國，已是江河日下。此時，清王朝內部面臨亟待解決的兩大難題，一是吏治敗壞，二是財政困難。由于長期以來的政治腐敗，各級大小官吏損公肥私，加上鎮壓人民起義花去大量錢糧，致使清王朝財政陷入困境，國庫空虛年甚一年，康乾之際的盛世一去不復返了。正當清王朝國勢日衰，政治、經濟、軍事朽敗之時，西方以英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卻翻開歷史新的一頁。英、法等資本主義國家先后完成了工業革命，正積極向東方拓展勢力，清王朝統治下的幅員遼闊、資源豐富的文明古國，自然是西方殖民者的目標。擺在道光帝面前的不僅有內憂，還有外患。而他這個躬親秉政、勤勉國事，意在做個賢明有為之君的新皇帝，首先要解決的就是填補國庫虧空，保障關系國計民生的財政問題。

道光元年(1821)，為解決財政問題，道光帝令大臣們商議。這時，江浙督撫孫玉庭等議禁漕務浮收，明定八折，實許加二。清代，每年需征調南方各省糧食400萬石，經貫通南北的大運河運往京師。為北運所征糧食，稱為“漕糧”; 漕糧由水路北運，稱為“漕運”。漕運需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同時損失、耗費糧食頗大，因而，除征正額外，還預征途中損耗及各種費用，謂之“浮收”。負責承辦漕運的官員任意立各種名目，橫征暴斂，每征漕糧一石，百姓往往實繳二石五斗。江南許多地區不堪負擔如此之重，拖欠漕糧現象時有發生。后來，又向百姓征“折耗，就是借口糧食存放過久，有“鼠耗”、“雀耗”等，故加收折耗糧，每石正糧加收折耗高達二斗五升之多。許多百姓被逼抗糧，征收漕糧之難成了清政府的一大難題。姚文田向道光帝進言： “現在，東南大務有二： 一為河，二為漕。漕務之法行之已久，弊端滋生，東南財賦甲于天下，尤以江蘇蘇州、松江，浙江嘉興、湖州為最。乾隆三十年以前，并無所謂浮收之事，官民皆裕。其后諸弊漸生，浮收出現，不久又有折扣之舉，開始每石不過折耗數升，后來出現5折、6折，百姓終日勤勞，所獲不足以養家，因而不能不與官吏相抗。”姚文田向道光帝陳述所聞： “臣去年至蘇，聽說金壇、吳江等縣已釀成事端，可是那些百姓都是良民而非莠民，只是他們不能向上面反映實情。各州縣也有不得不浮收的，因為州縣官署支領經費實不夠用，無論大小公事，都需出錢料理，只能浮收，故而，他們甘受民怨。當然，也有許多人借浮收之機肥了自己。州縣受用苛捐重稅剝削百姓之名，實際受益者是那些運丁們，所以一提及運丁，沒有不痛恨的。然而，他們中也有許多人不得已為之。運船終年行走，日用消費比平常百姓之家倍增。從前運道深通，督漕大臣們只求重運，能如期抵通州，并不檢查貨物。運丁們開船時帶上許多南方物品，到通州售賣; 回去時再帶些北方產品，沿途銷售。乾隆五十年以后，黃河屢經倒灌，使運河受害，漕臣們考慮到船重則難行，不得不嚴禁多帶貨物。從前商力充裕，運漕糧的船空回路過淮河時，往往私載許多鹽，而漕臣們認為每年不過一次，也就不搜查了。近因商力亦絀，嚴令盤查，運丁們的收入已盡，加上運道又淺，反而增添許多撥淺費用，這些費用不從州縣出又能從哪里出呢?運丁們又不能向上反映實情。數年前，因津貼日增，定例每只船準給銀300兩，然而運丁們實不夠用，重船則不能開。重船遲久不開，是州縣的責任，上級要怪罪下級，無奈，州縣只能私自增給銀兩以開重船，所謂300兩，實際是虛名。現在因為浮收過甚，嚴令收漕不得過8折，然而州縣入不敷出，只能再折，所謂8折，仍然是虛名。”姚文田在分析了州縣加征浮收的原因后指出，如果明令8折，實際不止8折。他最后說出了危害： “既然8折仍為虛名，則百姓必然抗官，而抗官者又必以法辦。由此，事端滋生，都是出于民心不服。如果將這些百姓都以法論處，則既困浮收，又陷法網，人心恐怕更不平; 如若姑息隱忍，則開百姓犯上之風，將導致無法收漕。因而，這關系到紀綱法度，實在重要。”

姚文田的這個奏折奏入后，道光帝予以重視，命軍機大臣會同戶部議奏，議奏后呈給皇上。在廷諸臣多認為姚文田說的有道理，切中時弊。道光帝頒發上諭，禁浮收，裁革運丁陋規，嚴禁運丁勒索州縣。8折之議遂止。

道光二年，姚文田在江蘇任滿回京。道光帝認為戶部堂官在內廷行走者較多，命姚文田回署辦事，不必在南書房行走。道光三年，充經筵講官。道光四年七月，擢左都御史。十二月，道光帝特賜姚文田紫禁城騎馬。道光五年，充順天鄉試副考官。道光六年，署工部尚書。道光七年，擢為禮部尚書。十一月，病死在任上。道光帝聞訊，痛失良臣，頒行上諭，以示哀，諭曰： “姚文田于嘉慶年間，由修撰洊陟卿班，入值南書房，晉階卿貳。朕御極后，擢任左都御史。本年復授禮部尚書。久值內廷，歷司部務，清勤敬慎，克盡職守。方期益資委任，乃遘疾數日，既而奄逝，聞之殊堪軫惜。著照尚書例賜恤。任內所有處分，悉予開復。應得恤典，該部察例具奏。”不久賜祭葬，謚“文僖”。

姚文田對自己要求嚴格，幾次提督學政，革除陋例，斥偽禮，選拔真才。姚文田一生謹慎行事，不為激亢之行，平易近人，受人尊敬。姚文田學問頗深，嘉、道兩朝許多廷臣悉心向他求教。姚文田在考據學方面頗有成就，深受考據學派吳派的影響，尊崇、信守漢儒的說經，同時繼承了皖派戴震“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的態度從事考據。史載，他推崇宋儒之學，而尤究心漢學，著有《易原》、《春秋月日表》、《說文聲系》、《說文考異》、《邃雅堂文集》。

姚文田不僅博綜群籍，還兼懂天文占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