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國學·富國學的形成——戰國中后期·儒家荀子的富國論

荀子以儒家省役薄斂、富民養民、藏富于民的思想為本，吸收了管仲“相地而衰征”的思想，墨家強力非命，強本節用的觀點，兼采商鞅聚粟多眾，發展生產的主張，孟子恒產論和分工論，構造了他的富國理論體系。荀子的《富國》這一名篇，是富國學在這一時期的代表作，在中國經濟思想發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荀子的富國思想比較集中地體現在《富國》中，在《王制》、《王霸》等篇文中也有一些重要的觀點。

欲望論是荀子富國論的出發點。他說：“欲惡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則必爭矣”(《荀子·富國》，下引只注篇名)。“欲多而物寡”即稀缺的資源同人類無限的欲求的矛盾是荀子提出的人類社會經濟生活所面臨的一個永恒的矛盾。圍繞這對矛盾的解決，荀子從兩方面展開論述。指出一方面靠發展經濟，增加產出，節制消費，增加儲蓄;另一方面，從制度上解決“明分”問題，建立起一套區分尊卑貴賤的封建等級制度，使人們按等級名分來“足欲”。

荀子正確地認識到解決“欲多物寡”這對矛盾最根本的要靠發展生產，增加產品的供給。他的富國論的總綱是“強本節用”，“開源節流”。他說：“強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 ( 《天論》)，“務本節用財無極”(《成相》)，“務本事，積財物……則國家案自富矣”(《王制》)。這種思想最為完整的一段表述是：“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窌資倉廩者財之末也;百姓時和，事業得敘者貨之源也，等賦府庫者貨之流也。故明主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而時斟酌焉”(《富國》)。這一財富的本末源流的分析，深刻地闡明了生產決定分配，經濟決定財政的原理，至今仍有科學意義。“強本”就是要努力發展農業生產，增加供給;節用屬國家的財政支出，節制消費性支出以增加儲蓄。兩方面結合好才能富國。從荀子的分析表明，他的財富觀仍然是重農主義的，只限于粟米布帛一類耕織產品。

對于土地和勞動兩大要素，他指出：“無土則人不安居”(《致士》)，主張“農分田而耕”(《王霸》)，解決農民無地可耕的問題。重視土地的開辟，多次提出了“辟田野”的問題。他重視發揮生產者的積極性，主張使“耕者樂其田”(《富國》)。指出發揮了生產者的積極性就能成倍提高土地產出率：“是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則畝數盆，一歲而再獲之” (同上)。荀子提出了 “用國者，得百姓之力者富” (同上)這一深刻見解。重視對人力資本投資：“立大學，設庠序，修六禮，明七教，所以道之也”(《大略》)。自孔子提出“教之”的問題以后，這一直為儒家所重視。

荀子還探討了影響農業生產力的其他因素。他重視根據土地類別種植作物的問題：“相高下，視肥磽，序五種(注：五種指黍稷豆麥麻)”(《王制》);重視興修水利：“修堤梁，通溝澮，行水潦，以時決塞，歲雖兇敗水旱，使民有所耘艾”(同上);講求農業生產技術，重視施肥和精耕細作： “多糞肥田”，“田肥以易，則出實百倍”，“田瘠以穢，則出實不半”(《富國》)，并將“田穢稼惡”，“楛耕傷稼，楛耘失歲”等粗惡的耕作稱為 “人襖”，“人襖則可畏也”(《天論》);肯定時間因素在農事活動中起著重要作用： “養長時，則六畜育; 殺生時，則草木殖”(同上)，“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谷不絕，而百姓有余食也”(《王制》)。以上是荀子 “強本”論的主要內容。

“無制數度量則國貧”(《富國》)是荀子節用論的理論根據，而他的節用的總原則是“節用以禮”(同上)，也就是使不同等級身份的人群的消費水平同其身份地位相適應，“使群臣百姓皆以制度行，則財物積，國家案自富矣”(《王制》)。這顯然不同于墨子 “儉而難遵” 的節用。

荀子重視富民，他將早期儒家“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的命題發展為“上下俱富”這一富國富民統一的思想。這包括以下內容：(1)人民的貧富直接關系到國家的貧富：“下貧則上貧，下富則上富，……上下俱富”(《富國》) (2) 民富利于發展生產： “民富則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則出實百倍，上以法取焉……有富厚丘山之積矣”;“民貧則田瘠以穢，田瘠以穢則出實不半，上雖好取侵奪，猶將寡獲也……有空虛貧乏之實矣”。這把富民問題提到培植和發展生產力的高度來認識。(3)反對不重視發展生產，橫征暴斂的短期行為，指出這是“伐其本，竭其源”(《富國》)的做法，終將導致“求富而喪其國”(同上)的嚴重后果。(4)以輕稅薄斂等富民措施扶持鼓勵個體小農經濟發展，說：“不富無以養民情，……故家五畝宅，百畝田，務其業而勿奪其時，所以富之也” (《大略》); 主張實行“養萬民”的稅法： “田野什一，關市譏而不征，山林澤梁以時禁發而不稅，相地而衰政(征)” ( 《王制》)。

荀子把禁末作為富國的必要手段，說：“知務本禁末之為多材(財)也”(《君道》)，主張“省工賈，眾農夫”(同上)。他的禁末論的本意，是“工商眾則國貧”(《富國》)，即反對從事工商業的人口太多，而不是反對工商業本身，這與商鞅禁末不同，而與《管子》相近。在古代社會農業勞動生產率低下的情況，把從事工商業的人數控制在合理限度內是完全正確的，確實是富國的一個必要條件。在這個限度內，荀子充分肯定了工商業在社會經濟中的作用，指出商賈的作用是使“貨財通，而國求給”，百工的作用是使“器用巧便而財不匱”(《王霸》)。荀子對于商品流通的社會經濟效益有深刻的理解： “農夫不斫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賈不耕田而足菽粟”，使社會財富“盡其美，致其用，上以飾賢良，下以養百姓”，說：“通流財物粟米無有滯留，使相歸一也，四海之內若一家”(同上)。他關于富國和務本禁末關系的一段較完整的論述是：“輕田野之稅，平關市之征，省商賈之數，罕興力役，無奪農時，如是則國富矣”(《富國》)。這里“輕田野之稅……罕興力役，無奪農時”是他的務本論，而“省商賈之數”則是他的抑末論，而在這抑末論的前面又提出了“平關市之征”這一保護工商業的儒家傳統觀點，這說明荀子認識到適度的工商業的發展也是富國的必要條件之一。

荀子的富國論不僅充分考慮到影響經濟增長的經濟因素，而且考慮到制度等非經濟因素，這是荀子富國論的突出之處。這就涉及荀子富國論的第二個大的方面，建立一套區別尊卑貴賤的等級制度和富國的關系。荀子認為，人都有欲望，這是與生俱來的本性，“欲不可去，性之具也”(《正名》)，如果放縱人的這種欲望，這會導致爭亂和貧窮，“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于爭奪”(《性惡》)“爭則亂，亂則窮矣”(《富國》)。但荀子認為“欲雖不可去，求可節也(《正名》)。他提出士農工商的分工分職論，即建立一套封建等級制度，明確規定不同社會等級的職責和權益，對于統治者要求“德必稱位，位必稱祿，祿必稱用”;對于眾庶百姓則“事出必利，利足以生民”。各色人等都按各自的等級身分來足欲：“雖為天子，欲雖不可盡，可以近盡”，“雖為守門，欲雖不可去，求可節也”(《正名》)。如此就能做到“萬物得宜，事變得應，上得天時，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則財貨渾渾如泉源，汸汸如河海，暴暴如丘山，不時焚燒，無所藏之，夫天下何患乎不足也”(《富國》)，使“欲多物寡”的問題得到解決，也是荀子富國理論體系的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