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國學·富國學的嬗變與轉型——清代·以陳熾 《續富國策》為代表的資產階級改良派的富國思想

鴉片戰爭以后，西方列強打開了中國的大門，古老的帝國被迫向西方開放。隨著西學東漸，延續達兩千多年的富國學在歐風美雨的侵蝕、影響下，發生了一種基本的轉型，即向西方學習，吸收西方經濟學來豐富自己，探求新的富國裕民強兵之術。形成了以陳熾的《續富國策》為代表的資產階級改良派的富國思想，構成富國學發展的最后一個階段。下面以《續富國策》為主，結合鄭觀應、薛福成等人的富國思想加以綜述。

陳熾《續富國策》一書并非是續李覯的 《富國策》，而是續的亞當·斯密《國富論》。《富國策》是《國富論》一書被英國傳教士介紹到中國來時所用的書名。陳熾在《續富國策·自敘》中說：英國“有賢士某，著《富國策》，極論通商之理，謂商務裒多益寡，非通不興”，英“商務之盛，遂冠全球”。陳熾說自己這部書是“為救中國貧弱而作”，名以《續富國策》，是希望中國能“他日富甲環嬴，踵英而起”。但實際上陳熾的《續富國策》主要是一部發展生產力的著作，這同《國富論》不完全相同。這也說明陳熾所追求的目標乃是全面振興經濟，擴大國民財富總量，是廣義的富國論。

陳熾對義利關系給予了新的解釋。他說“義”就是肯定個人追求私利的正當性與合理性，承認人人自由追求財利的權利，這就是“義”。所以“義”是一種“公利”，公利同私利并不是對立的而是統一的。他說： “惟有利而后能知義，亦惟有義而后可以獲利”(《續富國策·分建學堂說》，以下凡引自本書，只注篇名)。這是說承認個人追求私利的合理性，最終在客觀上能促進整個社會的總福利。薛福成把這層含義說得更為顯豁：“人人各遂其私，人人之私利既獲，而通國之公利寓焉” (《出使日記續刻》卷四)。這顯然是受了斯密自利說的影響而產生的認識。陳熾揭露和批判了頑固派“口不言利”實則極力罔利的虛偽性，指出他們打出貴義賤利的旗號乃是為反對發展資本主義生產，“吾慮天下口不言利者，其好利有甚于人也;且別有罔利之方，而舉世所不及覺也”。他說：“古圣人蓋日日言利以公諸天下之人，而決不避言利之名”(《攻金之工說》)。這實際上是在為發展資本主義商品貨幣經濟作思想意識形態上的辯護。

《續富國策》全書貫穿著在國民經濟各主要部門發展資本主義生產的精神。陳熾正確地闡明了向西方國家開放學習與維護民族利益的關系。他說：“西法之善者可行也，西人之狡者可畏也。”他譏諷“因惡西人而摒西法” 的頑固派為 “坐井觀天，終至坐困”，但又斥借口學習西方把中國之利權拱手讓于洋人的投降派“開門揖盜，受制于人”。他認為正確的做法應該是既要在各經濟部門“兼采西法”，而在涉及主權的工作中“專用華人”，“惟兼西法而后古今之變局不能撓; 惟用華人，而后中國之利權不為奪”(《庸書·西法》)。

堅持生產決定分配和流通，突出發展社會生產力的重要性是陳熾富國論的一個突出特點。他說：“昔者吾友嘗言之矣，曰：‘三代后之言財用者，皆移之耳，或奪之耳，未有能生之者?！羯斨溃瑒t必地上本無是物，人間本無是財，而今忽有之”(《自敘》)。分配和流通領域都只能實現財富的轉移，只有生產領域才能實現財富的創造。從陳熾對生財所作的定義式的表述可以看到，他所指的能生財的部門已不限于荀子所說的“田野縣鄙”即農業生產，而是囊括了所有生產性的活動。

陳熾比較深入地分析了國民經濟中農、礦、工、商這四大部門之間的相互關系，并對各個部門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如何在這些部門發展資本主義生產的問題進行較為全面的探討。對國民經濟進行這樣綜合而具體的分析，在他之前尚未有過。陳熾對這四大部門相互關系的總的認識是：“商之本在農”，“商之源在礦”，“商之體用在工”(《創立商部說》)。這里主要說的是農、礦、工等部門的發展是商業發展的基礎，生產決定流通。在這個前提下，陳熾又充分肯定商業在富國中的作用，肯定了流通對生產的反作用。他早年曾有 “泰西以商立國”(《庸書內篇》)之說，后感覺有片面性，又提出“工商二事實泰西立國之本原”(《庸書外篇》這一比較全面正確的說法。這是非近代不能出現的認識。

陳熾對于農業在富國中的重要地位是充分肯定的，他指出： “農政之所關，又在各務中為至重”。(《講求農學說》)“商之本在農，農事興，則百物蕃而利源可浚也”。農業的興旺發達可以生產百物，這里已不限于傳統的粟米布帛畜產等，而應包括了種類繁多的輕工業原料，正因此，陳熾認為農事興就為國家開通了利源。他動員和建議那些“擁田數千畝數萬畝”的大地主，仿照英國大農場主的經營方式，采用雇傭勞動，“考求培壅收獲新法，購買機器，俾用力少而見功多”; 動員那些擁田數十畝的中小地主，“則宜仿法國之法”，實行一系列集約化經營措施，實行小農場經營 (見 《講求農學說》)。

礦業是商之源。“礦務開，則五金旺，而財用可豐也”。五金指鐵、金、銀、銅和鋁錫汞等雜金。他說鐵“其用至廣至神”。金銀可用于鑄造貨幣，“伐山開礦，就地鑄錢，免西人壟斷之虞，有四海流通之利，商務日振，工藝日興”(《庸書·圜法》)，是說開礦鑄錢，可為商業提供資本，故曰“財用可豐”。

工業受到陳熾格外重視是不奇怪的，他認為西方各國的強大就在于工業發達?！肮ふ?，商之本也，生人利用之源也”(《庸書外篇·考工》)?！吧讨w用在工，工藝盛，則萬貨殷闐(盛)，而轉運流通可周行四海也”(《創立商部說》)。商之體在工，是說振興商務的前提是發展工業，工業越發展，各種工業品就越多，“萬貨殷闐”，商業才能越興旺。但商業發展又會反過來促進工業的發展，擴大市場，使萬貨轉運流通，周行四海，為工業生產提供刺激，這就是說商業是工之用，也就是商之用在工。鄭觀應也說過：“有商無工，……徒棄己利以資彼用而已?！?(《盛世危言· 商戰》) 薛福成認為 “非工不足以開商之源”(《籌洋芻議·商政》)?！肮嵕由讨取?《庸庵海外文編》，說： “中國果欲發憤自強則振百工以預民用，其要端矣”(同上)。都能堅持著生產決定流通的正確命題，而且顯示著近代社會中工業地位日益上升，日顯重要的特征。

陳熾提倡用資本主義方法發展工業，主要有以下兩點：(1)發展機器制造業，采用機器生產。他說發展機器制造業是發展中國工業的關鍵：“中國開辟利源關鍵，振興工業之權輿”，“中國不能制機，中國之工商即永不能力爭先著也”(《制機之工說》)。這種思想幾乎是當時先進的人們的一種共識。如鄭觀應也認為：“制造之法，以機器為先”，主張“設專廠制造機器”(《盛世危言三編》)。(2)興辦工廠。陳熾說：“天下窮民謀食之路，惟機器工作廠為最豐，亦惟機器工作廠為最力?！?(《工藝養民說》) 他動員“富人出資立廠”，說這是行“天下之功德”(同上)。薛福成也主張“勸商民購機設廠”，說這是“養我貧民”，“擴大生計”(《庸庵海外文編》)。此外，他還提出發展工商業以公司這種組織形式最佳，甚至說：“公司不舉，則工商業無一能振。工商業不振，則中國終不可以富，不可以強?！?(同上)

關于商業的地位和作用，陳熾從財富的移和奪不同于財富的生產的正確命題出發，認為商業只起流通萬貨的作用。但他認為這并不等于商業不重要，相反，他高度評價商業的地位和作用：“制國用者必出于商，而商務之盛衰，必系國家之輕重，雖百世可知也”(《庸書外篇》)，他說：“國用出于關稅，關稅出于商人，無商是無稅也，無稅是無國也”(《創立商部說》)。他說當時“中國之商力衰矣，中國之商情屈矣”，其原因是“中國積習相沿，好持崇本抑末之說”。他說：“泰西各國皆設商部，另有商律，專主護商。”他建議中國仿照西方國家 “立專官”，“定專律”，說：“不立專官，定專律，則商情終抑，而商務必不能興。”(均見《創立商部說》)鄭觀應認為：“欲制西人以自強，莫如振興商務”，他批評清政府“但有困商之虐政，并無護商之良法”(《盛世危言·商務》)。提出：“薄稅斂，保商務，使物暢其流”(《盛世危言·自序》)。他們都提出了建立發展商品市場經濟的政治保證和法制體系這一重大問題。

陳熾還主張積極發展對外貿易，認為這也是富國的重要途徑之一。他正確地認識到對外貿易從根本上說只是財富的轉移，并不能創造財富，是“移奪外國之財以歸中國者”(《自敘》)。他提出：“振興商務，開拓利源，出土地之所藏，以與之征逐互市”(《庸書·自敘》)，“農也，礦也，工也，商也，皆取我地上地下本有之物，制之售之，以收外泄之利源，而還之中國者也。”(《分建學堂說》)，即積極發展對外貿易，與西方國家競爭。他說，這樣“既為薄海塞一分漏后卮”，“為外國減一分利權”(《自敘》)。從比較成本學說來說，一個國家在對外貿易中可用本國勞動成本相對低的產品從國外換回在本國生產要花費較高成本的產品，從而在不增加勞動總量的情況下使商品使用價值總量增加，因此陳熾的說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問題是當時在對外貿易中，中國處于不平等的劣勢地位，實際上遭受著雙重的利益流失，一方面中國出口的農礦等初級產品的國際價格大大低于其價值，而進口的西方國家工業品的價格又大大高于其價值，這就是至今也未解決的國際貿易體系中初級產品同制成品的不等價交換問題。陳熾看到了這一事實，他說中國出口品為“生貨”，“取值至賤，獲利至微”，外口進口品為“熟貨”，“一物之值，貴至萬千”(《器用之工說》)。又說：“外洋入口之貨，皆工作所成;中國出口之貨，皆土地所產，工拙相越，貴賤相懸，而中國之金銀山崩川竭矣?！?(《庸書外篇》)陳熾認為，要消除這種不平等的關系，唯一現實的選擇是發展中國的機器大工業，這應該說是很有遠見的。

陳熾的富國論中還包含有重視科學技術的觀點，這也是鄭觀應、薛福成的觀點。陳熾認識到發展工農業生產必須講求科學技術。他提出：“宜薈萃中外農書，博采旁稽，詳加論說……括以歌辭，征以事實，頒以鄉塾以教童蒙……家人婦子，力穡勸功”(《庸書·農政》)。鄭觀應也說：“商務之盛衰，不僅關物產之多寡，必視工藝之巧拙”(《盛世危言·商戰》)。薛福成稱： “中國欲振興商務，必先講求工藝”(《出使日記續刻》卷五)。基于這種認識，鄭觀應提出了“興學校，廣書院，重技藝，別考課，使人盡其才”(《盛世危言·自序》)的建議，這已是很明確的人力資本投資的概念了。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以陳熾為代表的資產階級改良派的富國思想和歷史上的富國思想雖然都以追求富國裕民為目標，但二者觀察和思考問題的角度卻是大異其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