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學·樂教與詩教

上古時代，詩歌、音樂、舞蹈三位一體，密不可分。原始人伴隨著勞動的節奏而創造出音樂歌舞，因音樂歌舞而出現歌詞，這就是“詩”。古代巫術的祭神儀式中，也需要詩、樂、舞三者密切配合進行。《呂氏春秋·古樂篇》記載的“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頓足)以歌八闋”，就是原始民族的音樂歌舞。偽 《古文尚書·舜典》記載：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這段話的大意是說，舜帝命夔掌管音樂，教育貴族子弟。詩是表達思想感情的，歌是唱出來的語言，五聲是依據唱的語調來譜寫，六律使曲譜的樂音和諧。八類樂器能夠音響協調，不要互相混亂次序，人和神在和諧中達到交流。于是夔說：“啊!我敲擊石磬，使得各種野獸相率而舞。”這是著名的有關詩歌的最早記載，也許還是“樂教”與“詩教”的最早記載。當時詩就是歌詞，歌就是歌曲，詩、歌、樂、舞一體，密不可分，并以此來進行教育。

周代以降，詩、歌、樂、舞中的巫祝神話成分逐漸消減，但四者的關系仍然十分緊密。據《周禮·春官·大司樂》，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成均”是上古大學名稱，這里指周代四學之一的學習禮樂的學校。學生通過學習相傳為黃帝以來歷代王者創編的“樂”即音樂舞蹈作品，接受“樂德”、“樂語”、“樂舞”的教育，培養忠誠、溫和、恭敬、規范、孝順、友愛的道德情操，學會比興、引導、諷諭、朗誦、陳述、議論的語言方法，練習傳統王者樂舞，從而體會 “樂” 的功用，“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這就是“樂教”，其目的是培養教育貴族接班人的道德情操、言行規范的品質素養。所以《禮記·樂記》說：“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樂器從之。”從原理上闡明樂的創作、教化與構成，指出樂的歌詞、歌曲、舞蹈和音樂都是發自內心的思想感情，所以能夠打動人們的情感，陶冶人們的心靈，從而廣為傳播，成其教化。而其中的“詩”，就是歌詞，表達王者的志向，說明樂的思想內涵，以為準則，導向規范。

上古至西周，詩附于樂，學在官府，因而教詩是樂官太師的職責之一，“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為之本，以六律為之音”(《周禮·春官·太師》)。當時沒有獨立的“詩教”，也不設詩官。大約在春秋時代，由于社會的劇烈動蕩，以及詩、樂本身的發展，“禮壞樂崩”，詩與樂逐漸分離傳播。傳統的樂仍然保存在官。《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記載吳公子季札聘于魯，請觀周樂，魯國樂工為之歌《風》、《雅》、《頌》，季札逐一對其音樂特點和政教內容作了評論，嘆為觀止。但可見如此規模的隆重演奏已成為難得的觀摩，不再適應文化教育的時代需要。于是便利教學的《詩》，即可供弦歌的歌詞文本，也就隨著私學的興起而倡為詩教了。

孔子是私人講學的第一人，也是倡導詩教的儒家宗師。此時王官失守，學術下移，孔子本著“有教無類”的原則教導學生，廣收門徒，《詩》就是他的教材之一，《論語》 中曾多次述及。如 《論語·泰伯》中說：“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就是從《詩》入手，引導學生知禮識樂。《禮記·經解》記載孔子關于六經教育的言論，其中說：

入其國，其教可知也。……溫柔敦厚，《詩》教也; ……廣博易良，樂教也。

唐代孔穎達等在《禮記正義》中解釋說：“《詩》為樂章，詩、樂是一，而教別者：若以聲音干戚(指樂舞)以教人，是樂教也;若以《詩》辭美諷諭以教人，是《詩》教也。……故《孔子閑居》云： ‘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 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是也。”說明樂教與詩教的既分別而又一致的觀點，大體上符合孔子的思想。

詩教來自樂教，獨立于樂教，大約在戰國時代，導致詩即歌詞與歌即歌曲的詩歌理論觀念的形成。傳為子夏所作的《毛詩序》云：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于聲，聲成文謂之音。

這是從“詩”出發來闡釋的，但這里的“詩”的實際涵義，仍是弦歌的歌詞，并非純語言藝術的詩。因而雖然首先指出語言的詩與內心思想的關系，卻接著從歌舞的結構來說明內心感情與語言、聲調、歌曲以及舞蹈的表達進程。然后還從音樂角度說明感情與自然聲及樂音的關系。這樣，“詩”與“歌”既有區別、又合為一體的“詩歌”觀念，得到理論的闡述，而以樂為主體的歌詞也就發展為脫離樂的可供弦歌的詩。這是從戰國到漢代普遍的詩歌觀念。所以《史記·孔子世家》說“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 《韶》《武》《雅》《頌》之音”，東漢鄭玄 《六藝論》也說“詩者，弦歌諷誦之聲也”。《詩經》不僅是詩教的經典教材，而且逐漸成為獨立的歌詞文本，脫離了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