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子兵學·孫子兵學研究述略·中國古代對孫子兵學的研究

中國古代對《孫子兵法》的研究，可以分為戰國秦漢階段，唐宋階段，明清階段。

1.廣泛傳播和系統整理《孫子兵法》的戰國秦漢階段

戰國時代，《孫子兵法》就已廣泛流傳。《韓非子·五蠹》說：今“境內皆言兵，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史記·孫子吳起列傳》也說：“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歷史資料表明：在戰國時期成書的著名兵書《尉繚子》、《孫臏兵法》等都在不同程度上沿襲《孫子》的理論，甚至直接引用《孫子》 的文字。

其后，在西漢時期兵學典籍經歷了三次編訂，據《漢書·藝文志·兵書略》記載：

(1)“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所用，定著三十五家。”

(2)“諸呂用事而盜取之，武帝時，軍政楊仆捃摭遺逸，紀奏兵錄，猶未能備。”

(3) “至于孝成，命任宏論次兵書為四種。”

我們今天看到的傳世的《孫子》，其書名、篇名、篇次當為任宏、劉向排定無疑，此即 《漢書·藝文志》所著錄的《吳孫子兵法》。《漢書·藝文志》源于劉歆的《七略》，而《七略》又是劉歆承其父劉向的《別錄》而來，這一線索使我們清楚地了解到西漢時期對《孫子》所做的重要工作。

東漢時期，《孫子》的傳播和影響仍不遜于西漢，在《后漢書》的《馮異傳》、《楊賜傳》、《皇甫嵩傳》、《袁紹傳》以及王充的《論衡》、王符的《潛夫論》等文獻中都可以看到大量征引《孫子》的記載。特別是東漢末年曹操對《孫子》的傳承發展更是有著不可磨滅的貢獻。《三國志·魏志·武帝紀》裴松之注引《魏書》曰：“太祖自統御海內，芟夷群丑，其行軍用師，大較依孫吳之法，而因事設奇，譎敵制勝，變化如神。”他還曾著有兵書多種，注釋古兵書多種，見于《補三國藝文志》的就有：《魏武帝太公陰謀解三卷》、《兵法接要十卷》、《兵法接要三卷》、《續孫子兵法三卷》、《兵法一卷》、《孫子注一卷》、《司馬法注》等，遺憾的是這些兵書大部分已失傳，唯有《孫子注》保留在《十一家注孫子》之中，流傳至今。曹操是第一個對《孫子》進行注解的人，為后代注解《孫子》開了先河，唐宋以后注家蜂起，不能說與曹操無關。注解之風的興起，也為《孫子》在后世各代的流傳創造了條件。

2.全面闡發和高度重視《孫子兵法》的唐宋階段

《唐太宗李衛公問對》一書，標志著對《孫子兵法》的若干軍事命題進入全面分析的階段，從而為宋代孫子兵學的發展提供了條件。于汝波《宋代孫子學論述》認為仁宗中期以前，是孫子學發展的蕭條時期。這一時期有關《孫子》研究的成果極少。仁宗中期至神宗期，為孫子學的復興時期。康定元年(1040年)，仁宗命修大型軍事專著《武經總要》，慶歷三年(1043年)建立武學，社會上對兵書的研究也漸趨熱烈。《郡齋讀書志》說：“元昊即叛，邊將數敗，朝廷頗訪知兵者，士大夫人人言兵矣。故本朝注解孫武書者，大抵皆當時人也。”(《王皙注孫子三卷》)可知孫子研究在這一時期已相當興盛。至神宗時，詔令司業朱服、武學博士何去非校定《孫子》等七書，以官方名義頒行，號“武經七書”，同時，重辦武學; 以“七書”試士。“七書”在一定意義上說取得了與儒家經典同等重要的地位，而《孫子》實際居“武經”之首。這使《孫子》研究更趨興旺。可能在此時或更早，《孫子》被譯成西夏文。現存西夏文《孫子》殘本據說為曹操、李筌、杜牧三家注本(王民信《西夏文孫子兵法》，臺灣《書目季刊》第15卷第2期)。這是迄今所見最早的少數民族文字《孫子兵法》譯本。

北宋末至南宋亡，為孫子學以應用研究為主的時期。這一時期戰事不斷，加之印刷術的進步，有關孫子的書刊刻甚多，大都是為時而作。如張栻刊印《杜牧注孫子》，乃是因“夷虜盜據神州”，取“牧當時之意”(《南軒集·跋孫子》)。王彥著《武經龜鑒·孫子》，以歷代事例闡釋《孫子》中的軍事原則，目的在于使將官領悟《孫子》精義，以用于戰爭指導。故孝宗“令選擇兵官，各賜一本”(《續資治通鑒》卷一四○)。陳直中所撰《孫子發微》，也是著眼于實際應用。這一時期的孫子學以私人著述為主，反映了整個社會對《孫子》研究的重視。多數著作因戰亂等原因而佚失。史籍所見宋代有關《孫子》的主要著作近二十種，論文十多篇。在版本校勘、注解講義、專題研討、兵書合刻、集注匯解、分類輯編、少數民族文字翻譯等方面均有建樹。這時期《武經》本《孫子》和《十家孫子會注》校定刊行，是宋人對孫子學、乃至對中國兵學做出的重大貢獻。此外注解講義，多有發明，在宋代注解《孫子》的十余家中，成就較大者當推梅堯臣、張預、鄭友賢、施子美。他們的注解代表了宋代研究孫子的水平，現分別簡介如下：

《梅圣俞注孫子》 《宋本十一家注孫子》中有梅注484條(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數量僅次于張預。其注重視探究《孫子》本義，時能糾謬補遺，言簡語粹，甚為精彩。歐陽修對其注釋評價甚高，認為當與曹操、杜牧、陳皞“三家并傳而后世取其說者往往于吾圣俞多焉”(《居士集》卷四十三《孫子后序》)。

《張預注孫子》 《宋本十一家注孫子》中有張注530條，是十一家中注釋條數最多者。其注主要特點是：①注意研究《孫子》各篇之間的內在聯系，而不單是孤立地注解其某些字、詞，②對《孫子》一些詞、句的訓解多有新見。③征引史例貼切精練。另外，還在注中引錄了較多的孫子佚文和諸葛亮、李靖等人的言論，有一定的史料價值。

《鄭友賢孫子十注遺說》 此書的突出成就是從哲學的高度考察、闡發《孫子》本旨，把它視如“儒者之《易》”，故常能發諸家之未發。其次，《遺說》是在努力融會貫通《孫子》整體思想的基礎上闡發其具體觀點的，故有高屋建瓴之勢。另外，《遺說》關于校勘《孫子》本文的有些意見也值得重視。

《施氏七書講義》，在我國流傳不廣，學術界對之評價亦不高。但它在日本卻多次刊刻，傳播甚廣。《講義》征引大量宋以前史例，以例釋義，所選事例大多貼切，能啟人意智，從而將《孫子》的一些抽象理論形象化，通俗化。應當指出的是，此書更注重對前人成果的總結，著眼于實際運用，這是孫子軍事思想研究的一個極為重要的方面。從軍事應用學的角度衡量，它應得到更適當的評價。

于汝波還認為宋代的研究方法和著述方式也有一些新的發展。歸納起來，大致有如下幾種：

【兵書合刻】將幾種不同的兵法合刻為一書，大概在宋初就已經出現。《太平御覽》所引書目中有《兵法七書》即是。此書已不可見。目前所見最早的《孫子》與其他兵書的合刻本是《武經七書》。

【分類輯編】《武經總要》前集卷一至卷十五大量引用《孫子》之文，各節內容多是結合新的經驗分條闡發《孫子》的軍事原則。后集“故事卷”中所設子目多以《孫子》之語為題，如《上兵伐謀》、《不戰而屈人之師》、《多方以誤之》等，然后舉例銓釋，體例仿《通典·兵典》而有所發展。

【集注匯解】這也是宋人匯集前人研究成果的一種著述形式，在《十家注》問世之前，已有幾種《孫子》集注本，但規模都比較小，編纂體例已不可見。到了宋代，注家有所增加，也有不少新的創見，為《十家注》的編輯準備了條件。此書對《孫子》分句、段注解，將十一家的意見相對集中在一起，便于讀者研究比較，有很強的集成性和實用性。

【評述人物】何去非撰《何博士備論》是我國第一部軍事人物評論集，書中多以《孫子》思想為準則評論古人得失，在闡發、宣傳《孫子》思想方面具有形象、生動、深刻等特點。張預的《百將傳》則是最早的軍事人物傳評集。《郡齋讀書志》說：“預觀歷代將兵者所以成敗，莫不與孫武書相符契，因擇良將得百人，集其傳成一書，而以武之兵法題其后”(《何博士備論》卷十四 《百將傳十卷》)，可知闡發《孫子》思想是此書的一個重要目的。

另外，《虎鈐經》注意系統闡發《孫子》思想，側重研究如何實現《孫子》提出原則的方法問題，注意了對操作性理論的探討，也是值得肯定的。

3.成果豐碩，再掀高潮的明清階段

季德源《明代〈孫子〉研究概說》指出，明代的孫子兵學研究伴隨著中國古代兵學的勃興，再次掀起高潮。

據初步調查統計，載有《孫子》的各種明刊《武經七書》約有三十來種，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劉寅《武經直解》、何守法音注《武經七書二十八卷》、李贄《七書參同》、王守仁《新鐫武經七書七種》、周光鎬《武經考注》、黃獻臣《武經開宗》等。研究《孫子》的專著有二十多種，著名的有趙本學《孫子書校解引類》、陳珂、陳天策《孫武子斷注》、郭良翰《孫武子會解》、鄭靈《孫武子十三篇本義》等。明代選刻的歷代諸子書中也多數將《孫子》一書選入。

明代對《孫子》的研究除注外，創造了多種多樣的形式，如評、標題、批點、直解、備旨、參同、引類、輯錄與淺說等。

評：評論、評價性文字，有卷首總評、卷尾總評、篇后評、眉評、文間旁批性評。評論的內容主要有評論《孫子》一書論兵之得失、孫子兵法之旨要、孫武其人用兵之得失、《孫子》一書的地位與價值、前人論《孫子》之當否及《孫子》語言文字之精妙等。

標題：《孫子》標題有兩種，一是《武經七書》中對《孫子》所作標題。如王守仁批、胡宗憲參評、孫元化標題、茅震東考訂刻印的《新鐫標題武經七書》，趙光裕的《新鐫武經標題正義》，謝弘儀的《武經七書集注標題》，臧應驥的《新鐫武經標題佐義》等;一是科舉考試中有關《孫子》的策題，以及參加武科考試的武士子策題答卷。明代著名抗倭將領俞大猷是孫子學家趙本學的得意門生，嘉靖乙未科會試第五名，其會試策論“安國全軍之道”被收入《正氣堂集》。在該集卷二還有一篇《上兵伐謀論》，也是《孫子》策論之一。著名的抗倭名將戚繼光，在他的著作選集《止止堂集》中，專門輯錄了孫子等武經七書策題。

批點：批，指批語，與評是一回事;點，指點解。它與講義和直解那種全面的解釋不同，是對《孫子》要點的指明或解釋。

輯錄：將《孫子》十三篇原文，按照作者全書設置的具體類目，摘章采句，依類歸宗，以便讀者檢閱。如《諸子玄言》、《諸子奇賞》、《諸子匯函》、《諸子拔萃》、《諸子類雋》等。

參：一義參同。引證相同的論述與相關的事例作參考。一義合參，合并諸說以供參考，與參同的意思差不多。

直解：以通俗語言解釋《孫子》原文含義，有直截了當加以解說之意。

季德源認為，明代孫子兵學研究表現出三個主要的新特點。

一是貫穿于教育之中——《孫子》與武學、武科

明代，武學與武科考試走向制度化。例如，劉拱辰的《武經直解》就是為衛所武學生編寫的軍事教科書。明代在應付科舉考試的過程中出現了許多孫子策題，如“令民與上同意”、“上兵伐謀”、“安國全軍之道”等。這些策問要求結合實際作出回答，學以致用。

二是立足于實用——務真求實、不尚空談

在這方面，戚繼光作出了杰出的貢獻。他的《練兵實紀》與《紀效新書》在理論上閃爍著孫子光輝，同時又有他自己的風格，就是他能結合新的形勢與特點，研究新問題，而且能把高深理論具體化為一系列切實可行的方式方法。

三是著眼于創新——破除舊的思維框框，開辟新的局面

例如關于拙速巧久問題。《孫子》有一句名言：“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俞大猷在《正氣堂馀集》卷四《洗海近事》及《正氣堂續集》卷四 《雜文》有《拙速解》上、下這兩篇文章專論。認為戰國時期，諸侯紛爭，作戰惟速，不嫌其拙;而今天下統一，堂堂正正地打仗，十圍五攻，講究巧而不嫌其遲了。或者拙速，或者巧久，要視具體情況，靈活運用，各得其宜。

對于清代孫子兵學的研究狀況，皮明勇在《清代孫子學述論》中指出，清代孫子學上承宋明，繼續居于兵家顯學地位。大致說來，清初順、康、雍三朝為第一發展階段; 清中期的乾隆至道光初年為第二發展階段;鴉片戰爭以后至清朝滅亡為第三發展階段。

第一階段，清初的武闈孫子學。它是以武科應試服務為其主要目的。據統計，順、康、雍三朝共計有四十一種關于《孫子》的著作刊刻行世，其中三十種屬于武科應試讀本，占據絕對的多數。

在清初孫子學中，能夠擺脫武闈讀物的套路、主要從學術的角度探討《孫子》的，只有謝文洊、鄧廷羅、鄭端、鄭達等數家。謝文洊著《兵法類案》，取《孫子》十三篇之要語為綱，如“主孰有道”、“將孰有能”、“能而示之不能”等語皆為其所取。每綱之下復取歷代名將名君之言論實事為目。通觀全書，所選之綱綜括了《孫子》的主要思想，所列之目則多歷代治軍用兵之精華。

清初孫子學著作真正表現出一定理論水平的是鄧廷羅的《孫子集注》、《兵鏡或問》和《兵鏡備考》三書。其中《孫子集注》側重于對十三篇文句的注解，雖亦引前代注家之言，但更重視自己的發揮。特別是各篇末后之總論，尤見作者研討之心得。《兵鏡備考》則將十三篇比作“治病之方”，將歷代帝王將相之戰功言論視為 “名醫之案”。他廣征博引，要以“案”證 “方”，以 “案” 論 “方”，借以發掘 《孫子》的兵學精義。《兵鏡或問》對《孫子》以及中國古代兵學中的31對常用范疇分別進行論述。這些范疇既有關于戰爭觀的，如“王霸”、“天人”等;也有關于指揮之道的，如 “奇正”、“虛實”、“強弱”和“主客”等。綜而觀之，鄧氏三書乃自成一個體系，將對《孫子》的史的論證與理論的闡釋密切結合在一起，在清代曾先后六次刊印，影響甚廣。但在校勘上，鄧氏將《作戰》與《謀攻》兩篇位置互移，又將《九變》篇改為《軍變》篇，且對《九變》、《九地》兩篇中的文句多有竄改。《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殊嫌竄亂舊文”。因此，從總體上看，清初的孫子學水平是不高的，有價值的東西較少，而共同的缺陷卻很明顯。

第二階段，以考據見長的清中期孫子學。清中期乾、嘉兩朝至道光初年，成書或刊印的二十多種孫子學著作中，有六種仍屬武闈讀物。其中有四種出自張權時一人之手，只有一種為艾欽的《武闈三子詳解》。它們在形式和內容上皆因襲清初同類作品，缺乏新意。

與此同時，不少有關《孫子》的著作將讀者對象轉向武闈之外，或在窮鄉俗儒之中尋求讀者，或為清軍將領提供服務。由于新的讀者群或財力不豐，或文化水平不高，所以，這些作品大都篇幅很短，就是《孫子》十三篇正文有的亦只是節錄。這類作品在這個時期計有近十種。其中比較典型的，如任兆麟在《任氏述記》中選輯的《孫子》，包括計篇、謀攻篇、形篇、勢篇、虛實篇、軍爭篇和九地篇中各數段文字，偶有雙行夾注;再如徐經所輯著的《孫吳子兵法》，將《孫子》與《吳子》的有關內容分類節錄，共得十二目。

真正代表清中期孫子學水平的是孫星衍、畢以珣、章學誠等考據學者對孫子其人其書的考據。當時在孫星衍的周圍集結了包括畢以珣、洪頤煊、吳人驥等學者，形成了一個小小的孫子研究中心。受乾、嘉考據之風的影響，他們從大量的古代典籍之中廣泛地搜集關于孫子其人其書的記載，進行細致的考訂。尤其是孫星衍，以孫子的后人自稱，對這種研究工作懷有很高的熱情。針對有關孫子其人其書的許多疑點，這一階段的不少學者還展開了爭鳴。雖然意見分歧很大，但學者們依據史料說話，敢于與不同意見進行交鋒的學術態度卻是極其可貴的。正因為如此，清中葉的孫子考據學取得了非常可觀的成績。

清中期孫子考據學作品多以論文的形式出現，前后共二十多篇。其中畢以珣的《孫子敘錄》一文，長達萬余字，是對歷代孫子學零星文獻的總匯，為后人提供了很大的方便。這些論文研究的范圍相當廣泛，概括起來主要包括下列六個方面的內容：

一是關于《孫子》一書的作者及其生平。二是關于《孫子》一書的成書時間。三是關于《孫子》的篇數和內容。四是對《孫子》十三篇的文字校訂和注釋。五是對《孫子》佚文的輯錄。六是對《孫子》兵學的評價。

清中期孫子考據學不僅形成了一批有價值的論文，而且出現了集大成性的專著，這就是孫星衍的《孫子十家注》。《孫子十家注》于嘉慶二年(1797)初刊之后，受到了廣泛的歡迎與重視，至民國年間先后共刊印近30次，創下了歷代孫子學著作刊印次數的最高紀錄。它不僅成為宋《孫子十一家注》至清代以后最主要的流傳版本，而且改變了宋以后《孫子》主要靠《武經七書》本流傳的格局。它使《孫子》正文與各家經典注文配套流傳，有利于世人加深對 《孫子》的理解，對促進孫子學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作用。

《孫子十家注》也有明顯的缺陷。其誤校 《孫子》正文及各家注文的現象不少，尤其在刊刻方面出現重大疏忽，以致將大段注文整頁漏刻。

第三階段，晚清孫子學的休眠與再造。清代孫子學在進入晚清之后，由于近代西方兵學的沖擊，出現了一個明顯的休眠時期。在近半個多世紀的時間里，既乏新的著作，又少有價值的論文。這一時期刊印的為數不多的《孫子》多系節錄本。孫星衍的《孫子十家注》雖被各省官書局多次重印，但對原刊本中的重大刊印錯誤都未予糾正。這一時期值得一提的孫子學著作為左樞的《魏武帝注孫子左箋》。該書除了對曹操的注文進行刪改外，又以“箋曰”的形式發表左氏自己的見解，共約四十條，其中頗有獨到之心得。如謂“先奪其所愛”，乃指“沖其中堅”，使敵軍急救主將，則必亂而敗。

甲午戰爭前后，休眠的孫子學開始復蘇。這種復蘇雖然姍姍來遲，但與孫子學的再造聯系在一起，因而表現出較強烈的時代氣息。光緒十年(1884)，楊琪光自刊 《百子辨證》，其中《讀孫子》一文指出：《孫子》十三篇誠為勝兵之術，“倘不濟以盈盈武庫之兵械，如邱如阜之糧糈，亦必不能戰勝攻取”。楊氏主張用謀應與強本并重，否則不戰而先自餒，必致為敵所乘。

光緒二十六年 (1900)，顧福棠自刊 《孫子集解》，這是晚清第一部開始用新思想研究《孫子》的專著。顧氏以《孫子十家注》為底本，剪各家注文之繁蕪，而取其義之精者，更多附以己見。其突破前人之處甚多，突出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將《孫子》的注解與近代軍事學術研究結合起來。如注《計》篇中之“陰陽”、“寒暑”，即論及近代槍炮在不同的光照條件下的瞄準誤差問題，以及風力對彈道的影響等。二是列舉歐美戰例以印證《孫子》的理論。其中有拿破侖戰爭、美國獨立戰爭、美國南北戰爭、普法戰爭等。全書數十次引用這些戰例，且頗為得體，標志著對《孫子》的研究開始與對世界軍事史的研究相結合;三是對歷代《孫子》校釋中的一些疑點、難點發表了自己獨特的見解。如將“守其所不攻”校改為“守其所未攻”，謂在敵人未發動攻擊之前便設防固守。此為長期爭論的問題，但爭論者不言“不攻”，即言“必攻”，顧氏講“未攻”，開辟了一種新的思路。無疑，顧福棠的《孫子集解》是一部開拓性的孫子學著作，對促進孫子學與近代兵學的融合作出了開創性貢獻。

清末還有一部類似的著作，這就是黃鞏的《孫子集注》。他注《孫子》，首重其大旨，專注于其精神，主張將《孫子》的理論與西方近代戰法結合起來。他認為，如果真正實行了二者有機的結合，神而解之，必能更有出于西法之上者。可以說，這是對晚清東西方兵學結合問題的高層次思考，盡管還只是初步的，卻是很有意義的。

在清末孫子學復蘇的過程中，還出現了一批有價值的校勘文章。其中有葉大莊的《偕寒堂校書記》，于鬯的《香草續校書》，俞樾的《諸子平議補錄》，彭蘊章的《讀孫子書后》，孫詒讓的《札迻》等。這些校釋不少能廣征博引，推敲精審，受到后來學者的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