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學·中國文字學簡史·三國至隋唐的漢字研究

自魏晉以來，有關小學類的字書編著數量很多，據《隋書·經籍志》載小學類有“一百零八部，四百四十七卷，通計亡書，合一百三十五部，五百六十九卷。”僅就當時所存的一百零八部中，除去兩漢時期部分著作外，三國至隋所著字書即將近百部。可是，傳至今日，只剩下已經宋代陳彭年等人重修的顧野王《大廣益會玉篇》和周興嗣的《千字文》二書，如將張揖《廣雅》計算在內，總共也只保存了三書。由此可見，歷史上字書的亡佚是最嚴重的。其中最使人惋惜的是呂忱的 《字林》。

《字林》承《說文》而作，并補 《說文》之闕。《魏書·江式傳》云：“延昌三年三月，式上表曰：晉世義陽王典祠令任城呂忱表上《字林》六卷。尋其況趣，附托許慎《說文》，而按偶章句，隱別古籀奇惑之字，文得正隸，不差篆義也。”唐封演《聞見錄》云：“晉有呂忱，更按群典，搜求異字，復撰《字林》七卷，亦五百四十部，凡一萬二千八百二十四字，諸部皆依《說文》，《說文》無者，皆呂忱所益。“關于該書卷數，各家說法不同，有五卷，六卷，七卷，十卷，四種說法，以七卷說較為準確。《字林》可能亡于宋代以后，現有清任大椿輯的《字林考逸》八卷，輯一千五百余字，陶方奇輯《字林考逸補本》一卷，輯二百余字，兩書合輯約當原書字數的百分之十五。

自《說文解字》之后，現存古代字書，即梁顧野王的《玉篇》。唐封演《聞見錄》云：“梁朝顧野王撰《玉篇》三十卷，凡一萬六千九百一十七字。”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云： “重修《玉篇》三十卷，梁大同九年黃山侍郎兼大學博士顧野王撰，唐上元元年富春孫強增加字，宋大中祥符六年陳彭年、吳銳、邱雍等重修。”今本《玉篇》已非顧野王原著，已經宋代重修，并改名為《大廣益會玉篇》。今本字數也效舊本多。據劉師培統計為“二萬二千七百二十六字”(《中國文字學》)，胡樸安據張氏澤存堂本統計“共二萬二千五百六十一字”(《中國文字學史》)，重修本較原本多五千余字，當為孫強、陳彭年等所增入。原本注釋頗詳，遍引群籍佐證，并附有野王案語，重修本皆多刪去，僅保留切音和簡單注解，故原書面貌完全改變。野王舊書日本尚保存一部殘本，分散在石山寺、高山寺、東大寺、崇文館及佐佐木宗四郎等五處，集中一起計有原書的第九卷由言至幸共二十三部，第十八卷之后部分由放至方共十二部，第十九卷水部之中間部分，第二十七卷由糸至索共七部，共計四卷四十三部，各卷皆有殘缺。每字注文甚詳，內有野王案語。殘卷雖非同時抄寫，皆為野王原帙無疑。清末黎庶昌出使日本，將其影刊歸國，收在《古逸叢書》中，題為 《影舊抄卷子原本玉篇零卷》。

魏張揖的《廣雅》，是繼《爾雅》和《小爾雅》以后的一部訓釋字義的專著。張揖史書無傳，《魏書·江式傳》載江式上表云：“魏初博士清河張揖著《埤倉》、《廣雅》、《古今字詁》。”顏師古《漢書敘例》云：“張揖字稚讓，清河人，一云河間人，太和中為博士。”《廣雅》為續《爾雅》之作，書中收字多為《爾雅》所未備。張揖在《上廣雅表》中說： “夫《爾雅》之為書也，文約而義固;其陳道也。精研而無誤，真七經之檢度，學問之階路，儒林之楷素也。若其包羅天地，綱紀人事，權揆制度，發百家之訓詁，未能悉備也。臣揖體質蒙蔽，學淺詞頑，言無足取，竊以所識，擇撢群義，文同義異，音轉失讀，庶物易名，不在《爾雅》者，詳錄品核，以著于篇。”隋代曹憲著《博雅音》，專為《廣雅》作音釋，因避隋煬帝諱，故改廣為博，清代治《廣雅》者有錢大昭，盧文弨、王念孫三家，盧氏書未成，錢氏著《廣雅義疏》二十卷，此書印數甚少，頗不易見。王念孫旁考群籍校訂曹本，從中刪衍補脫寫成《廣雅疏證》十卷，該書本來取材極博，頗為歷代學者所尊從，王念孫又利用文字之形、音、義三方面資料為其廣征博引，一一取證，從而更加提高了該書的價值。

漢字自小篆發展到隸書，字體雖已定形，但是，社會上流傳的俗體誤字長期不能杜絕。今從漢魏碑刻，六朝墓志中到處可見，其數不遑悉舉。因此自東漢末年以來，就有人提倡刊正經文字體的工作。東漢靈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由蔡邕等人建議，在太學建立石經，供全國學者據以勘校所錄的經文，以勘正天下之經書文字，此即我國最早立的石經，謂為“熹平石經”。此后，魏時曹芳正始二年(241)又建立《尚書》、《春秋》、《左傳》(未刊全)三部石經，皆用古文，秦篆和隸書三種字體書寫，故稱“三體石經”。可惜這兩處石經均已毀壞，現在僅剩一些殘石，魏石經曾在洛陽漢魏古城南側之龍虎灘一帶。出土一些殘塊，合計約有二千五百余字。繼漢魏之后，對勘正字體極為重視，做了不少工作。唐太宗貞觀七年(623)，太宗頒布顏師古的《五經定本》，作為國內學者讀經的依據。顏師古在勘校五經時，將異體誤字錄出，撰著《字樣》一書，欲以矯正當時流行的各種訛謬形體。師古 《字樣》 不傳，唐代宗大歷九年(774)由顏師古的侄孫顏元孫撰成《干祿字書》，他把當時通行的楷書分為俗、通、正三類，他說：“所謂俗者，例皆淺近，唯籍帳文案券契藥方，非涉雅言，用亦無爽，倘能改革，善不可加。所謂通者，相承久遠，可以施表奏箋啟尺牘判狀，固免詆訶。所謂正者，并有憑據，可以施著述文章對策碑碣，將為允當。”后來他的侄子顏真卿將其書寫刻石，這是當時較有成績的一部勘正字體的著作。繼此書之后，有張參的《五經文字》、唐玄度的《九經字樣》等，都是專為勘正字體的專著。唐文宗開成年間(836—840)，又用正楷勒刻石經，即《開成石經》，確定為全國舉子應試的字形標準。漢字經過歷代不斷糾謬正體，字體得到進一步規范和定形，尤其是在印刷術普遍應用之后，別體誤字逐漸減少。

自唐代開始，有人根據《說文》部首來研究漢字字原，即所謂“字原學”。《崇文總目》載：唐李騰撰《說文字原》一卷，此書早佚。林罕撰《字原偏旁小說》三卷，自序云：“篆文取李陽冰，隸書取開元文字，于偏旁五百四十一字，隨字訓釋，使學者簡而易從。”該書缺點甚多，宋釋夢瑛撰有《偏旁字原》以矯正林書，元時周伯琦撰有《說文字原》。自唐代以來，有些學者把《說文》部首全都視為字原，其研究結果，成績不大，正如晁公武 《讀書后志》對林罕《字原偏旁小說》的評論云：“有刻石在成都，公武嘗從數友觀之，其解字殊可駭笑者。”入清以后仍有人從事這方面的研究，像蔣和的《說文字原集注》、《說文字原表》，吳照的《說文字原考略》等，雖較前人有所進步，但終無甚大成就。

在這一時期內，有兩項重要古文字資料出土，一是汲冢竹書，另一是鳳翔石鼓。

汲冢竹書是晉武帝咸寧五年(279)，汲郡(今河南汲縣) 戰國魏襄王墓中出土的一批古文竹簡，據《晉書·束晳傳》云：“汲郡人不準盜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書折壞，不認名題，漆書皆科斗文。初發冢者，燒策照取寶物，及官收之，多燼斷札，文既殘缺，不復詮次。武帝以其書付秘書校綴次第，尋考指歸，而以今文寫之。”在這批簡書中，曾整理出《竹書紀年》、《穆天子傳》等重要古籍。

鳳翔石鼓是唐代初年在陜西天興縣(今稱鳳翔)南二十里許發現的，當時稱為“獵碣”，因石形似鼓，韋應物、韓愈作《石鼓歌》，于是又以 “石鼓文”著稱。《古文苑》于石鼓文后所錄宋王厚之跋辭云：“其初散在陳倉野中，韓吏部為博士時，請于祭酒，欲以數橐馳輿致于太學，不從。鄭馀慶始遷之鳳翔孔子廟，經五代之亂又復散失。本朝司馬池知鳳翔，復輦至于府學之廡下，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傅師搜訪而足之，大觀歸于京師(河南開封)，詔以金填其文以示貴重，且絕摹拓之患。初置之辟廱，后移入于保和殿，靖康之末，保和珍異北去。”宋室南渡之后，金人將其遷到燕京，歷元、明、清三朝皆在北京置于太學，直至七七事變之前，猶存于故國子監。抗戰期間，輾轉上海、四川等地，勝利后，復歸北京，現由故宮博物院收藏。石鼓字多磨損，宋拓甚為罕見，明嘉靖間錫山安國收藏三種北宋拓本，乃希世之寶，安氏親作篆跋，并命為《先鋒本》、《中權本》和《后勁本》。抗戰前夕，不知何人轉售日本，現歸三井銀行老板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