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通學·馬端臨與《文獻通考》

《文獻通考》三百四十八卷，是《通志》之后出現的一部具有重大影響的史書。全書分田賦、錢幣、戶口、職役、征榷、市糴、土貢、國用、選舉、學校、職官、郊社、宗廟、王禮、樂、兵、刑、經籍、帝系、封建、象緯、物異、輿地、四裔，共二十四考，縱貫歷代典章制度，從上古至唐宋，分門別類，考其源流沿革，使之判然分明。

作者馬端臨，《宋史》、《元史》，都沒有給他立傳。他的家鄉饒州樂平縣的《縣志》卷八《儒林傳》，有馬端臨一個小傳，今迻錄如下：



馬端臨字貴與，廷鸞仲子。年十九，以郊恩補承事郎，明年，漕試第一。而廷鸞與賈似道不合，去國，遂侍疾，不復與計諧。宋亡，元以留夢炎為吏部尚書，夢炎求端臨出身文書，以親疾力辭。廷鸞薨，稍起為學官，歷慈湖書院、柯山書院山長，教授臺州路學。三月，引年歸老。初家居，門弟子甚眾，有所論辨，吐言如涌泉，聞者必有得而返。慮記載缺逸，因唐杜佑《通典》增續之，名曰《文獻通考》，考古君子及治世者賴之。又著有《大學集傳》、《多識錄》等書。祀鄉賢。



恰在同書卷七《選舉志》，在咸淳九年(1273)的釋文中，列有馬端臨的名字，這樣由此上推20年，我們便知道馬端臨生于宋理宗寶祐二年(1254)。《樂平縣志》卷十三收有李謹恩寫的一篇 《通考序》，說《文獻通考》一書完成于元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該書在饒州路刊行。《文獻通考》卷首所載饒州路的《抄白》說：“其書本儒，用心二十余年?！边@樣，我們從大德十一年上推20余年，便知道馬端臨在30歲左右就開始撰著《文獻通考》了。

馬端臨是在研究了《通典》和《通志》之后，開始撰著《文獻通考》的。馬端臨對《通志》提出了中肯而尖銳的批評，他在《通考·經籍考》著錄鄭夾漈《通志略》時，特加按語說：



按鄭氏此書，名之曰《通志》，其該括甚大。卷首序論譏詆前人，高自稱許，蓋自以為無復遺憾矣。然夷考其書，則 《氏族》、《六書》、《七音》等略，考訂詳明，議論精到，所謂“出臣胸臆，非諸儒所得聞”者，誠是也。至于《天文》、《地理》、《器服》，則失之太簡……若 《禮》及《職官》、《選舉》、《刑罰》、《食貨》五者，則古今經制甚繁，沿革不一，故杜岐公《通典》之書五者居十之八。然杜公生貞元間，故其所述止于唐天寶。今《通志》既自為一書，則天寶而后，宋中興以前，皆合陸續銓次，如班固《漢書》續《史記》武帝以后可也。今《通志》此五略，天寶以前則盡寫《通典》全文，略無增損，天寶以后則竟不復陸續，又以《通典》細注稱為己意，附其旁而亦無所發明。疎略如此，乃自謂“雖本前人之典，而亦非諸史之文”，不亦誣乎!



對《通志》的這些批評，不言而喻，正是馬端臨撰《文獻通考》所要極力避免的。馬端臨的 《文獻通考》也是在杜佑《通典》的基礎上增廣而成。馬端臨對杜書認識極為清醒而深刻，他說：“有如杜書綱領宏大，考訂該洽，固無以議為也?！?《通考·自序》)然而，他又認為： “時有古今，述有詳略，則夫節目之間未為明備，而去取之際頗欠精審，不無遺憾焉?！?同上)馬端臨仔細分析了《通典》這些缺憾，并針對這些缺憾，制訂了撰著《文獻通考》的大體作法。在全書二十四考中，除《經籍》、《帝系》、《封建》、《象緯》、《物異》五考外，其它十九考 “俱傚 《通典》之成規。自天寶以前，則增益其事跡之所未備，離析其門類之所未詳;自天寶以后，至宋嘉定之末，則續而成之”。(同上)上列五考，是《通典》所沒有的，屬馬端臨獨創，“采摭諸書以成之者也”。(同上)在取材方面，馬端臨亦規定得十分嚴格。他說：



凡敘事，則本之經史，而參之以歷代會要，以及百家傳記之書。信而有證者從之，乖異傳疑者不錄，所謂文也。

凡論事，則先取當時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諸儒之評論，以至名流之燕談、稗官之紀錄。凡一話一言可以訂典故之得失，證史傳之是非者，則采而錄之，所謂獻也。(《通考·自序》)



在體例方面，全書二十四考，亦稱二十四門，每門都有小序，述“著述之成規”和“考訂之新意”(《文獻通考·自序》)。而對于其所征引的文和獻兩方面的材料，“其載諸史傳之紀錄而可疑，稽諸先儒之論辨而未當者”，則“研精覃思”，凡有所得，皆以按語的形式附于有關問題之后。

馬端臨繼承了杜佑重視物質的優良傳統，仍將屬于“食貨”類的項目放在全書之首。在《文獻通考》 中，屬于 “食貨”類的項目共有八考，這就是《田賦》、《錢幣》、《戶口》、《職役》、《征榷》、《市糴》、《土貢》、《國用》，它們在 《通典》 中大都是《食貨典》下的子目。馬端臨在《文獻通考》中將這些子目升了級，都作為門，而單獨列為一考，同時還補充了不少《通典》所未備的資料，大大豐富了其所包含的內容。例如《文獻通考》卷一即《田賦考》一，為《歷代田賦之制》。兩書對比就會清楚地看出，馬端臨在唐虞田制之后，補充了“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的記載。這是根據《孟子·滕文公》上，“滕文公問為國”條補充的。按照朱熹的解釋，夏代一個丁夫受田50畝，而每一個丁夫按照5畝的收入納貢，即所謂“五十而貢”。而殷人則開始為井田的制度，即將630畝的土地畫為九區，每區70畝，中間為公田，其外八家每家各受一區，借諸家之力以耕公田，因此就不再向私田征稅。馬端臨還根據這一條，補充了“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的記載，并引述了朱熹對這兩句的解釋。這一補充，特別是對夏殷兩代有關田賦的補充，雖然由于資料缺乏，所補有限，但卻十分重要。因為正如馬端臨所說：



典章經制實相因者也，殷因夏，周因殷，繼周者之損益，百世可知……爰自秦漢以至唐宋，禮樂兵刑之制，賦斂選舉之規，以至官名之更張，地理之沿革，雖其終不能以盡同，而其初亦不能以遽異。(《通考·自序》)



這就是說，歷代的典制不論怎樣變化，只要我們細加考察，其變化弛張的情況還是可以理清楚的。由于典制的代代相因，即所謂“殷因夏，周因殷”等等，故《通典》在唐虞之后不敘夏殷，在相因這個鏈環上就有所割裂，而馬端臨恰恰彌補了這割裂之處，其意義是不言而喻的。

對于杜佑原書某些易生誤解之處，馬端臨亦加了按語予以說明。如敘周的田賦之制，首云：“周文王在岐，用平土之法，以為治人之道”等等。馬端臨在這條材料之末加按語說：



按孟子言，文王之治岐，耕者九一，即司馬法也。然自卿大夫采地，推而至于諸侯天子者，恐是商之末造，法制隳弛，故文王因而修明之，非謂在岐之時自立千里之畿，提封百萬之井，奄有萬乘之兵車也。(《通考》卷一)



這條按語顯然有助于正確地理解原文，不致造成認識上的混亂。僅從上列材料看，關于《孟子》一書，杜佑是應該看到并且應該是熟悉的，杜氏不加采錄，或是嫌其所記較簡略，或是偶或遺漏，屬于馬端臨所說“未備”之列;而對于其書朱熹的注，則杜氏是絕然看不到的，馬端臨引征《孟子》一書的有關記載時，皆引錄了朱熹的“集注”，可以看出，馬端臨的補充著眼在兩個方面： 一方面這些材料的確是杜氏所遺漏，另方面又十分注意前人對這些材料的研究成果，并及時把這些成果吸收和反映出來。

在《文獻通考》中，馬端臨較大幅度地壓縮和簡化了《通典》的《禮典》部分。《通典》的《禮典》分吉禮、嘉禮、賓禮、軍禮、兇禮和《開元禮纂類》等，共一百卷，從卷數上說，占《通典》全書的一半。而馬端臨只在《文獻通考》中保留了《郊社考》、《宗廟考》和 《王禮考》，共六十卷，從卷數上說，只占《通考》全書的1/5.8。不過，需要指出的是，凡被《通考》保留下來的諸禮，仍貫徹了補其未備的原則，因此，在很多記載方面，都比《通典》更為詳審。如《通典》卷四二為吉禮的《郊天》上，其中有云：“文帝即位，詔有司增雍五畤路車各一乘，駕被具(駕車被馬之飾皆具)?！倍锻肌肪砹拧督忌纭范t征引了文帝十三年的制書：



制曰，朕賴宗廟之靈、社稷之福，方內艾安，民人靡疾，間者比年登。朕之不德何以饗，此皆上帝諸神之賜也。蓋聞古者饗其德必報其功，其增諸神祠。有司議，增雍五畤路車各一乘，駕被具……



把這件事的來龍去脈交待的十分清楚，它比《通典》顯然加詳了很多。

在《文獻通考》中，《經籍考》、《帝系考》、《封建考》、《象緯考》、《物異考》是馬端臨獨創新增的，這五考的增設，突破了《通典》經濟、政治的固有范圍，而拓展到了文化、國家組織形式以及有關自然變化的各個方面，認為它們的“變通張弛之故”都有關于治亂興衰。在這里，不管理論上如何，但至少在實際上，馬端臨已看到了封建社會各方面錯綜復雜的關系。

從表面上看，《經籍考》僅僅是著錄了經史子集四部圖書，但實際上，馬端臨是要以此證實“圣經賢傳終古不朽”的事實(《文獻通考·自序》)。他說：



昔秦燔經籍，而獨存醫藥、卜筮、種樹之書……然則秦所燔，除《書》之外，俱未嘗亡也。若醫藥、卜筮、種樹之書，當時雖未嘗廢錮，而并無一卷流傳至今者，以此見圣經賢傳終古不朽，而小道異端雖存必亡，初不以世主之好惡為之興廢也。(同上)



這一段話清清楚楚地說明了馬端臨創立《經籍考》的深意。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馬端臨撰《經籍考》，是“先以四代史志列其目”的。而所謂四代史志，除漢、隋、唐的正史藝文志外，宋代的就是指：



①《三朝國史》藝文志。按所謂三朝，即指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由呂夷簡等撰修，共一百五十卷。

②《兩朝國史》藝文志。按所謂兩朝，即指宋仁宗、英宗兩朝，由王珪等撰修，共一百二十卷。其中的藝文志由宋敏求等人撰。

③《四朝國史》藝文志。按所謂四朝，即指宋神宗、哲宗、徽宗、欽宗四朝，由李燾等人撰修，共三百五十卷。

④《中興四朝國史》藝文志。按所謂中興四朝，即指南宋高宗、孝宗、光宗、寧宗四朝。此書卷數不詳，亦未詳撰者?？?《宋史》卷四四《理宗紀》，寶祐二年八月 “癸巳，謝方叔等上《玉牒》、《日歷》、《會要》及《七朝經武要略》、《中興四朝志傳》，詔方叔、徐清叟、董槐等各進秩”?；蛑x、徐、董即其撰者。



《經籍考》所著錄的大量圖書，多是宋朝的圖書，即所謂“其存于近世而可考者”(自序)。宋在軍事上是滅亡了，但作為一個國家和一個民族，在精神上并沒有滅亡，而“小道異端”，則是“雖存必亡”的。這雖講的是書的存亡，但是馬端臨作為宋的遺民，尤其是宋前宰相之子，其用意還是不言而喻的。

在《封建考》中，馬端臨以泰伯之為吳、鬻繹之為楚、箕子之為朝鮮為例，說當初封他們的用意，不過是將他們 “自屏于荒裔之地”，但他們后來卻都“有國傳世”。馬端臨深刻地分析了其中的原因，他說：



竊意古之諸侯者，雖曰受封于天子，然亦由其行義德化足以孚信于一方，人心翕然歸之，故其子孫因之遂君其地?；蛴袨姆瘢瑒t轉徙他之，而人心歸之不能釋去，故隨其所居皆成都邑。(《文獻通考·自序》)



這里強調了諸侯立國與“行義德化”和人心所向的辯證關系。很清楚，如沒有“行義德化”，也就不可能出現“人心翕然歸之”的局面，而沒有人心歸向，諸侯就不可能長久立國。

馬端臨分析了秦漢之后諸侯的起滅，指出：



愚嘗謂必有公天下之心，而后可以行封建。自其出于公心，則選賢與能，而大小相維之勢足以綿千載。自其出于私心，則忌疏畏偪，而上下相猜之形不能以一朝居矣。(《文獻通考·自序》)



這里提到了只有出于“公心”，才能夠行封建的問題。因為只有出于公心，才能選賢任能，才能“行義德化”，才能“人心翕然歸之”，這樣，諸侯才能夠長久立國。否則，封建就行不通。如果我們要在這個問題上找出“其變通張弛之故”的話，最高當權者的公、私心就是問題的關鍵，這是再清楚不過的了。

值得注意的是《物異考》。什么是“物異”呢?馬端臨說：“物之反常者異也，其祥則為鳳凰、麒麟、甘露、醴泉、慶云、芝草;其妖則山崩川竭、水涌地震、豕禍魚孽。妖祥不同，然皆反常而罕見者，均謂之異可也?！?《自序》)但馬端臨既不相信妖，也不相信祥，但卻承認物有反常的現象。他舉例說：



治世則鳳凰見，故有虞之時有來儀之祥;然漢桓帝元嘉之初，靈帝光和之際，鳳凰亦屢見矣，而桓、靈非治安之時也。

誅殺過當，其應為恒寒，故秦始皇時有四月雨雪之異;然漢文帝之四年，亦以六月雨雪矣，而漢文帝非淫刑之主也。

斬蛇夜哭，在秦則為妖，在漢則為祥。而概謂之龍蛇之孽可乎!

僵樹蟲文，在漢昭帝則為妖，在宣帝則為祥，而概謂之木不曲直可乎? (同上)



同樣的物象，卻有這樣截然不同的結論，無論如何也是難以令人相信的。因此，馬端臨說妖祥不可信，是完全有道理的。但馬端臨又認為，某些自然物的反?，F象顯然也是存在的，他在《物異考》中列有水災、水異、火災、火異、歲兇、地震、山崩、地陷、恒雨、恒寒、木冰、冰花、雷震、蝗蟲等等，都是不難見到的，因此否定這些物異的存在是不妥的。可以看出，馬端臨的看法極為客觀，他既不否定天下萬物有反常的罕見現象存在，又不贊成將這些現象附會為吉兇妖祥。質言之，馬端臨的《物異考》，只是客觀記載了歷史上自然萬物出現的反?，F象，它雖然“取歷代史五行志所書，并旁搜諸史本紀及傳記中所載祥瑞”(《文獻通考·自序》)，但卻賦予了這些記載以全新的意義，它們不再是牽強附會的吉兇妖祥，而是對大自然界千變萬化的寫照，它們已和記日月星辰運行的 《天文志》，有了不言而喻的異曲同工之妙。

《通典》中沒記災異或五行方面的內容，說明杜佑不太重視，或者根本就不相信這類內容，故全書摒而不取。而《通志·二十略》中，卻有《災祥略》。雖然鄭樵慷慨激昂，奮筆陳辭，以為“人間禍福，冥不可知，奈何以一蟲之妖、一氣之戾，而一一質之禍福之應? 其愚甚矣”! 然而他畢竟仍承認人間有 “災祥”，這與馬端臨比起來就不可同日而語了。

馬端臨有著深厚的史學根底，他的父親馬廷鸞很重視對子女有關歷史方面的教育，曾親自編寫《讀史旬編》以教育兒輩。所謂《讀史旬編》，即是一部從上古到五代的一部編年史。這說明，馬廷鸞亦主張編撰古今貫通的通史，馬端臨繼承了他父親的這一觀點，對通史大加贊揚。他說：



《詩》、《書》、《春秋》之后，惟太史公號稱良史，作為紀傳、書、表。紀傳以述理亂興衰，八書以述典章經制。后之執筆操簡牘者，卒不易其體。然自班孟堅而后，斷代為史，無會通因仍之道，讀者病之。(《文獻通考·自序》，重點號為引者所加)



而《文獻通考》，恰恰在“會通因仍之道”上下了功夫，我們在前面已經列舉，有關田賦，馬端臨在唐虞之后，補充了夏殷的有關記載，這樣，再講周的田賦制度，其因循之跡就較為明顯?！锻肌肪砹蓄愃七@樣的實例還可舉出很多，如關于水利田，《文獻通考》卷六在“秦李冰開蜀渠”之后，引“公非劉氏”(按即劉攽) 《七門廟記》，補充了漢羹頡侯劉信修“七門三堰”事。這一水利工程，據當地人講，可溉田二萬頃。馬端臨特別加按語說：



按，此漢初之事，史所不載，然溉田二萬頃，則其功豈下于李冰、文翁邪?愚讀公非集表而出之，以補遺軼。(《通考》卷六《水利田》)



按，此項水利工程，魏揚州刺史劉馥又予以重修，如劉信修堰事漏載，劉馥事亦便難得其實了。

再如《錢幣考》，漢文帝五年更鑄四銖錢，其文曰“半兩”。其后，《通考》順次記： 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行三銖錢，五年(公元前136)罷三銖錢，行半兩錢，元狩四年(公元前119)造白金及皮幣，元鼎二年(公元前115)令京師鑄官赤仄錢(即用赤銅為錢郭)。(見《通考》卷八《錢幣考》一)雖然，有些內容《通典》也略有涉及，但其它勿論，只講《通考》對錢幣使用和廢罷時間的補充，使錢幣流行的時序井然，已是《通典》所無法比擬的了。時間是各項制度因循之跡的關鍵，所以馬端臨對其特別重視，一絲不茍。

馬端臨在《文獻通考》中，引述了不少宋代名臣的言論，還特別引述了不少其父親的言論，其中有的解釋典故，有的評論時政，有的則是文人軼事，都有相當的參考價值。如卷二五《國用考》，其中講到了“漢丞相諸葛亮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口，治斜谷邸閣”事，即引用他父親的話解釋邸閣一詞說：



先公曰：邸閣者，倉稟之異名歟，魏晉以來多稱之?！稌x史·景紀》言，蜀將姜維寇狄道，帝曰，姜維攻羌，收其質任，聚谷作邸閣訖，而復轉行至此云云，是邸閣者倉稟之名耳。



這一解釋娓娓道來，很像是平時對馬端臨的耳提面命。

再如卷三七《選舉考》，記唐代宗大歷六年，宰相元載上奏：“凡別敕除文武六品以下官，乞令吏部、兵部無得檢勘?！睋窌涊d，當時元載所奏，擬多不遵法度，恐為有司駁，故上了這一奏折。接著，馬端臨征引他父親的話說：



先公曰： 史稱載納賄除吏，恐有司之駁正也。然近世廟堂除官，超資越格，惟意所為，有司亦曷嘗敢問! 是唐之法令猶存耳。



這是由元載事所激發的感慨，對南宋時政提出的尖銳批評，也是馬端臨從亡國之痛中總結出來的教訓，藉他父親的言論加以發揮罷了。

馬廷鸞熟悉兩宋文人掌故，馬端臨引來，亦頗令人耳目一新。在《經籍考》所著錄《資治通鑒》之后，馬端臨引用其父親的話說：



先公曰：張新叟言，洛陽有《資治通鑒》草稿盈兩屋，黃魯直閱數百卷，訖無一字草書(見《李巽巖集》)，此溫公所謂平生精力盡于此書也，如人之不能讀何!公嘗謂吾此書惟王勝之嘗讀一遍，余人不能數卷已倦睡矣。公此書歷英宗、神宗二世，凡十九年而書成。



兩屋子《資治通鑒》草稿，經黃庭堅讀閱好幾百卷，竟連一個草寫的字都找不出來。司馬光撰著《通鑒》那種認真精神躍然紙上，這為了解司馬光的治學精神提供了絕好的材料。

由于馬端臨撰著《文獻通考》，主要是摘引前人有關文獻組織成文，因而他常常用按語的形式直接抒發自己的見解。例如關于古代的五行說，馬端臨征引了兩個人的言論，一是蘇老泉蘇洵說，一是鄭夾漈鄭樵說。在這兩說之后，馬端臨加按語說：



按古今言災異者，始于五行傳，而歷代史氏所述災異因之。然必曰某事召某災，證合某應，如醫師之脈訣、占書之繇辭，則其說大牽強而拘泥。老泉之論足以證其牽強之失，夾漈之論足以破其拘泥之見。然鄭論一歸之妖妄，而以為本無其事應，則矯枉而至于過正矣。是謂天變不足畏了，不如蘇論之正大云。(《通考》卷二九五《物異考》)



這段按語中肯地評論了蘇、鄭二論的得失優劣，既表達了自己對五行說的看法，又對讀者有指導意義。

馬端臨撰述《物異考》，主要是客觀地整理舊文，有時是明知其非，也不得不姑存其舊。例如宋真宗大中祥符前后多符瑞，本不可靠，但因編撰體例所限，仍予載錄。馬端臨對這種情況加按語說：



按《三朝符瑞志》載天禧以前草木之瑞，史不絕書，而芝草尤多。然多出于大中祥符以后東封西祀之時，王欽若、丁謂之徒以此導諛，且動以萬本計，則何足瑞哉! 姑存其略云。



所謂《三朝符瑞志》，即宋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國史》的《符瑞志》。馬端臨對真宗時的“物異”，表示了極大的懷疑，并認為這是時相王欽若、丁謂等人所為。

馬端臨的按語皆要言不煩，直舒胸襟;并且一箭中的，直指問題所在，對讀者實在大有裨益。

《文獻通考》博大精深，從經濟、政治到文化的各種典章制度都有所涉及，它實際上已把我國中世紀封建社會的結構，展示在了世人面前，并井井有條地考溯了這一結構的源流、發展和形成。由于馬端臨采用了輯錄前人文獻的辦法組織成文，故《通考》和《通典》一樣，保存了大量的古籍佚文。如宋代著名私家藏書目《郡齋讀書志》，向有袁本、衢本之分，而衢本卻罕見流傳?？上驳氖?，馬端臨的《經籍考》所引《郡齋讀書志》，卻正是二十卷的衢本，它不僅為衢本《郡齋讀書志》的存在提供了佐證，而且為其?？币蔡峁┝穗y得的依據。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馬端臨引用前人文字，較少省改，其輯佚和?？眱r值就更加明顯。

《文獻通考》的出現，使典制史這一專題史書的體例更加完善，內容更加豐富。唐杜佑《通典》的撰修目的是“將施有政”，即供時政參考利用。而馬端臨撰修《文獻通考》的目的，則是采尋各種典制的“變通張弛之故”，即既要明了各種典制的變化，又要明了它為什么要發生這樣的變化，這比“將施有政”的目的更加深刻而遠大。在引述前人文字方面，馬端臨丁卯分明，絕無掠美之嫌，這又是《通志》不可與之同日而語的?？梢哉f，無論從內容到形式，《文獻通考》都在不同程度上超越了它以前的同類性質的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