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儒學·清初儒學的特征

清初儒學是在明清之際，古代中國社會又一次大變動時期形成的，反映中國封建社會在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都發生了深刻變化的啟蒙思想。同時，也是隨著明王朝的覆滅與理學末流之弊的暴露，出現的由虛返實的經世實學思潮。這股思潮賴以產生和存在的社會基礎是中國后期封建社會總危機而產生的地主階級改革派，和由資本主義萌芽而形成的市民階層。清初儒學既是當時時代精神的集中反映，也是中國古代儒家經世致用傳統的繼承和發展。

清初儒學的第一個特征，就是強烈的反清復明的民族主義精神。隨著明王朝的滅亡，滿清王朝的建立，一大批明朝的孤臣遺民，寧死不屈，投入了轟轟烈烈的抗清斗爭中，經過幾十年的艱苦奮斗，雖然斗爭失敗，但他們終生不與清朝合作，即使高官厚祿誘勸，不為所動。他們或隱遁山林，或出家為僧，或浪跡天涯，或退避田園，或主講書院。如王夫之隱居石船山，黃宗羲主講證人書院，顧炎武奔走大江南北，方以智出家為僧，顏元行醫鄉里。在這種艱苦的條件下，他們懷著悲憤的心情和一腔忠君愛國的熱忱，恪守著華夷之別的傳統觀念，深刻地反省了明王朝覆亡的歷史教訓，全面總結了幾千年來的傳統文化。希圖以新的精神重振社稷。

清初儒學的第二個特征，便是反對宋明理學的空疏，倡導經世致用的實學。宋明以來，由于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的一統天下，科舉考試皆以朱子為準，一時人人談性理，家家講朱陸的空疏的義理之說，濃重地籠罩了當時的學術氛圍，孔孟之道的微言大義盡被穿鑿附會。科舉考試采用八股文形式，更使空洞的義理在僵死的形式中，顯得虛弱無用，從而最終導致了明王朝重文輕武，不務現實，朝中無人，政事癱瘓，內部腐敗透頂，外部強敵入侵，招致了社稷陸沉的惡果。所以，清初儒學大師們認識到理學誤國的根源，在各自的領域中以各自的特點掀起了一股強大的反理學、倡實學的批判思潮，即總結過去、邁向近代的啟蒙思想回歸原始儒學，講求實體達用的實學思潮。王夫之從理論上總結了傳統儒學，使其發展到新的高峰;黃宗羲痛斥了封建專制主義，提倡儒家民本主義;顧炎武力斥義理之空疏，大倡考據之實學風氣。他們三人成為清初儒學的三大師，對后世發生了深遠的影響。其次，還有方以智，顏元、傅山、朱之瑜、李颙、唐甄、劉獻廷等一大批大家，共同匯成清初儒學以反滿愛國、反宋明理學、倡導經世致用的實學為特征的時代浪潮，在這股思潮中，可謂異軍突起，別其特色的南有方以智，北有顏元，這里我們稍作介紹。

顏元是清初儒學中的一支異軍，他對宋明理學的批判比王夫之、顧炎武、黃宗羲三人更加徹底，毫無保留。正如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說：“其見識之高，膽量之大我敢說從古及今未有其比。因為自漢以后二千年所有學問，都被他否認完了。”這個評價比較中肯地證明了顏元在清初儒學中是以回歸先秦儒學的精神倡導實學的。

顏元，字渾然，號習齋，生于明崇禎八年(1635)，卒于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河北省博野縣人。自幼家貧。先后喪父失母，親自耕種農田，行醫鄉里。終生不仕。晚年主持漳南書院，著書授徒。他的著作主要有 《四存編》—— 《存治編》、《存學編》、《存人編》、《存性編》; 還有 《習齋記余》等。

顏元思想的最根本特征，就是一個“習”字。他注重“習”的理論主要由兩部分構成，一是對宋明理學的批判，二是對新社會的構想。

顏元一生的思想路程經歷了三個時期，先是專習陸王心學，后再改宗程朱理學，最后批判宋明理學。因為他是鉆進理學，而后又從理學中殺出來的人，所以，對理學的批判更能擊中要害。他用“實”和“動”的世界觀反對宋明理學“空”和“靜”的世界觀。他認為儒學真正的“道統”是堯舜的“六府三事”，周公“三物”，孔子“四教”。所謂“六府”即“水、火、金、木、土、谷”，“三事”即 “正德、利用、厚生”。“三物”即一曰六德： 知、仁、圣、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 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四教”即 “文、行、忠、信”。顏元用先秦儒家傳統來反對宋明理學。他認為宋明理學是“虛學”，他倡導行實事見實功，反對死讀書，提出了鮮明的“實學”主張。他說：“救弊之道，在實學，不在空言。” (《存學編》卷三)

為此，顏元提出了自己的救亡圖存的社會方案。其政治主張是恢復井田、封建、學校;經濟綱領是：墾荒、均田、興水利;軍事政策：人皆兵，官皆將;文化方針是舉人才，正大經，興禮樂。

顏元的各種主張都是針對明朝的土地私有和兼并，中央專制、科舉弊端而發的，表面上是一種復古主義，實質上是反映一種近代民主精神。他不但反對明朝的“重文輕武”，認為它是宋明理學的流毒致使“四海潰弱”; 而且他還反對歧視婦女，主張男女平等。

方以智在清初儒學中不同于王夫之、黃宗羲、顧炎武，他的研究對象不限于社會歷史、朝章國故或聲音訓詁，還注重鳥獸草木、醫藥飲食及自然界的風雪雨暘等現象。他企圖借鑒西方自然科學知識，總結自己親身的實驗和觀察，以豐富和發展我國的科學文化。

方以智，字密之，生于明萬歷三十九年(1611)，卒于清康熙十年(1671)，安徽桐城人。他出生于士大夫家庭。一生可以分為三個時期。早期到明亡，過的是貴公子的詩酒生涯。中期(到42歲)顛沛流離，飽經戰亂。晚年循身佛門，苦心著述。

方以智之所以在清初這樣復雜的環境中，能夠潛心研究自然科學，尤其是比較公允地評價西方科學技術的成就和性質。這在清儒中是別具特色的。我們知道，自從明朝萬歷年間西方耶穌會士利瑪竇等人來華傳教，帶來了西方科學文化。傳教士們輸入了天文歷算，以及實驗科學。他們與當時的中國知識界有著廣泛的交往，如李贄、徐光啟、李之藻、楊延筠都和利瑪竇等人相友善，黃宗羲也和他們相識，方以智和湯若望神父還討論過天文學。到了明末，所謂“泰西文明”便普遍地成了士大夫中間的時髦學問。方以智的《物理小識》、《東西均》，徐光啟的《農政全書》，宋應星的《天工開物》，梅文鼎的天算之學，以及李之藻的《名理探》的翻譯。都含有不同程度的初期歐化思想。就連集古代中國哲學思想之大成的王夫之，也不能不贊嘆西洋科學的“巧密”。西學東漸，中西文明交接，成了十七世紀中國思想界不可忽視的一股潮流。方以智就是這股思潮的杰出代表。當時，對于傳教士傳來的西方科學技術，一大批中國守舊的士大夫認為是奇技淫巧，不足稱道，甚至與國計民生無益。一部分開明之士雖然承認其“巧密”，但又認為西方這些技術是由古代中國傳過去的，只不過販賣老祖宗的貨色; 方以智與他們不同，他說：“泰西質測頗精，通幾未舉，在神明之取郯子耳。”(《通雅·讀書類略》)他認為西方科學技術在當時確實比中國發達，因為它們不但有精巧的裝置和功能，如望遠鏡、自鳴鐘、三棱鏡等，而且，還有體系化了的數理基礎，這一點中國的科學技術已經落后了。但是，方以智也通過當時傳教士傳入的那點西洋文化的點滴，便已深刻地看出了西方形而上學不夠渾大通融，比起我們中國的傳統哲學思想來遜色很多，這一點在今天看來愈覺其遠見卓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