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學·當代律學研究

建國后，由于受黨內左的思想的影響，學術研究長期未能真正開展。受歷史虛無主義和法律虛無主義的雙重干擾，對古代法律的研究尤為薄弱，除少量論文外，幾乎沒有論著問世。實行改革開放以來，學術界首先恢復了對古代法等的研究，并一度繁榮。由于我國現行法律同古代法律在體例、內容、理論上已完全脫鉤，研究古代法不能直接為現實服務。所以，當代律學研究屬于中國法史學的一部分。主要在對古代律典的考證、輯佚、點校、注譯、辨疑等方面做做文章。十幾年來，成績是喜人的，論文有數十篇發表，其中較有分量的有：張警《〈七國考〉〈法經〉引文真偽析疑》(見《法學研究》1983年4期)、蒲堅《〈法經〉辯偽》(載《法學研究》1984年4期)、初代賓《居延簡冊〈甘露二年丞相御史律令考述》(載于 《考古》 1980年2期)、高恒 《漢律篇名新箋》(載于《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80年2期)、薛梅卿《北宋建隆“折杖法”辯析》(載于《中國政法大學學報》1983年1期)、楊一凡《明〈大誥〉頒行始末，條目總數和案例時間考證》(見《法律史研究叢書》第一輯)。論著有：倪正茂《隋律研究》、楊一凡《明大誥研究》、《洪武法律典籍考證》和資料《睡虎地秦墓竹簡》、辛子牛《漢書刑法志注釋》、馬建石《舊唐書刑法志注釋》、上海社科院政治法律研究所《宋史刑法志注釋》、張警《晉書刑法志注釋》等。在臺灣，一些二三四十年代的老法史學家繼續著律學研究，也有新秀崛起。研究論文主要有徐道鄰《宋律佚文輯注》、張溯崇《清代律例簡釋》等。著作有潘維和《秦律考略》等。由于秦簡、漢簡等簡牘的出土，我國當代律學對秦漢律的研究較前代深入、準確，對隋律和明代律典的研究也較前代進步、提高。對某些具體問題的研究也有進步。但同近代相比，當代律學缺乏像《九朝律考》和《歷代刑法志》那樣的宏篇巨著。律學研究的薄弱環節如五代、宋尚須充實，空白地帶如南北朝時期還需增補。當代律學研究仍須大力加強。

現對今人律學研究主要論著，資料簡介如下：

《睡虎地秦墓竹簡》 1975年12月，在湖北云夢睡虎地發掘了十二座戰國至秦代的墓葬，其中十一號墓出土大量秦代竹簡，經細心拼復，計有竹簡1155支，殘片88塊。經劉海年、高恒、裘錫圭、李學勤等人組成的整理小組的整理，《睡虎地秦墓竹簡》于1978年出版。竹簡的內容有：《編年記》、《語書》、《秦律十八種》、《效律》、《秦律雜抄》、《法律答問》、《卦診式》、《為吏之道》等，主要都是秦代的法律，法律解釋、文書。我國古代法律中，唐以前的都沒有完整地保存下來，而秦朝的則基本佚失無存。云夢秦簡中的法律條文，為我們研究秦代、戰國和理解印證漢代的法律都提供了非常珍貴的資料。因竹簡上文字是有毛筆墨書的秦隸寫成，許多地方少字、或字不清晰，使秦簡條文較難看懂。整理小組在《睡虎地秦墓竹簡》加了注釋，對原文中的錯字、加注正字，并對全文作了翻譯，以便于閱讀、理解。

《漢書刑法志注釋》 辛子牛著。《漢書刑法志》是二十四史中第一部，敘述了上自遠古下至西漢成帝間的法律制度及變革情況。內含豐富的律學資料。為了便于閱讀，辛子牛積長期法古文教學的經驗和體會為之作注釋，并為二十九個自然段及四大段各寫了段落大意。后附《漢書·王莽傳》，由蘇經逸為之作注釋。

《舊唐書·刑法志注釋》 馬建石等著。《舊唐書刑法志》概述了中國古代禮與刑的演變，隋代的酷刑，詳盡地敘述了唐代三百年的刑事立法及法律的沿變，還用較長的篇幅摘引了陳子昂、韓愈等人關于仁政寬刑、子復父仇等問題的諫議和奏疏，是研究唐代及其前代法律的重要資料。為了便于理解，馬建石等為之作了注釋。注釋詳細、通俗。

《宋史·刑法志注釋》 上海社會科學院政治法律研究所編。《宋史刑法志》有三部分，即律令、獄治、刑政。本書是第一部分律令的注釋。作者認為，《宋史》是官修史書比較蕪雜的一部，其《刑法志》對宋律典、法制中的某些重要問題說得過于簡單，缺乏系統。于是在書的前言中用較長的篇幅對宋法制作了補充介紹，然后對《宋史·刑法志》律令部分逐段注釋。該書是研究宋代法律的重要資料。

《隋律研究》 倪正茂著，作者系上海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隋律研究》共六章。作者一反前人研究隋律所常用的“倒推”，即以唐律況隋律的方法，而是從現存史籍中去鉤沉發掘隋律材料，從正面去研究隋律。作者以《九朝律考》、《中國法律發達史》中的資料為據，又從《隋書》、《舊唐書》、《北史》等史籍中尋得豐富的資料，經組織，使隋律以空前豐腴的面目展現在人們面前。書中對隋律“多采后齊之制”的傳統觀點作了認真的辨析，認為 《北周律》也是隋律的藍本之一。據史載，《開皇律》曾刪去1235條，而《北齊律》只有949條，《北周律》卻有1537條，被刪的應是《北周律》;參加《開皇律》修撰的人物都是周室舊臣或刑官，有的還曾參加過《北周律》的修訂，是一部活周律，所以，《北齊律》是《開皇律》的藍本，但非唯一藍本。作者還對隋律的地位給以重估，認為封建社會的許多法律制度，如五刑、十惡、十二篇五百條等實裁正于隋律而非唐律。隋律因隋朝的速亡而影響較小，但隋律通過唐律影響了后世及東亞諸國，《隋律研究》的出版，使隋律研究的薄弱現狀大為改觀。

《明大誥研究》 楊一凡著。楊一凡(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該所法制史研究室主任。《明大誥研究》系作者力作。書中對《大誥》頒布的時間、條目淵源等依據《明太祖實錄》、《明經世文編》、《皇明祖訓》、《誠意伯文集》、《明史》，談遷《國榷》、呂毖 《明朝小史》、谷應泰 《明史紀事本末》、孫承澤《春明夢余錄》等書進行了考證，指出諸史書所記《大誥》前三編頒行的時間只是朱元璋作序的時間，而非頒行時間。作者認為，《大誥》前三編的時間分別是洪武十八年十一月、十九年年中、二十年二月以后。四編《大誥》中有61個條目沒標明時間，作者認為是洪武二十年的案件。書中對《大誥》的特色：律外用刑、重典治吏、明刑弼教進行了剖析，進而認為“明刑弼教”是律外用刑、重典治吏的出發點，律外用刑、重典治吏是“明刑弼教”的基本措施和重要內容。三者融為一體，構成朱元璋重典治國方針的核心，共同體現《大誥》的基本精神。書中還對《大誥》的版本進行了考證，指出：“洪武內府刻本是印行時間最早、錯誤最少的本子”，并將現存于世的三種《大誥》洪武刻本進行校讎，指出其相異之處。該書后附有四編《大誥》點校本，校注400余處，對許多脫、訛、衍、倒文字、通假字、有疑義的人名、地名、難懂之方言作了注釋或考證。書中列有《各主要〈大誥〉版本校對表》，附有《大誥人名索引》。列表說明是該書的一個特點，全書各種表格有98頁之多。

《洪武法律典籍考證》，楊一凡著。這是一部對《大明律》、《大誥》、《大明令》、律誥外榜文、峻令等明初法律進行全面研究的著作。作者認為《明史·刑法志》對《大明律》的制定之記載過于簡單，有必要作番梳理。他把《大明律》的制定過程分為洪武元年律、七年律、十八、十九年行用律、二十二年律、三十年律幾個階段。并逐一考證，指出洪武元年律始訂于吳元年，洪武元年頒布，已是以六部分類。洪武七年律篇目一準乎唐，606條。洪武九年又由胡惟庸、汪廣洋重加厘訂，十八、九年行用律又改用六部分篇體例，二十二年律律文基本定型，三十年律對二十二年律進行了少許修改，并附上《律誥》147條。至此《大明律》完成。作者把明律同唐律、元律進行比較，同意薛允升關于明律“輕其輕罪、重其重罰”的論點，并認為從總體上，明律用刑比唐律重。而除政治類犯罪外，元律用刑皆較明律輕。關于律典的實施，作者認為雖受《大誥》和律外榜文、峻令的沖擊，但基本上實施了，從洪武元年到十三年，二十七年到三十一年總共十八年的時間律外用刑較少。作者還分析了朱元璋的法律思想對《大明律》的制訂、內容的影響。關于明《大誥》，作者對其頒行時間、淵源、律外用刑、重典治吏、法律效力、行廢及其與朱元璋“明刑弼教”思想的關系作了認真地考證和研究。在“律誥外榜文，嶺令考”部分，作者首先對明初榜文進行梳理、結合內容分析，指出他們的特色：“是明律的具體化;用刑苛刻，較相近律文量刑重;重申《大詔》禁令;有極濃厚的重典治民色彩。在“典籍版本考”部分，作者指出了《大明令》、明《大誥》、洪武律的版本情況，并對現存的幾個版本進行校對、比較，指出其相異之處。本書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資料豐富、條理清晰，作者廣泛采用了《明太祖實錄》、《明史》、《明仁宗實錄》、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南京刑部志》、何如棟《皇祖四大法》、《綱鑒易知錄》、萬歷《明會典》、談遷《國榷》、夏燮《明通鑒》、朝鮮人金祗《大明律直解》、何廣《律解辨疑》、黃健彰《大明律誥考》、《〈律解辨疑〉、〈大明律直解〉〈明律集解附例〉三書所載明律之比較研究》等書、文中的資料。對許多問題，作者都列表說明，全書表格有104頁之多。

《晉書·刑法志注釋》 張警注。張警，西南政法學院教授，退休后積平生治法律史學所得，不顧年老體衰，殫精覃思，奮力注釋《晉書·刑法志》。《晉書刑法志》內含張斐、杜預等律學成果，資料豐富，相當于唐虞之代以迄晉的一部法律通史，法史價值極高，尤可窺見魏晉律學盛況。其中所引的魏晉法律文獻，受當時駢體之風影響，文美意玄，素稱難讀。而《志》中有關古代法律專用名詞、術語頗多，今人亦難以理解。有此注釋，皆可化為坦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