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夢家人物簡歷簡介,陳夢家文學代表作品介紹

1931年初，尚在南京求學的一位不到二十歲的青年陳夢家，出版了自己的詩集。詩集中所煥發出來的早熟的藝術才華受到當時詩壇的注目。他被目為“少年能詩者”(孫作云： 《論“〈現代〉派”詩》)，被譽如“唐初四杰的王勃”(俞大綱： 《〈鐵馬集〉序》)。陳夢家這個名字在文壇上不脛而走。

由于個人與社會的因素，陳夢家在詩壇活動的時間是暫短的;他的詩名，他在新詩史上的地位，自然是不能與郭沫若、聞一多、艾青一類的大詩人同列的。然而，我們不妨借用唐人的兩句詩來稱道他：“幾度見詩詩盡好，及觀標格過于詩。”這個“標格”，就是詩人虔誠的愛國主義精神。作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我國正直而有作為的一部分上層知識分子的代表，這種在屈原與杜甫的時代就已深深扎根于知識分子群中的傳統的愛國主義精神，與他所接受的文化教養融在一起，深鑄于他的內心，并在他艱苦探索的人生道路上時時強烈地表現出來，而終于成為他從詩人到學者一生的精神支柱。這個“標格”，也就是詩人對藝術事業執著追求的精神。他曾奉新詩藝術為圭臬，在新詩需要進一步發展的重要時期，從新詩理論建設和創作實踐各方面努力探尋新詩藝術發展的途徑。他的詩恬淡飄逸，獨具一格，豐富了新詩的表現藝術。他的創作成就，已成為新詩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頁。

一

詩人陳夢家，筆名漫哉，1911年4月16日出生于南京西城的一所神學院中。他的祖籍是浙江上虞縣。父親陳金鏞曾長期任上海廣學會編輯，時年已四十。他曾親自創辦了南京的這所神學院，并任“提調”(院長)之職，是一位忠厚純樸的長者。

陳夢家的童年是在非常濃厚的宗教氣氛中度過的。當他后來憶及孩提時，父親抱著他倚在神學院的欄桿上，在教堂悠揚的鐘聲中唱著贊美詩的情景，猶帶著神往與依戀之情(見《鐵馬集·叮當歌》)，這在他的世界觀與藝術個性上烙下了深深的印記。他對“小羊與猛獅攜手”(《<白雷克詩選譯>序》)的博愛精神的向往，以及詩歌創作中對“哲學意味”與恬淡悠遠意境的追求，都影影綽綽地閃現著宗教的“靈光”。

陳夢家自幼在那種多子女的家庭氛圍與動蕩不安的社會環境中長大。他有八個姊姊、兩個哥哥、兩個弟弟，都是一母所生。陳夢家系由他在南京匯文女中任教的三姊陳郇磐撫養成人。他出生不到半年，辛亥革命爆發，因避戰亂，陳夢家在襁褓中就隨全家逃難到上海，直至次年戰局已定，才返回南京。他自幼喜讀古詩，尤其是唐詩，并長期在教會學校學習。四歲時，入家庭附近某女校的幼兒院。次年，到南京四根桿子禮拜堂附設的小學讀書。八歲那年，父親遭仇敵誣陷，被趕離了神學院，舉家遷居上海，他改進圣保羅小學。1920年春，他隨其三姊回南京，第二年升入中學。顛簸在社會風浪中的上層知識分子小康家庭的生活環境、傳統文化的影響與教會學校中歐美文化的教育，造就了陳夢家充滿矛盾的思想、氣質與個性。他用惶惑的眼注視著這充滿動亂、貧窮與不平的破碎的山河，憧憬著歐美文化所教給他的自由、平等、博愛的社會理想;他富有天分，正直而又善良，從內心深處熱愛這個有著四、五千年優秀文明的古國，卻又感情纖細而怯弱，眷戀著自幼就生活著的社會圈。當他結束自己的童年生活而踏入社會人生的時候，在他面前伸展著的是一條漫長而曲折的路。

1927年夏，他高中尚未畢業，就考入南京“國立第四中山大學” (后改名“中央大學”)法律系。這時他正做著一個十六歲少年的天真的夢。他是這樣描繪他當時的生活的：

我住在一個偌大的城里——一個都會，近傍一塊九十九里周圍的營地，在平時，晚上躺在三層樓的床上，從窗口看出藍天里的星子，抽一支煙，在冥想一些空幻的事。 (《五月》)

作為這些夢之花的結果的，則是一些自由體的小詩。目前所見陳夢家最早的詩作《一朵野花》中，還留有當時天真與稚嫩的痕跡：

一朵野花在荒原里開了又落了，/不想到這小生命，向著太陽發笑，/上帝給他的聰明他自己知道，/他的歡喜，他的詩，在風前輕搖。

一朵野花在荒原里開了又落了，/他看見青天，看不見自己的渺小，/聽慣風的溫柔，聽慣風的怒號，/就連他自己的夢也容易忘掉。

就在這時，他遇到了在中央大學任教的聞一多與徐志摩。從此，他的生活道路已注定與這兩位老師的影響緊緊聯系在一起了。

聞一多1927年秋到中央大學任外文系主任，教授英美文學，陳夢家常去聽課。聞先生講授的英美浪漫主義詩歌與詩歌格律化理論深深打動了這位少年詩人的心。聞一多對這位天資聰穎的學生尤為器重，曾屢次對朋友稱道：“一個有天分的人而肯用功者，陳夢家要算是一個成功的例子。”(梁實秋： 《談聞一多》)師生結下了終生之誼。1928年起，陳夢家在創作中“開始以格律束縛自己”，這些詩“有個相似的外貌：它們都屬于一個節奏，它們都切劃得一般整齊。”(《<夢家存詩>自序》)

1928年秋，聞一多離開中央大學。次年，徐志摩應中央大學校長張君謀之聘，任外文系教授，講授歐美詩歌。陳夢家的才華得到徐志摩的賞識，詩作《那一晚》由徐志摩推薦，以“陳漫哉”的筆名揭載于《新月》月刊2卷8號上，這是他首次公開發表作品。陳夢家當時的創作，受徐志摩那種用“圓熟的外形，配著淡到幾乎沒有的內容”(茅盾： 《徐志摩論》)的詩風影響甚深，也有一些詩是模仿聞一多的(如《葬歌》模仿《也許》)。他的詩雖兼具聞詩格律謹嚴與徐詩輕俏流麗之長，但當時他藝術修養上沒有徐志摩那樣精深的西方文學的造詣，思想意識上一時也缺乏聞一多那種對祖國的強烈政治責任感，“所作卻都似微弱的幽幽的恍如海上的聲音”(《<瑋德詩文集>跋》)，給人以輕渺、空疏之感。

1929年夏，安徽桐城人、方苞后裔方瑋德進中央大學外文系學習英國文學，與陳夢家結為詩友。1930年前后，以他們為核心，集合了一批青年詩人。正如陳夢家所自述：“其時志摩先生每禮拜來中大講兩次課，常可見到;瑋德的九姑令孺女士和表兄宗白華先生也在南京，還有亡友六合田津生兄，我們幾個算是個小文會，各人寫詩興致正濃，寫了不少詩。”(《<瑋德詩文集>跋》)同時，陳夢家的同學梁鎮、沈祖牟、俞大綱、孫洵侯等人也由徐志摩推薦，常在《新月》月刊等雜志上發表詩歌。南京詩人群的形成，成為后期新月詩派的先聲。

受聞一多、徐志摩詩歌理論的影響，1930年1月，年僅十九歲的陳夢家在《國立中央大學半月刊》1卷7期上發表詩論《詩的裝飾和靈魂》，宣告了指導他詩歌創作的完整的藝術主張。

首先，他認為詩就其本質來說，“是美的文學”，即“詩應當是可以觀賞的歌詠的思味的文學”，因此，“詩必須具有其獨具之形象與靈魂。”

其次，他將詩的成分，“簡要的可從其性質分為兩種：一是外在的形式，就是韻律，”“一是內在的精神，就是詩感。”在詩的形式上，他主張“用美術和音樂的調配，便因美觀的格式與和諧的音韻所生出的美感，襯托‘詩的靈魂’。”同時他又指出：“詩的靈魂——就是詩的精神——應當較之外形的修飾更其切要。”詩在內容上“不僅是一些平凡的描摹與感慨，更其要有哲學意味。”

最后，在風格上，突出地強調“詩：要其有自然的格式，自然的音韻，自然的感情”，要“哲學意味溶化在詩里。”

陳夢家的新詩理論，糾正了前期新月詩派偏于強調形式因素的傾向;承認“詩感的來臨是因于內心接受外物印象的擊應”;在詩美學與新詩藝術規律上，繼承了前期新月詩派“使詩的內容及形式雙方表現出美的力量，成為一種完美的藝術”(于賡虞： 《志摩的詩》)的主張，并作了更為深入有益的探討。但他在詩歌創作的根本問題、即創作目的與創作動力問題上，宣揚“為藝術而藝術”的觀點。正如他自己在與《詩的裝飾和靈魂》同時發表的《文藝與演藝》一文中所說：“真正的文藝，要其為感情的自然表現，不含有任何的目的或作用。從無關心中產生出來，不懷著功利觀念，一種無所為的高尚精神。”這較之前期新月詩派用詩歌藝術表現“我們這民族這時期的精神解放或精神革命”(徐志摩：《<詩刊>弁言》)的認識大大后退了一步。陳夢家的這種反功利主義的藝術觀顯然是與他的老師徐志摩思想的影響分不開的。大革命失敗后，身為中國民族資產階級詩人的徐志摩，他所夢想的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嬰兒”并沒有在中國大地上出世。在思想與創作上，徐志摩由對資產階級民主制“單純信仰”的追求而“流入懷疑的頹廢。”(徐志摩：《<猛虎集>自序》)他自稱“我的信仰……我自認永遠在虛無縹緲間”(徐志摩： 《陶孟和<再論梁巨川先生的自殺>附言》)，感嘆“我不知道風是在哪一個方向吹”。雖然他對國民黨新軍閥的獨裁統治有所不滿，卻同時又借口“不崇拜任何的偏激”，“不能歸附功利”(徐志摩： 《<新月>的態度》)，寫下如《西窗》這樣的攻擊革命文學運動的詩歌。他曾表白：“我個人懷疑共產主義，……也就為顧戀一點點的私人自由”(徐志摩： 《關于黨化教育的討論》)，這正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在十年內戰時期政治立場的反映。陳夢家當時身為徐志摩的入室弟子，與徐氏時相過從，頭腦中不免打下徐志摩思想的印記，所以他跟在徐志摩后面亦步亦趨地宣傳反功利主義的藝術觀，攻擊“所謂革命的新詩是變為無次序的無音韻的雜亂的煩囂的呼聲” (陳夢家： 《詩的裝飾和靈魂》)，這是有著深刻的社會原因和個人因素的。

然而，三十年代初，國民黨新軍閥的軍事統治已帶來深刻的政治危機，災荒、饑饉和戰亂正把多災多難的中國人民進一步推向痛苦的深淵。激烈動蕩的社會環境使身居于深墻大院高等學府內的陳夢家面前，也已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了。1930年初，陳夢家寫下《秦淮河的鬼哭》一詩，描繪了國民黨政府的“首都”南京城的恐怖陰森的畫面：

這里人也沒有，燈也沒有，/只有一團鬼火，一串骷髏——/在天河的絃子上，有鬼歌/飛過一條荒街，一灣小河。

詩人蟄伏在內心深處的愛國心驅使他懷著“一束隱憂”從“年青人的頹廢病”中回眸顧視悲慘的現實人生。他親眼目睹風雪夜凍死在土地廟里的乞丐，身上僅蓋一只破麻袋和“一層破舊的積紙”，止不住悲痛地呼喚：“你走完窮困的世界里每一條路”，“在窮困里，窮困里，做了一世窮人。”(《喪歌》)他在深夜里為新軍閥內戰的馬號和炮車聲所驚擾，“睜開了”一雙“睡不著的困眼”，憤憤地寫道：

這是英雄，英雄的事業，/殺的是弟兄，不是仇敵。/這一陣陣的混戰，我看見/野鬼的慘笑里蒼白的臉。 (《馬號》)

然而，他的教養、他所生活著的社會圈又常常使他沒有勇氣去進一步正視這個丑惡的、凄涼的社會。他在1930年夏寫給方令孺的信中說：

我只愛一點清靜，少和一些世事發生關系。我不能再存著妄想：這國家是只會糟下去的。

就在這種矛盾痛苦的心境中，為了“不要常常傷害自己”他不得不“再去做夢”，在詩苑里“幻想”和“徘徊”(見《五月》)。陳夢家這種精神狀態，是后期新月詩派中一大批中上層小資產階級詩人思想傾向的代表。其摯友方瑋德曾在一篇論文中說歌德“具有一種‘逃走’的精神，以此逃走解決一切的矛盾，一切的煩苦。”(《詩人歌德之全人生的意義》)其實，方瑋德所說的這種“逃走的精神”，正是后期新月詩派中象陳夢家一類詩人當時思想狀況的絕妙寫照。陳夢家曾在當時所作的一篇散文中袒示他的思想說：

我看見這混沌的人生，使我厭倦。每一個人昧著良心用謊話去騙取幸福，人與人之間永遠是存了這虛假的事。我是那樣的厭惡世界，感傷我自己的飄零。 (《一夜之夢》)

陳夢家到底為什么要“逃走”?他這種“逃走的精神”究竟是什么?從他的這段自白中是可以知其端倪的。

1931年是陳夢家文學活動最為繁忙的一年。早在1930年初夏，他就與方令孺、方瑋德商議，擬繼當年《晨報副刊》的《詩刊》后，再辦一個《詩刊》。是年的7、8月間，因父親患病，陳夢家來到上海，把南京詩人的建議告訴了徐志摩，得到贊同。徐志摩立即發信征稿，與陳夢家籌備《詩刊》。1930年冬《新月》3卷2號刊出《詩刊》廣告，宣布“我們幾個《詩刊》的舊友想多約幾個對詩有興味的新友再來一次集合的工作。”1931年1月20日，由徐志摩主編、陳夢家擔負實際編輯工作的《詩刊》季刊在上海以“詩社”名義出版，撰稿人除聞一多、徐志摩、饒孟侃等前期新月詩人和南京詩人群成員外，還有林徽音、卞之琳、孫毓棠、曹葆華等新加入的北京青年詩人，標志后期新月詩派的正式形成。而在這一過程中，年齡還不到二十歲的陳夢家已成為新月詩派的一員主將。

同月，陳夢家的第一部詩集《夢家詩集》由新月書店出版，書很快銷售一空。不少雜志發表了書評，連廣東汕頭一家不太知名的刊物《濱海文藝》都發表了專論，使陳夢家的詩名大噪。1931年7月， 《夢家詩集》增選后再版發行，陳夢家在《再版序言》中說：“我想打這時候起不該再容許我自己在沒有著落的虛幻中推敲了，我要開始從事于在沉默里仔細觀看這世界，不再無益的表現我的窮乏。”

這一時期，陳夢家還曾創作過一些散文與小說。他所作的中篇小說《不開花的春天》，1931年由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出版。小說用書信的形式敘述一對青年的愛情故事，曲折地反映了陳夢家苦悶的內心世界。

1931年夏，陳夢家畢業于中央大學，獲得律師執照，從南京小營移住市郊蘭家莊。 7月，應徐志摩之邀赴上海，住天通庵，負責編選新月詩派的主要代表作——《新月詩選》。陳夢家在一個多月的時間里，選出前、后期新月詩派主要詩人的代表作共十八家八十首，把這些處于不同歷史時期、具有不同社會地位與政治思想傾向的詩人在藝術流派的體系上聯系起來。他在這部詩選集的《序言》中，從新詩發展史的角度，總結了新月詩派的藝術理論，指出新詩十多年來的成績猶如長江的涓涓的水源，尚“在山澗里悄悄走著生命無窮的路”，而新月詩派“自己相信只是山澗中一支小小的水”，在“忍耐的開辟新的路子。”并表示“主張本質的醇正，技巧的周密和格律的謹嚴差不多是我們一致的方向”，“態度的嚴正又是我們共同的信心。”他的這些理論主張未出徐志摩藝術思想的巢臼。

1931年9月，徐志摩將《詩刊》交予陳夢家主編。11月19日，這位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詩哲”在濟南附近的黨家莊觸山墜機身亡，臨終前一天，曾向陳夢家、方瑋德兩個高足弟子表示了對自己頹廢的精神狀態的不滿：“這樣的生活，什么生活，這一回一定要下決心徹底改變一下。”(陳夢家： 《談談徐志摩的詩》)導師的臨終遺言與悲劇性的命運引起陳夢家內心的震動和深沉的思索。他在徐志摩逝世后的第四天，創作了新詩《致一傷感者》，批判了感傷主義的思想情緒：

傷感在窮人是一件奢侈的事，/快樂在人手上，也在人心上。/——世界不全是壞的。

不久，陳夢家在其主編的《詩刊》第4期《敘語》中對后期新月詩派創作的“題材走到今天太狹隘了”的現象深為不滿，表示“很想把新詩的內容更要擴大”。這一些，預示了他創作思想轉變的信息。

二

1932年1月，陳夢家編完了老師徐志摩的遺稿《云游》集，整理了自己1931年夏季后的詩稿，結集為《鐵馬集》，便毅然停辦了后期新月詩派的刊物《詩刊》，結束了交織著迷惘與痛苦的學生時代。

正當陳夢家規劃自己未來生活的時候，“一·二八”戰爭爆發了!十九路軍在上海抵抗日寇的隆隆炮聲震醒了深埋在詩人心底的熾熱的愛國主義激情。戰爭的第二天，他即與同學劉啟華、蔣方夜、盧壽枬從南京赴南翔前線，投入十九路軍的61師122旅旅部，參加抗日宣傳工作。臨行前，詩友方瑋德贈詩給陳夢家壯行，并附信說：“區區微命于必要時，亦愿能手格一二日人。”以示同仇敵愾之情。陳夢家等人隨122旅旅部自南翔經劉行、嘉定、楊行、顧家宅、真如、大場一線向蘊藻浜前線挺進。 2月1日軍隊進駐南翔鎮時，陳夢家在車站佇立三天三夜，目睹無家可歸的婦孺老幼在雨雪中踉蹌行走，滬寧線上的難民行列蜿蜒長達數十里。他心如刀絞，寫下《哀息》一詩，發出“誰教我們這樣的?”的責問。2月13日，部隊在季家橋與日寇雪中大戰。122旅第5、 6團任前鋒，與敵寇肉搏終日。陳夢家等親臨火線，搶救傷員。他看到勇敢的中國士兵們在彈雨中無畏地沖殺，掛彩的傷員染成了血人，有的戰士犧牲時仍保持著托槍瞄準的姿勢。田野上到處是抗日志士的新墳。在戰士墓前，陳夢家寫下了動人肺腑的悲壯詩篇——《在蘊藻浜的戰場上》：

在蘊藻浜的戰場上，血花一行行/間著新鬼的墳墓開開在雪泥上：/那兒歇著我們的英雄——靜悄悄/伸展著參差的隊伍——紙幡兒飄。/蒼鷹，紅點的翅尾，在半天上吊喪。

現在躺下了，他們曾經挺起胸膛/向前沖鋒，他們喊殺，他們中傷，/殺了人給人殺了，現在都睡倒/在蘊藻浜的戰場上。

“交給你，象火把接著火，我們盼望，/盼望你收回來我們生命的死亡!”/拳曲的手握緊炸彈向我們叫：/“那兒去!那兒去!聽我們的警號!”/拳曲的手煊亮著一把一把火光/在蘊藻浜的戰場上。

他還在季家橋前線用民歌的風格寫下《老人》一詩，描繪農民對故土的熱愛。這些在抗戰前線寫下的史詩般的作品，是“一·二八”事變珍貴的實錄。詩人在構思時“有意擺脫所有形式的羈絆”(《<夢家存詩>自序》)，無論在內容和形式上都標志陳夢家新的創作階段的開始。

2月下旬，陳夢家從淞滬前線返回上海。3月，應聞一多先生之邀到青島大學任聞先生的助教，并在聞先生的指導下，開始研究甲骨文。 4月，陳夢家修改他在淞滬前線所寫的詩，結集為《陳夢家作詩在前線》。他在《序》中表示：

我十分羞愧在這里安閑度日子，這里人家的旗桿上掛著惡毒的標幟，每天使我憤懣。我相信一種日子會來到，那些日子將不是我們所可想象的，也不是我們甘愿的，但是我們熱烈盼望它來。

他在青島寫下的詩，如《海》、 《小詩》，已完全脫開格律化的巢臼，另辟蹊徑。他后來談到其創作前期的格律化新詩時說：“有人認為這就是我的好處，是錯了。”“這把鎖壓壞了我好多的靈性，但從這些不自由中，我只掙得一些個造字造句的小巧。”(《<夢家存詩>自序》)在創作實踐上，前期新月詩人大多初期作品形式自由，后來慢慢走上格律化的路;后期新月詩人如陳夢家、方瑋德則大半是初期作品格律謹嚴，后來邁向形式自由的路，這個文學現象表明新月詩派形成和解體的過程。年青一代新月詩人紛紛感受到脫離社會現實嘗試形式上的實驗是條絕路，各自努力探索新詩發展的新途徑。

1932年夏天，聞一多與陳夢家相繼離開青島去北平。臨行前師生登上泰山，敞襟臨風，飽覽祖國山川的秀色，這在陳夢家的心里留下了難忘的印象。9月，聞一多任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陳夢家也由燕京大學宗教學院教授劉廷芳推薦，到該院學習。后為院長趙紫宸所望重，并與其愛女趙蘿蕤女士締結良姻，成為終生的知友與伴侶。

1932年10月， 日寇的侵略魔爪已伸向關內，整個華北處于危急之中。是月22日，陳夢家應邀在北平青年會南廳發表題為《秋天談詩》的講演。在講演時陳夢家大聲呼吁：“讓我們個人的感情漸漸溶化為整個民族的感情，我們的聲音化作這大群人哀泣的聲音，不只是哀泣，還有那種在哀泣中一聲復興的愿望。”

1933年初，日寇的鐵蹄終于踐踏在熱河的土地上，陳夢家義憤填膺，決心自行出榆關到前線為保衛祖國效力。1月13日，方瑋德、瞿冰森等同學在北平東城燈市口燕京校友會召開歡送會。次日凌晨，陳夢家離北平經古北口奔赴塞外。途中目睹奇麗峻偉的塞北風光，愛國的赤子之情油然而生。他根據那時的觀感所作的《古北口道中》、 《承德道中》等詩篇，詩風雄闊奔放，別是一番氣象：

短笛山謠，送牛羊下山，/平林后有幾家炊火;/暮色披下山，看巒頭/又似昂首奔騰的瘦馬，/跨著山腳下一帶云氣，/蹴開了滿天的黃沙。 (《承德道中》)

1933年3月初，由于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熱河不戰而失，整個華北處于危急之中。陳夢家滿腔的報國熱忱付諸東流，他悲憤地從前線返回北平。是年9月，他到安徽蕪湖任廣益中學的國文教員，住在獅子山青陽廬。在蕪湖陳夢家創作了兩部氣勢磅礴、構筑宏偉的抒情長詩《往日》與《泰山與塞外的浩歌》，達到了他詩歌創作的頂峰。《往日》是用長詩形式回顧自己經歷的作品，分《鴻濛》、 《昧爽》、《陸離》三章，風格奇幻瑰麗，多姿多彩，是一部浪漫主義的力作，顯示了詩人過人的才氣。八百行的長詩《泰山與塞外的浩歌》更是新詩苑中的一朵奇葩。火焰般迸噴的愛國主義激情如崩云裂岸的浩蕩大江奔瀉于一氣呵成的湍急的詩行間，令人目不暇接：

萬里長城!告訴我你龍鐘的腰身里/收藏多少鋒鏑;告訴我那些射箭的/英雄他們英雄的故事;告訴我巍然/無恙的碉樓如今更望得見多遠/——有我漢家的大旗在蒼茫間飛揚，/………

壯偉的河山，我想起曾經仰望/驚訝你被遺忘的雄麗，如今是什么/馬蹄踐踏你迭浪的白龍堆?/我記起春風三月中峭塞里/小月下度過殘缺的冷口，皚皚/高聳的數峰背負了一道長城，/那山岰洞穴中數點燈火的哨聲;/那峪中穿沙去的流水，我聽見/單匹戰馬昂然立在獨木橋上/垂鬃飲水時那靜悄悄的水聲;/我記得那悲壯與冷淡風暈的/關山月照過的關山，如今在江南/望見九月初的小月，它正在冷沏/冷口外聽流水無家歸的白骨!

此詩蒼涼悲壯，論者以為兼有“李白詩中的涵養”和“岑參邊塞詩的氣魄”。它是作者回顧當年在山東登臨泰山與出塞抗敵時的觀感而作。它與同時所作的《西山野火》、 《黃河謠》等愛國主義詩篇不愧為我國新詩史上的佳作!

1934年1月，陳夢家的詩集《鐵馬集》由上海開明書店出版。同月，陳夢家赴北平為燕京大學研究院研究生，專攻古文字學。這時他的主要精力已移向學術研究，但課余常在津、滬《大公報》的文藝副刊及《文藝月刊》、 《新詩》月刊等報刊上發表詩作。他后期的詩作，詩風老成，技巧純熟，但已失卻了前一階段的激情，表現一種“想在百衲衣上捉虱子，曬太陽”(《小廟春景》)的閑適自如的意趣。1935年8月，陳夢家從他歷年所作的100余首詩中精選出23首，結集為《夢家存詩》，以作為其“七年寫詩的結賬”。他在詩集的《自序》中總結了自己創作道路的成敗得失，傾訴了自己心目中的審美理想：

現在，我心中盤旋著一個大愛，這美幾乎是萬仞的石級，需要一層一層爬，仍舊是一種類乎理想的真理能安居。我脫離了小小一簇花，一窪淺陋的塘水，登山望海……

然而，詩人不久即放下了他的詩筆，使我們無以領略他心中所盤旋的詩美的極致了。

三

陳夢家在藝術上的成就，一直為文學史家們所稱道。早在三十年代，孫作云先生就贊揚陳夢家的詩“意境與形式并茂，且不為人藩籬”。 (《論“〈現代〉派”詩》)王瑤先生在最近新版的《新文學史稿》中也認為陳夢家“就‘認真’與形式的完成說，他是可以作為后期詩人的代表的。”

陳夢家自稱最歡喜抒情詩，他的主要藝術成就確在抒情詩上。他認為“一首‘詩’，它本身是個可統系的錯綜的完全”，“是個有它自己特性的形象”(《〈夢家存詩〉自序》)。在創作中，他首先著力的是塑造特具個性的抒情形象。抒情主人公的性格特征，通過“理性濾清洗練后”的情感的抒發，集中地加以表現。在《夜》這首抒情詩中，詩人用約會時向心愛的姑娘傾訴愛情的口吻，刻畫了一個伶俐可愛、勇敢決絕地追求自己愛情幸福的少年形象，他大膽地鼓勵心上人：

掛著你流的眼淚不許揩干，/透過那一層小青天朝我看;/姑娘，你膽小，這時候你該敢/說出那一句話，從你的心坎上——/沒有人聽見，也沒有人偷看。

《露之晨》這首詩中的少年在爭取愛情幸福時則是怯懦畏懼、逡巡不前的，詩人通過其內心獨白來表現這一性格特征：

我暗暗地藏起那串心跳，/不敢放出一只希望的鳥;/是一陣溫柔的風吹過，/不是我，不是我!

陳夢家曾說： “一個匠人最大的希望最高的成功是在作品上發現他自己的精神的反映。”(《<新月詩選>序言》)他的詩友方瑋德也認為陳夢家藝術上一個根本特征在于他的詩“寓有他自己的人格。”(《鐵馬集·瑋德舊跋》)綜覽陳夢家的詩作，可以體味到一個飄逸的虔誠的青年詩人的總體形象。他如古廟的一個小風鈴，“輕的象浮云，隱逸在山林”(《鐵馬的歌》);又似翱翔在詩苑上空的秋雁：

從來不問她的歌/留在那片云上?/只管唱過，只管飛揚/黑的天，輕的翅膀。(《雁子》)

除了詩人人格的自我寫照，在《供》這首詩中還直接描繪了他的詩生活：望著一株小秋楓，在一支燭光下，吸著煙卷，吟哦詩作，回味著落日的沉默和一夜來細碎的煩惱，向往有著翠鳥與白鴿子的春天。這種用抒情詩的形式塑造的“完全在幻想和夢的交界上徘徊”(《信》)的“零余者”的形象，正是三十年代一部分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精神肖像，是具有社會的典型意義的。

每個作家都在他的創作中實踐他的美學追求，詩歌這種精致的文學形式尤為集中地體現了作家的審美理想。穆木天說陳夢家的詩“好如一片秋空，具有著靜閑的優然的美。”(《<夢家詩集>及<鐵馬集>》)確實道出了它的審美特征。陳夢家集中的詩，其意象多是流星、飛螢、浮云、銀河、閃亮的燐火、掠水的燕尾、星月下的松林、殘照里的墓道……織成莊嚴、靜穆的情緒的氛圍，以顯示詩人恬淡的心境。被作者自選入《新月詩選》的《搖船夜歌》，寧謐的意境與悠然的心情、物象與心相已融成一片，幻為朦朧的靜幽的美：

今夜風靜不掀起微波，/小星點亮我的桅桿，/我要撐進銀流的天河，/新月張開一片風帆;

讓我合上了我的眼睛，/聽，我搖起兩支輕槳——/那水聲，分明是我的心，/在黑暗里輕輕的響;

閱陳夢家的詩，處處感受到一種純煉而質樸的美，猶如雍容端莊的淡妝少婦，洗盡鉛華，天姿絕俗。被選入《夢家存詩》的《太平門外》一詩，化用李白的五絕《敬亭山》的詩意，通過玄武湖畔流動的日影、輕涌的群草來襯托內心的凝滯的情緒，刻畫深埋著的淡淡的哀愁。全詩的意境、格律與語言都是極其圓熟的。孫毓棠曾說方瑋德的詩“有幾首初看起來是完全不用格律的;但是細分析去，則詞句之間顯然是久經格律訓練的詩家才能具有那種緊嚴，均整，以及因緊嚴均整而生出的一種特異的美。”(《瑋德的詩》)陳夢家的詩也是如此。試讀陳夢家的名作《白馬湖》：

白馬湖告訴我：/老人星的憂傷，/飛過的水活鴒，/月亮的圓光。

我悄悄的走了;/沿著湖邊的路，/留下一個心愿;/再來，白馬湖!

這首詩格律謹嚴，上下兩節詩行對稱，于參差中見整齊;每行三音節(每節末句兩音節)，雙句押韻;但整齊的音節與韻律已完全融入自然純熟的詩句中，不著絲毫痕跡。聞一多先生曾盛贊孟浩然的詩藝術上達到“淡到看不見詩了”的化境(《唐詩雜論·孟浩然》)，新詩人中陳夢家的詩庶幾近之。

陳夢家的詩意境和風格雖淡如輕煙，“卻不陷于一看興盡的境地”(希雋： 《論<夢家詩集>》)，給人無窮的回味。他的詩“入不嫌深，而出不嫌淺”，具有豐富的哲學意味與深沉的內蘊。揭載于《詩刊》第3期的《嚶嚶兩節》，詩中將現實里的風吹露珠與想象中的人生遭際交融在一起，啟發讀者進行無窮的想象與思索，并揭示“風里面停不住永遠的夢”的哲理。 《夜漁》一詩，將自然界的夜空與人工織成的漁網錯綜地描繪，字里行間透發出一種對變幻無常的命運倔強探索的人生態度。陳夢家詩中這種深刻的內涵是通過多種多樣的創作技巧表現出來的。在《雨》這首詩中，詩人運用“意象交迭”的手法將眼前的黃昏細雨與想象中的愛人情淚交相描寫，表現了失意的游子在人生途中的苦悶與惆悵。 《雨中過二十里鋪》、 《過當涂河》等詩，作者用冷暖顏色的調配、空間位置的變易來顯示恬靜清新的生活情趣。在新詩的表現藝術上，陳夢家的努力是卓有成效的。

陳夢家的詩歌創作，無論在藝術思想還是表現手法上都受英國浪漫主義詩歌的影響甚深。1932年春他在青島任教時，曾和聞一多先生同譯英國浪漫主義詩歌的前驅布萊克的詩作《小羊》。后又與其夫人趙蘿蕤女士合譯過十余首布萊克的詩，并集為一束，揭載于南京《文藝月刊》上。他尤為推崇布萊克那種“在簡易的外表后面隱藏著深刻的人生見解”的詩風(見阿尼克斯特： 《英國文學史綱》)。他“相信這簡單純樸的詩句，它完全是一切感情最純熟最真實的流瀉。”(陳夢家： 《<白雷克詩選譯>序》)對于布萊克詩中所彌滿的那種略帶神秘感的哲理情趣，陳夢家也深得其中三昧。他曾精心翻譯布萊克的詩《一朵野花的歌》：

我在野林中，/在青樹間踟躅，/聽見一朵野花，/唱著一只歌。

“我睡在地里，/在靜夜中安息;/細吟我的思慮，/我感著喜悅。

天亮我出去，/煊紅就如清早，/我去尋找歡欣，/遇見了冷笑。”

試讀陳夢家的詩作《一朵野花》，我們仿佛再次領悟到布萊克詩中那種在天真直率的筆調下流露出來的物我交融、情景合一的意趣，從意象到語言，它們間的師承關系是顯而易見的。

在《文藝月刊》上，陳夢家還曾發表過英國詩人哈代的譯詩。哈代所特有的借描狀小草微蟲、平民百姓來抒發對社會人生“倔強的疑問”(徐志摩： 《厭世的哈提》)的創作精神，在陳夢家中、后期詩歌創作中也時有體現：

我看見她交叉的雙手/在胸前，象灰色十字架;/她低著頭向黑中走，/黃昏跌落在她的背后。

若不是背上風塵/說她遠從荒村里逃來，我會錯認她就是神，/在黑暗里飲沒了悲哀。 (《十字架》)

這里，詩人用雋永的筆致略帶憂傷地狀寫的，不止是對顛沛流離的村婦虔敬的悲憫，也透發出對不公平的人世“倔強的疑問”。它如《白俄老人》、 《沙漠的歌》等詩作都頗具哈代詩的風致。英國詩人霍思曼好在結尾處出奇制勝、造成余味無窮的藝術效果的所謂“戲劇的拂拭”的技巧，以及布萊克用重迭復沓的詩句表現情感的手法，都被陳夢家巧妙地運用在自己的詩歌創作中，顯示了他的藝術造詣。

陳夢家在三十年代的詩名很大，曾與聞一多、徐志摩、朱湘一起被目為新月詩派的四大詩人。1936年在倫敦出版的第一部英語版的中國新詩選本——《中國現代詩選》中曾選入他的詩。陳夢家評論徐志摩在新詩史上的歷史貢獻時說：

在這小小十年中，志摩先生盡了他的力在創造新詩的風格，并介紹西洋的詩歌……不光是詩的形式，就在內容上他主張溶合一切，讓詩代表時代或民族不可錯誤的聲音，也成為一個人靈魂真實的歌唱。(《<詩刊>敘語》)

陳夢家對新詩的貢獻也是在這些方面。但正如臧克家所評價陳夢家的：“他是一個有宗教信仰的人，年輕，高才，缺乏的是實生活，是人生艱苦的磨煉。”(《我的詩生活》)因而他的歌喉始終沒有融入大時代的群眾的合唱中。

1936年9月，陳夢家獲碩士學位，留燕京大學中文系任助教，從此全力專注于中國古文字學、古史學的研究。在聞一多先生的指導下，不少后期新月詩人如孫毓棠、俞大綱、孫洵侯都由詩人成為學者，走上同一條路，這決不是偶然的巧合或興趣的轉移，而是出自深沉的愛國主義精神，誠如聞一多先生所自述的：要當“殺蠹的蕓香”，“因為經過十余年故紙堆中的生活，我有了把握，看清了我們這民族，這文化的病癥，我敢于開方了。”(《給臧克家先生》)這也是陳夢家所孜孜以求的。

1937年7月，抗戰爆發，陳夢家由聞一多先生推薦，到長沙清華大學教授國文。是年秋，赴昆明西南聯大任教。1944年秋，經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教授和清華大學金岳霖教授介紹，到美國芝加哥大學講授中國古文字學;1947年夏，曾歷游英、法、瑞典、丹麥、荷蘭等國。他在國外以極大的愛國熱情與驚人的毅力，備嘗艱辛，致力于收集流散于歐美的我國銅器資料。1947年秋，他拒絕別人勸他留住美國的要求，毅然啟程回歸祖國，繼續在清華大學任教。1952年，轉為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并兼任考古所學術委員會委員、 《考古學報》編委、 《考古通訊》副主編。解放后陳夢家先生以極大的愛國熱情投身教學和研究工作，在古文字學、年代學和古史研究方面作出了重要的學術貢獻，在國內外贏得很大的聲望。他業余與詩人郭小川、艾青等時相過從，并寫過文藝短評與詠物寫景的小詩，很受讀者歡迎。

1957年，陳夢家先生被錯劃成右派，但政治上的打擊并未使他治學的毅力稍減。就在那些最嚴峻的日子里，陳夢家仍在工作室里埋頭工作。他用了十年時間，將故宮的九百張銅器拓片與夏商周“三代”的著錄一一核對。然而，這位為新詩發展與學術事業貢獻了畢生精力的詩人與學者，竟于1966年9月3日在林彪、“四人幫”的政治迫害下含冤逝世，年僅五十五歲。

1978年12月28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在京舉行了陳夢家先生追悼會，對他熱愛祖國、熱愛社會主義事業的精神給予了高度的評價。

“榨出自己的血甘心釀別人的酒”(《自己的歌》)，陳夢家的一生實踐了自己的諾言，人民將永遠不會忘懷這位赤誠的詩人與學者。

1984年4月于沈陽

注釋

附錄一 陳夢家文學作品集目錄

《夢家詩集》(詩集),1931年1月由上海新月書店初版,收1929年1月至1930年11月所作詩40首,共分“自己的歌”、“三月”、“雁子的歌”、 “長歌”四卷。1931年7月由新月書店再版,增第五卷

“留給文黛”,此卷收1931年春夏所作詩12首,正文前有作者《自序》。此書集陳夢家早期詩作之大成。

《不開花的春天》(中篇小說),1931年9月由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出版,為“一角叢書”之三。

《陳夢家作詩在前線》(詩集),1932年7月由北平晨報社出版,收1932年春在抗日前線所作詩四首及方瑋德譯詩《他是走了》,并有作者《序》,敘述“一·二八”事變中在上海南翔前線的觀感與作詩經過。

《鐵馬集》(詩集),1934年1月由上海開明書店出版,收1931年7月至1933年11月所作詩40首,有作者《序詩》、 《附記》與《付印后記》; “附錄”中收有方令孺的信、俞大綱的序及方瑋德的跋。林徽音為此書作封面畫。

《夢家存詩》(自選詩集),1936年3月由上海時代圖書公司出版,為“新詩庫”第一集第三種。收1929年1月至1935年2月詩23首,并有作者《自序》。

附錄二 陳夢家研究資料目錄

《<夢家詩集>出版》(廣告),1931年1月《新月》月刊3卷3號。

聞一多《談商籟體》,1931年3月《新月》月刊3卷5、6號合刊。

聞一多《論<悔與回>》,1931年3月《新月》月刊3卷5、6號合刊。

胡適《評<夢家詩集>》1931年3月《新月》月刊3卷5、6號合刊。

蓮時《讀<新月詩選>》1931年12月《中國新書月報》1卷12號。

冠英《新月詩選》,1932年2月1日天津《大公報·文學副刊》210期。

林希雋《論<夢家詩集>》,1932年6月15日《濱海文藝》創刊號。

《陳夢家出關抗日》,1933年2月16日《出版消息》半月刊5、6期合刊。

陳均《喋血的詩人陳夢家》,1933年5月15日《文學雜志》月刊1卷2號。

俞大綱《<鐵馬集>序》1934年1月上海開明書店版《鐵馬集》。

方瑋德《<鐵馬集>舊跋》,1934年1月上海開明書店版《鐵馬集》。

穆木天《<夢家詩集>及<鐵馬集>》,1934年4月1日《現代》月刊4卷6號。

朱珠《陳夢家方瑋德復和》,1934年8月19日《東南日報》副刊《沙發》2064期。

張景澄《論<夢家存詩>》1936年9月7日《國聞周報》13卷35期。

石靈《新月詩派》1937年1月《文學》月刊8卷1號。

張振亞《夢家底詩》1937年2月《文學》月刊8卷2號。

趙夢蕤《憶夢家》,1979年5月22日《新文學史料》第3輯。

司馬長風《詩國的陰霾與曙光》,1980年4月香港昭明出版社3卷本《中國新文學史》第二十二章。

周永珍《懷念陳夢家先生》,《考古》月刊1981年第5期。

王紹新《陳夢家》《語言教學與研究》1982年第4期。

藍棣之《論新月派在新詩史上的地位》,《北京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1982年第2期。

藍棣之《論新月派詩歌的思想特征》,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2年第1輯。

陳山《論新月詩派在新詩發展中的歷史地位》,《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2年第1輯。

王瑤《<新月派>與<現代>派》,1982年11月上海文藝出版社《中國新文學史稿》第七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