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水論”

開發資源，鋪設鐵路，發展生產，才能富國利民。在漫長的封建社會中，由于科學技術的遲滯，資源開發的方法、途徑卻很難被人們及時認識，加上統治者防民、愚民政策的推行，終于形成了以“風水論”為屏障的“隔離網”。應開發的不準開發，可以搞的產業由于人為的原因卻搞不起來。

清代，皇帝就出面多次對開礦加以禁止，主要理由是怕壞了“地脈”。道光六年(1827年)十二月十一日上諭對宛平縣民請開銀礦的要求批示說：“朕以地近京師及易州(清西陵所在)一帶，非他省可比，其于地脈風水，有無妨礙，……派委公正大員詳加查勘，再降諭詣。”結果以恐傷風水為由不準動土。呈辦此事的協辦大學士英和竟因此被撤職并交部嚴加議處。至于近代，此風愈演愈烈，光緒年間李鴻章曾指令在熱河土糟子、遍山線一帶尋找煤鐵礦來發展洋務，并實際勘得興隆山、榆樹溝等處煤鐵合用，但仍因此地接近清東陵，怕擔上于風水有礙的責任，只好停開。真成了抱著金飯碗討飯吃。風水這個東西，看不見，摸不著，誰敢出來和皇上訂對。

“風水論”在中國老百姓中的影響極大，形成為一種廣泛的社會心理。上呼下應，其勢難當。人們往往把先進的生產技術與機器設備看成異己力量而統統加以反對。開灤煤礦的前身開平煤礦，是洋務運動中所辦十六家煤礦里最有成效者，但開辦之初，反對派一直散布礦山地近“陵寢重地”，必“泄坤輿磅礴之氣”，并以民間墳塋“動遭平毀”為借口，大加彈劾攻擊。后經李鴻章親自出面派人重新勘察，繪圖奏明皇上，說明“與龍脈來源，明堂去水，并無妨礙，”才平息了這場風波。(記載詳見《洋務運動·八》)。

開礦而外，所有產業興辦，幾乎都要遇到“風水”問題。1894年外國人莫里遜記載清政府官營云南機器局之趣事，寫道：“由于煙囪太短——只有二十五呎高，使熔爐很難使用。一切加高煙囪的企圖都為當局所禁止。從前在進行加高煙囪時，城里便議論紛紛，堪輿先生迎合民意，提出公正的意見，認為如果不阻止煙囪加高，那么撫臺衙門及其蔭庇的附近地方的風水便將一去不返。”耐人尋味的是，在此二十多年以前，在天津，由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督辦的一個機器廠和煤鐵廠早把這個迷信打破了。《關冊》(1867年分，天津)不無諷刺地說，“在那樣地方居然建起高聳的煙囪，可見風水之說還是不難克服的”。

然而，“煙囪的故事”還在不斷發生。一九○一年，民族資本家榮德生與榮宗敬兄弟在無錫西門外購地興建面粉廠時，地痞流氓勾結鄉紳敲詐勒索，胡說面粉廠煙囪壞了當地“風水”。還造謠說豎高大煙囪用童男童女祭造。官司打到兩廣總督那里，總督批道：“煙囪既隔墻垣，何謂文風有礙?”但仍有人繼續糾纏，企圖阻止建廠。后經中人說合，榮家答應了“不準高聲鳴汽笛”“不準將工廠碼頭駁岸伸出河中”等條件，才得以動工。事情雖然了結，但工程也因此拖延了十個月。

鐵路問題上，關于風水的爭論持續最久。光緒六年(1880年)直隸總督劉銘傳首倡修鐵路，受到兩廣總督張之洞等人支持，但反對派也提出了種種理由加以阻撓，包括鐵路“將使山川之祠，日月之精，龍王之宮，河伯之宅驚耳駭目，以至鬼呵神譴，大地失和”這樣的內容。他們甚至把京畿發生的地震，紫禁城內太和門失火，也歸于鐵路帶來的災難。一番鼓噪，終于迫使津通鐵路暫從緩辦。

時過境遷，官僚政治造成不良社會習氣，不良社會風習又成為官僚政治推動力的惡性循環還不能說已經完全停止。“鬼打墻”的故事仍需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