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禮學·《三禮》概說·《禮記》 的名稱及篇數(shù)

《禮記》意即 《禮經(jīng)》之 《記》，是從屬于 《禮經(jīng)》的，種類很多，最初未必都稱為《記》。《漢書·藝文志》所列《禮》十三家，除《禮經(jīng)》之外，明確稱為《記》的，只有七十子后學所作的“《記》百三十一篇”，其余如 《王史氏》、《曲臺后倉》、《中庸說》、《明堂陰陽說》、《軍禮司馬法》、《古封禪群祀》、《封禪議對》 等，都不以 “《記》” 為名。此外，《樂》家的《樂記》二十三篇，《論語》家的《孔子三朝》七篇也都屬于“《記》”。漢代學者著作中稱引的“《禮記》”，既有見于今天所見的《禮記》或《大戴禮記》的，也有不見于這兩書的，如《白虎通》所引“《禮記》”，其文僅見于《爾雅》。更有甚者，其辭有出于《禮緯》、《樂緯》的。可見“《禮記》”之稱，范圍很廣。

按照通常的說法，《禮記》即《小戴禮記》，是西漢學者戴圣所編;另有《大戴禮記》，是戴圣之叔戴德所編。此說出自東漢鄭玄。鄭玄在《六藝論》中說：“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圣傳《記》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晉司空長史陳邵附和鄭玄，又引申出“大戴刪《古禮》為八十五篇，小戴又刪為四十九篇”之說。陸德明《經(jīng)典釋文敘錄》引此說，《隋書·經(jīng)籍志》、《通典》等都沿襲此說。后世學者則有疑之者：大戴、小戴是西漢著名學者，若真有編撰《禮記》之事，《漢書》當有記載，但是，《漢書·藝文志》所列《禮》十三家著作，并無大小戴編撰之《禮記》，可見隋唐人的說法不可輕信，清代學者對此辨難尤多。戴震指出，《哀公問》、《投壺》兩篇，大、小戴《禮記》中都有，若是小戴刪大戴，就不應出現(xiàn)這種現(xiàn)象;此外，《大戴禮記》中《曾子大孝》、《諸侯釁廟》兩篇文字分別見于《小戴禮記》的 《祭義》、《雜記》; 《大戴禮記》的《朝事》篇從 “聘禮”至 “諸侯務焉”一段，見于《小戴禮記》之《聘義》篇;《大戴禮記》的《本事》篇從“有恩有義”至“圣人因殺以節(jié)制”一段，見于《小戴禮記》之《喪服四制》篇。上舉兩書互見的篇章或段落，文字多有歧異之處，若是小戴刪大戴之書，也不應出現(xiàn)這種現(xiàn)象。據(jù)此可以肯定，四十九篇的《禮記》不是從八十一篇的《大戴禮記》刪削而成的。又據(jù)洪業(yè)先生考證，劉向《別錄》中并沒有關于《小戴禮記》四十九篇的記載，而且，《禮記·樂記》中自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 以下三百字，與《禮記·祭義》中的一段幾乎全同;《王制》篇“凡養(yǎng)老有虞氏以燕禮”以下約四百字，與《內(nèi)則》篇一段頗相同。至于零碎文句在各篇中彼此相同者，更是不勝枚舉。可見，《經(jīng)典釋文敘錄》關于馬融、盧植“考諸家同異”、“去其繁重”而成《禮記》之說也不可憑信。沈欽韓指出，大、小戴為武帝、宣帝時人，劉向校書則晚在成帝時，大、小戴怎能預刪劉向所校之書?“又大小戴并授一師，同議石渠，圣又何暇取大戴書而刪之?現(xiàn)行《大戴記》與《禮記》重復甚多，則不出大戴明矣”(《漢書疏證》)。錢大昕等學者也都不信小戴刪大戴之說。

據(jù)《漢書》的《儒林傳》、《藝文志》記載，大戴和小戴所傳承的 《禮》是 《士禮》，即后來的 《儀禮》，與所謂的《大戴禮記》、《小戴禮記》不是一回事。小戴所傳的 《士禮》，屬今文經(jīng)，東漢稱之為《今禮》，倘若小戴在所傳《士禮》之外另有《禮記》作為補充，則其《記》也應從今文，而不是從古文。但是，用《儀禮》鄭注所引的今古文與《禮記》對照，可以發(fā)現(xiàn)《禮記》用古文之處很多，如《儀禮·士冠禮》末段之記，又見于《禮記·郊特牲》，而《郊特牲》所載與古文完全相同。如果《禮記》真由小戴所輯，就很難解釋這種現(xiàn)象。

八十五篇本和四十九篇本，很可能是東漢中期形成的兩種最權威的本子。洪業(yè)先生認為，許慎《五經(jīng)異義》引 《禮記》時，既不稱“戴德、戴圣”，也不稱“大戴、小戴”，而是稱“《禮戴》”或“《大戴記》”，因此，很可能是先有 《禮戴記》，然后才有《大戴記》。后者所輯之記較前者為多，故以“大”字別之，“《大戴禮》”猶 “ 《增廣戴禮》”之意。

《禮記》各篇不成于一人之手，其年代先后不一。孔穎達《禮記正義》說：“《禮記》之作出自孔氏”，“七十二之徒共撰所聞，以為此《記》。”“《中庸》是子思汲所作，《緇衣》是公孫尼子所撰”。鄭玄說“《月令》是呂不韋所撰”，盧植說“《王制》是漢時博士所為”，云云。各篇作者，大多不可考，年代也難以確指，但多數(shù)是漢儒的作品似無可疑。

《禮記》的篇數(shù)，也是頗有糾葛的問題。據(jù)《隋書·經(jīng)籍志》：“漢初，河間獻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后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記之，時無傳之者。至劉向考校經(jīng)籍，檢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序之。而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氏史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八十四篇。戴德刪其繁重，合而記之，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而戴圣又刪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益《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云云，此說不知所本。據(jù)此，則《禮記》本為四十六篇，后由馬融增入《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而為四十九篇，但此說也頗有問題。《后漢書·橋元傳》云：“七世祖仁，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號曰‘橋君學’。”文中的“仁”即橋仁，也就是班固所說的受《禮》于小戴的梁人橋季卿。由此可見，當時通行的本子已是四十九篇，而不是四十六篇。又據(jù)孔穎達《禮記疏》引，“《別錄》：《禮記》四十九篇，《樂記》第十九。”孔穎達在《禮記》四十九篇之首，都要引《鄭目錄》之文，而《鄭目錄》對每一篇在劉向 《別錄》中屬于某門，都一一記載，如《月令目錄》云： “此于《別錄》屬《明堂陰陽記》。”《明堂位目錄》云：“此于《別錄》屬《明堂陰陽記》。”《樂記目錄》云： “此于《別錄》屬《樂記》。”可見，這三篇在劉向《別錄》中都有，不可能是馬融所增。鄭玄是馬融的弟子，如果這三篇真是馬融所增，鄭玄不可能不知道。馬融所傳之《禮》是《周禮》，而小戴之學，一授橋仁，一授楊榮，后來傳其學的，是劉祐、高誘、鄭玄、盧植等，與馬融無關，馬融怎會越俎代庖，憑空對小戴記增加三篇文字呢?因此，四十九篇實際上就是小戴的原書。

《禮記》四十九篇的編次比較雜亂，據(jù)鄭玄《三禮目錄》，劉向《別錄》曾將《禮記》各篇按內(nèi)容分為八類：①“通論”十六篇：《檀弓》上下、《禮運》、《玉藻》、《大傳》、《學記》、《經(jīng)解》、《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閑居》、《坊記》、《中庸》、《表記》、《緇衣》、《儒行》、《大學》; ② “制度”五篇： 《曲禮》上下、《王制》、《禮器》、《少儀》; ③ “明堂陰陽”二篇： 《月令》、《明堂位》;④“喪服”十二篇：《曾子問》、《喪服小記》、《雜記》上下、《喪大記》、《喪服大記》、《奔喪》、《問喪》、《服問》、《間傳》、《三年問》、《喪服四制》;⑤“子法”二篇：《文王世子》、《內(nèi)則》;⑥“祭祀”四篇：《郊特牲》、《祭法》、《祭義》、《祭統(tǒng)》; ⑦“吉事”七篇： 《投壺》、《冠義》、《昏義》、《鄉(xiāng)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⑧“樂記”一篇：《樂記》。后來的學者也有按各自的理解對《禮記》作分類的，如鄭玄的門人孫炎曾作《禮記類鈔》，試圖使之依類相從。唐魏徵曾作《禮類》，按《禮記》各篇的內(nèi)容，重新加以歸類。朱熹作 《儀禮經(jīng)傳通解》時，將《禮記》分屬于 《儀禮》各篇之下。梁啟超《禮記解題》則將《禮記》四十九篇分成五類： ①通論禮義或學術者： 《禮運》、《經(jīng)解》、《樂記》、《學記》、《大學》、《中庸》、《儒行》、《坊記》、《表記》、《緇衣》等;②解釋《儀禮》的專篇： 《冠義》、《昏義》、《鄉(xiāng)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喪服四制》等;③記孔子言行或后學雜事者： 《仲尼燕居》、《孔子閑居》、《檀弓》、《曾子問》等;④記述古制者：《王制》、《曲禮》、《玉藻》、《名堂位》、《月令》、《禮器》、《郊特牲》、《祭統(tǒng)》、《祭法》、《大傳》、《喪大記》、《喪服大記》、《奔喪》、《問喪》、《閑傳》、《文王世子》、《內(nèi)則》、《少儀》等; ⑤記述古代格言者，散見于《曲禮》、《少儀》、《儒行》等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