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與西方文化·儒學面臨的困境

1843年6月的一個上午，廣東花縣官祿村，一個二十九歲的鄉村塾師，憤怒地將一塊寫有“大成至圣先師孔子之位”字樣的牌子摔到地上，摔成幾片還不解恨，又提起腳往碎片上使勁蹬下去，蹬完了依然氣憤地站在原地不動，仿佛這塊牌子跟他有深仇大恨。

洪秀全(1814—1864)，這個貧苦農民的兒子，第一次把他周圍世界的黑暗，把自己家庭的貧困和地位的卑微，把自己屢試不第的不幸遭遇，歸咎到“孔圣人”的頭上。當大洋彼岸的馬克思(K.Marx，1818—1883)和恩格斯(F.Engels，1820—1895)撰寫他們的《神圣家族》(1844—1845)和《德意志意識形態》(1845—1846)，以及《共產黨宣言》(1847—1848)，把斗爭的矛頭指向資本主義私有制，說資本的運行違背人性時，洪秀全寫成了他的《原道救世歌》(1845—1846)、《原道醒世訓》(1845—1846)以及《原道覺世訓》(1847—1848)，把批判的矛頭指向儒學。1851年1月11日，也就是清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他領導的中國歷史上空前規模的農民革命，在廣西桂平縣金田村爆發，掀起了一場空前猛烈、規模巨大的討孔運動。在十九世紀的中葉，中國的農民們第一次打起了討孔反儒的大旗。太平天國明確規定：“凡一切孔孟諸子百家妖書邪說者，盡行焚除，皆不準買、賣、藏、讀也，否則問罪也。”在南京，大量的“妖書”被燒毀，有的被人隨手扔進了糞坑。一個儒生看到此情此景，悲傷得涕淚縱橫，趴在桌上題詩一首：

搜得藏書論擔挑，行過廁泅隨手拋。

拋之不及以火燒，燒之不及以水澆。

太平天國的戰士們占領永安州城后，砸毀州城的孔廟和傳習孔學的湄江書院，搗爛武圣宮、龍母廟等二十多所祠堂里的木雕泥胎神像，然后在這些地方分別駐扎男營女營。1853年3月19日，南京“江寧學宮”前，戰士們朝那塊“文武百官到此下馬”的石碑輕蔑一笑，騎馬沖了進去。“大成殿”上正中的“至圣先師孔子”牌位，兩邊的“亞圣”、“復圣”、“宗圣”之類的牌位，一一被打落在地，隨后大批的牲口被趕了進來，等著戰士們宰殺。這個往昔神圣的、不容有絲毫沖犯的地方，這些被人們崇奉了幾千年的“圣賢”們，現在威風掃地了。

與此差不多同時，比洪秀全大十二歲的道光舉人，江蘇江寧(今南京)的汪士鐸(1802—1889)，也舉起了反儒的大旗。當洪秀全領導的隊伍節節勝利，占領他的故鄉南京，開始威脅到清王朝的統治時，他極力主張“以威斷多殺為主”鎮壓太平天國革命;而當起義的戰士們以前所未有的氣魄非孔反儒時，這個處于社會上層的“國子監助教”卻又站到了起義戰士的一邊，而且態度非常堅決。他在其著名的《乙丙日記》(1855—1856)里盛贊起義軍的討孔行為，說“賊改四書五經刪鬼神祭祀吉禮等類，不以人廢言，此功不在圣人下也”(《乙丙日記》卷二，琉璃廠文蕓閣本，1936)。他指責圣人以鬼神愚民，以卜筮誣民，同僧道一樣，都是用來嚇唬婦女小孩的邪說。近儒言理氣心性，跟佛老之遺棄外物以全其真，性質是一樣的，不僅“無益于世”，而且都是“空言虛理”，是欺人的把戲。無論是孔子還是孟子，他們的言論都是“可笑而又可憎”的。說“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這乃是孟軻的“荒唐之言”，既為亂賊，何懼春秋?縱觀歷史，“成則為漢明，不成則為勝廣闖獻，成則為唐宋，不成則為安史，成則為曹馬以來之禪讓，不成則為新莽，皆亂臣賊子也”(《乙丙日記》卷三)。成王敗寇，有哪一個是照著儒家的規范來做的，要說亂臣賊子，歷代帝王沒有一個不是，而他們口中卻高喊著仁義禮智，真是可笑至極。儒學之所以能夠成為這些“亂臣賊子”的最好護身符，是因為儒學本身就是“以爭勝為心，以痛詆異己為衣缽，以心性理氣誠敬為支派，以無可考驗之慎獨存養為藏身之固，以內圣外王之大言相煽惑，以妄自尊大為儀注，以束書不觀為傳授，以文章事功為粗跡，以位育參贊篤恭無言無聲色遂致太平之虛談互相欺詐為學問”(《乙丙日記》卷二)的。

這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當權者，一個儒學的既得利益者所可能有的對于儒學的最猛烈攻擊。這種攻擊意味著，漢章帝建初四年(79)在白虎觀以憲法形式固定下來的儒家義理，在輝煌了一千八百年以后，已經處在風雨飄搖之中。它不僅受到了來自下層的反抗，而且遭到了來自上層的無情責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