辭賦學·辭賦研究概述·魏晉南北朝賦論

魏晉南北朝是我國文學觀念發生重大轉變的時期，也是賦論發生重大轉變的時期。魯迅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酒及藥之關系》一文中說：“后來有一般人很不以他(按指曹丕)的見解為然。他說詩賦不必寓教訓，反對當時那些寓教勉于詩賦的見解，用現代的文學眼光來看，曹丕的一個時代可以說是‘文學的自覺時代’，或如近代所說是為藝術而藝術(Art forArt's sake) 的一派。”這說的是魏晉，其實整個魏晉南北朝都是如此。這個時期，人們的文學觀念發生了重大轉變。表現在：首先是重視個人感情的抒發，文學正在由“言志”向“緣情”轉變;其次是強調藝術本身，文學正在由“麗以則”向只求麗不求則轉變;第三，強調文學的娛情審美作用，反對儒家“詩教”的教化作用。這是這個時期文學理論、文學批評的總趨勢，是對儒家詩教的反動。這時的賦論就受到這股思潮的影響而發生了與漢人觀念完全不同的轉變。曹丕《典論·論文》率先提出“詩賦欲麗”，只突出一個“麗”字，不管麗則與麗淫，反對寓教戒于詩賦。接著陸機《文賦》提出“賦體物而瀏亮”。這個物包括客觀事物與人的主觀感受。體物就是細膩地描寫客觀事物與人的主觀感受，不必追求美刺諷頌的作用。瀏亮就是“藻思綺合，清麗芊眠，炳若縟繡，凄若繁弦”，就是語言清新明麗。葛洪更從文學的發展進化肯定重文采的合理性：“古者事事醇素，今則莫不雕飾，時移世改，理自然也。”(《抱樸子·鈞世》)蕭統《文選序》根據他“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的文學發展觀，對楚辭漢賦作了大力的肯定，并從中概括出文的特征是“事出于沉思，義歸乎翰藻”，強調了詞采華麗的重要性。乃弟蕭綱也強調趨新，反對復古：“未聞吟詠性情，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摹《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江水，遂同大傳。”(《與湘東王書》)蕭繹更指出：“屈原、宋玉、枚乘、長卿之徒，止于辭賦，則謂之文。”“至于文者，惟須綺縠紛披，宮徵靡曼，唇吻遒會，情靈搖蕩。” ( 《金樓子·立言》)

重抒情，重藻飾，重聲律，忽視甚至反對寓教戒的賦論是當時占主導地位的文學觀，從理論批評到創作實踐都貫穿著這一主張。但這一主張也引起一些人士的不滿。他們根據儒家詩教，對賦的本質特征及其創作實踐作出了不同概括。曹植的見解就與乃兄相左。他說：“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這個義就是美刺諷頌。魯迅曾解釋說“子建大概是違心之論”。不管怎樣，他的觀點與揚雄一致是無疑義的。至晉代，圍繞漢賦的功過，很多人提出了他們對賦的看法。比較著名的有左思《三都賦序》，皇甫謐《三都賦序》，摯虞《文章流別論》。從他們的論述中可以看到，他們對賦的社會功能的認識，對漢大賦的評價，完全承襲著漢人的觀點。他們像漢人一樣，特別強調賦的美刺諷頌作用，指出“昔之為文者，非茍尚辭而已，將以紐之王教，本乎勸戒也”。這種勸戒又必須“發乎情，止乎禮義”，要“以情義為主，以事類為佐”。這完全是漢儒的詩教。當然，他們對賦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見解。如左思、皇甫謐都說賦是由“詩六義”中的賦發展而來，“子夏序《詩》曰：一曰風，一曰賦，故知賦者古詩之流也”(皇甫謐《三都賦序》)，這對賦的淵源提出了新的見解。他們還針對漢大賦的宏大夸飾，提出了征實的主張：“美物者貴依其本，贊事者宜本其實。匪本匪實，覽者誰信。”(左思《三都賦序》)其實，這都是認為賦必須具有美刺諷頌的功能的。因為“賦之言鋪，直鋪陳今之政教善惡”(鄭玄《周禮注》)。不征實就“背大體而害政教”(摯虞《文章流別論》)，實際是從另一角度將賦納入了儒家詩教的軌道。要特別提出的是劉勰的賦論。《文心雕龍》《辨騷》、《詮賦》兩篇是難得的較為系統的賦論著作，提出了一些很好的見解。如他從“文之樞紐”的角度，肯定了屈賦從內容到形式的新變;他總結前人對賦的解釋，給賦下了一個言簡意賅的定義，概括了散體大賦的基本特征;他對賦的創作提出了“麗詞雅義”的明確要求;他概括了賦從先秦至魏晉的發展歷史;這都是難得的。但劉勰的基本觀點很明顯是承襲儒家詩教的，與其“征圣”、“宗經”是一致的。他辨騷是辨其“同于風雅者”與“異乎經典者”。他批評當時的辭賦創作是“繁華損枝，膏腴害骨，無貴風軌，莫益勸戒”。這明顯是漢人賦論的延續，與當時占統治地位的賦論是相左的。稍后的裴子野也認為辭賦必須“勸善懲惡，王化本焉”，批評當時的作家是“隨聲逐影之儔”，其創作“棄指歸而無執”，也就是背棄了儒家詩教。這與左思、摯虞、劉勰的觀點是一脈相承的。

由此可見，魏晉南北朝在賦的本質淵源，美學特征，創作理論諸方面都提出了許多新見解，豐富了賦學理論，但尊儒家詩教與反儒家詩教是貫穿始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