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晉文化·根深而葉茂的山西戲曲文化·中國北方戲曲文化的搖籃

到了宋金元時代，山西地區、主要是晉南地區，由于具備有利的文化地理環境和歷史悠久的樂舞文化傳統，于是，在當時特定的社會政治背景下，為諸種表演藝術融合為戲曲藝術提供了適宜的土壤，從而成為中國戲曲文化的重要發祥地，中國北方戲曲文化的搖籃。

山西晉南地區古稱河東。這里土地肥沃，物產豐富，自然條件優越，是中國古代文明起源的中心區域，歷史文化源遠而流長。從地理位置上講，它“東連上黨，西略黃河，南通汴洛，北阻晉陽”(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具有重要戰略意義，是古代兵家必爭之地，“自古天下有事爭雄于河山之會者，未有不以河東為噤喉者也”(同上)。同時，河東在地理上也為商業貿易提供了便利的交通條件，是歷代商賈販運貨物的重要通道，也使各種表演藝術隨著商業通道而得以廣泛傳播。在宋金元時代特定的社會政治背景下，這里又是經濟文化比較繁榮的地區。當南宋與金對峙時，戰爭在陜西、河南、山東、安徽、江蘇一線反復進行，而晉南地區逐漸穩定了秩序，生產得到恢復，“家給人足，倉廩有余”(《金史·世宗本紀》)，“戶口殷繁充實”(宇文昭《大金國志》卷一八)，經濟文化已經興盛起來。在這種條件下，戲曲藝人便結合當地的習俗，利用節假日、家壽日、社日、祭日等各種時機，走鄉串戶，以藝博食，并傳藝授徒，在民眾中廣泛地傳播戲曲表演藝術。到了元代，這里又被劃歸中書省，屬于“腹里”地區，社會穩定，經濟繁榮，從而為促進各種藝術向前發展，推動戲曲藝術走向成熟，創造了有利的客觀環境。在當時，一些與戲曲文化關系密切的事業首先獲得了發展，更有力地推動著晉南地區的戲曲藝術走向成熟。比如，當地遭受戰爭破壞的廟宇大都得到修復，并陸續重建了一批新廟宇。這些廟宇成為戲曲演出活動的主要場所。又如，印刷、造紙業獲得高度發展。當時的平陽府(今臨汾市)曾是金代四大刻書中心之一，政府在這里設有管理民營書房和書館的專門機構“經籍所”。當時流傳著“平陽府，有書籍”(《金史·地理志》)的說法，便是當地印刷業繁榮的寫照，這種繁榮局面一直延續到元代。造紙業是印刷業發展的前提條件，當時，稷山縣的竹紙和平陽府的白麻紙，都是聞名遐邇的極佳印書材料。印刷業的繁榮，為戲曲藝術的普及和戲曲文化的傳播，提供了極大的方便。由于這些因素，使得當時的平陽府成為書坊林立、人文薈萃的全國文化中心。晉南地區的戲曲藝術，便是在這樣有利的客觀環境下，一步步走向成熟并日益繁榮起來了。

在戲曲藝術成熟和繁榮過程中，“諸宮調”這一藝術形式的出現有著重要意義，它直接促成了元雜劇的誕生，可以說是元雜劇出現的先聲。它是多種宮調的組合體，可以運用不同宮調中的曲牌演唱長篇故事，有說有唱，以唱為主，因而便于更好地表現人物形象。諸宮調是北宋末年的澤州(今晉城市)人孔三傳在京都汴梁城(今開封市)首創的。“澤州孔三傳著，首創諸宮調古傳，士大夫皆能誦之”(王灼《碧雞漫志》卷二)。孔三傳是一位既能編又能演的藝人，能夠“編成傳奇靈怪，入曲說唱”(《夢梁錄》卷二十)，他可能是在家鄉民間藝術薰陶下成長起來，而后進入汴梁城的。他在汴梁創造了諸宮調這一新的藝術形式，為士大夫所喜愛，“皆能誦之”，他也因此而享譽京城，被載入孟元志編的《東京夢華錄》。從此，諸宮調便廣泛流傳開來，尤其是在金人統治下的北方地區獲得了很大發展。早期諸宮調已失傳，現存的兩部金代諸宮調傳本，一是不知作者姓名的《劉知遠諸宮調》，寫的是山西孝義人劉知遠還鄉的故事;二是董解元的《西廂記諸宮調》，是寫發生在蒲州普救寺(今屬永濟市)的故事，作品中大量使用了晉南方言，作者很可能是山西籍人，至少長期生活在這里。這部作品，首尾銜接，故事完整，篇幅最長，為王實甫創作元雜劇《西廂記》提供了藍本，直接促成了元雜劇誕生。

在諸宮調廣為流傳的同時，山西地區以“儺文化”為主要內容的民間儺戲，鑼鼓雜戲、賽戲等表演形式的活躍，也對戲曲藝術走向成熟產生了巨大影響。“儺”是古人于年終臘月驅逐疫鬼、祁求來年和泰安康的儀式，與宗教祭祀有密切關系。我國有悠久的儺文化傳統。最初是儺祭、儺禮，進而發展為儺舞、儺戲，不僅限于宮廷，而且遍及民間，連綿不絕，長盛不衰。宋代有《大儺舞圖》，畫著十二個戴有不同面具和奇異飾物的人物，手執帚、扇、斗、箕等舞具，曲折呼喚行進，以驅宅妖、墓鬼等，是一種古樸粗獷、健康風趣的舞蹈。在此基礎上，再加入情節和唱詞，便演化成了儺戲。在宋金元時代，山西地區的儺文化異常繁榮。如在曲沃縣任莊村許姓家族中發現的《扇鼓神譜》，就是舉行儺祭活動的演出底本，記載著儺祭活動的內容、形式和禮儀規范，其中，儺戲所演出的節目，已經帶有戲曲藝術形成階段的特點，是向戲曲藝術的過渡。鑼鼓雜戲也是一種酬祭諸神的祭祀戲，演出前先要舉行儀式，然后，裝扮化妝好的演員在鑼鼓嗩吶引導下列隊繞村一圈，再上廟敬神。如《樂毅伐齊》《關公戰蚩尤》等歷史故事和神話傳說，都是鑼鼓雜戲演出的劇目。賽戲也是由古老的祭祀酬神活動逐步發展為戲曲藝術的。它的演出有一套固定的程式。如在潞城縣崇道鄉南舍村發現的《迎神賽社禮節傳簿四十曲宮調》抄本，即嚴格規定了在祭祀中供奉酒盞的程序，并按程序排列了上演的曲目和劇目，內容包括音樂、舞蹈、隊戲、院本和雜劇等各種藝術門類，其中，院本和雜劇便是正式的戲曲藝術了。總之，山西民間儺文化的繁榮，為戲曲藝術的成熟形態元雜劇的誕生，提供了豐富的營養。

元雜劇作為成熟的戲曲藝術，前期活動中心是在晉南平陽地區，并影響到外省各地，為后期元雜劇在大都(今北京市)地區的繁榮奠定了基礎。當時，以書坊林立、人文薈萃的平陽為中心，不僅涌現出一批著名的劇作家和創作群體，他們都曾創作了不朽的雜劇名篇;而且，戲劇表演空前活躍，不只是在州城府縣，更廣泛遍布于村社鄉里，造就了如同忠都秀那樣名垂后世的表演藝術家。正是這樣，山西地區留下了在全國最為豐富的宋金元時代戲曲文物。

劇作家群體的出現，是元雜劇在山西地區高度繁榮的最有力說明。在整個元雜劇作家隊伍中，屬于平陽創作群體的即有關漢卿、石君寶、鄭光祖等八人，僅次于后期元雜劇在大都的作家群;此外，山西中部還有由白樸、喬吉等人組成的創作群體，以及以西京(今大同市，遼金時稱西京)人吳昌齡為代表的山西北部雜劇作家。可以看出，山西元雜劇作家的陣容十分強大。元雜劇作家中最負盛名的是關漢卿，白樸、馬致遠和鄭光祖四人，稱作“元曲四大家”，他們“均不失為第一流，其余曲家，均在四家范圍內”(王國維《宋元戲曲考》)。值得注意的是，元曲四大家中，除馬致遠外均為山西籍人士。關漢卿祖籍解州(今屬運城市)，以后來到大都，他是元雜劇的奠基者，為元曲四大家之首，是元代戲曲界的一面旗幟。他一生創作雜劇六十六部，現完整流傳下來的有十八部，是作品最豐的元雜劇作家。他的許多膾炙人口的劇作如《竇娥冤》《拜月亭》《望江亭》《單刀會》等，被改編成各種劇種的劇目，至今仍活躍在戲曲舞臺上，對我國戲曲發展產生了巨大影響。白樸為隩州(今山西河曲縣)人，是著名的愛情戲作家，他創作的十六種雜劇，大部分屬于愛情戲，如已失傳的《祝英臺死嫁梁山伯》，是最早編成戲劇演出的“梁祝”故事，現存的《墻頭馬上》《梧桐雨》等，都曾深刻地影響了后世愛情戲的創作。鄭光祖為平陽襄陵(今山西襄汾縣)人，是后期元雜劇的重要作家，創作了十八種雜劇，其中，取材于傳奇故事的愛情戲《倩女離魂》是他的代表作，它與關漢卿的《拜月記》，白樸的《墻頭馬上》、王實甫的《西廂記》并列為元雜劇四大愛情戲。總之，正是以關漢卿、白樸、鄭光祖為代表的劇作家群體，通過他們的創作活動，把廣為流傳的民間戲曲藝術提煉、升華為成熟的戲曲藝術，才使得山西地區的元雜劇高度繁榮了起來。

與此同時，遍布于廣大城鄉的戲曲演出活動也空前高漲，不僅促進了戲曲藝術的交流、提高，而且造就了一批著名的戲曲表演藝術家。女演員忠都秀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她的演技曾轟動當時的戲曲舞臺，至今還有她的演出形象留存于世，引起人們的高度關注。這就是洪洞縣廣勝寺的“忠都秀作場”壁畫，壁畫的上方題有“堯都見愛大行散樂忠都秀在此作場”橫額，畫面上是她和她的戲班正在進行演出的圖象。這說明，忠都秀是在當時著名的戲曲之鄉“堯都”平陽府深受人們喜愛和擁載的一位杰出表演藝術家。這幅壁畫，為研究元代戲曲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證據，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此外，在萬榮縣孤山風伯雨師廟戲臺的石柱頂部，還可以看到這樣的題刻：“堯都大行散樂張德好在此作場”。說明以張德好為頭牌演員的戲班，在當時的平陽府也是享有盛譽的。這些藝術家頻繁的演出活動，對于元雜劇在山西地區的繁榮，起了重大的推動作用。

在這方面，山西地區居于全國首位的戲曲文物，更以大量豐富的事實反映了當時戲曲文化的繁榮景象。山西是保存宋金元時代戲曲文物最多的地區，如舞臺建筑、繪畫雕刻、碑銘題記、傳抄或版印的劇本或資料，以及各種墓葬遺物等，內容極其豐富。拿舞臺建筑來說，目前山西保存著元明清時代的戲曲舞臺總計兩千八百八十六座，其中元代戲臺六座，大部分分布在古平陽地區，其余為明清戲臺，幾乎遍布全省各地。從全國現存元代戲臺實物上看，今臨汾市魏村牛王廟戲臺建筑時間最早，翼城縣午池村喬澤廟戲臺面積最大。如此為數眾多的戲曲舞臺大量分布于村社鄉里，可以想見，山西地區的戲曲文化曾經是何等普及、何等繁盛了!

明清舞臺建筑的大量出現表明，在這期間，山西地區的戲曲演出活動更加普及，更加繁盛了。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孕育出了以蒲州梆子(即蒲劇，又稱南路梆子)、中路梆子(即晉劇)、北路梆子、上黨梆子等“山西四大梆子戲”為中心的多種地方戲曲，并影響到外省一些地方劇種的形成和發展。

由此可見，山西不僅有歷史悠久的樂舞文化傳統，而且又在宋金元時代促成了中國戲曲藝術的誕生，由此成為中國北方戲曲文化的搖籃，并在明清和近代一直是我國戲曲藝術活動的重要地區。所以，山西的戲曲文化可謂根深葉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