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佛學·初來乍到，依道傍仙·魏晉佛學

三國時期，佛教的傳播進一步擴大。當時在魏國首都洛陽和吳國首都建業(今南京)形成了南北兩個佛教中心。在北方的魏國，有曇柯迦羅等外國僧人來到洛陽，他們分別譯出一些小乘佛教的戒律經典，開始在中國傳播戒律。曇柯迦羅要求出家的中國僧人遵守戒律，并為他們舉行傳授戒規的儀式。當時受戒的有朱士行等人，他們是最早出家受戒的中國僧人。朱士行經常講授《道行般若經》，但是他所依據的譯本多有刪節，文義不能貫通，于是在甘露五年(260)西行取經，最后在于闐(今新疆和田)找到了《放光般若經》的原本。朱士行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西行求法的僧人，而他所求的正是般若學說。當時玄學已經流行，由于般若學說與魏晉玄學有許多相近之處，因而般若學說很快流傳開來。西晉元康元年(291)，無羅叉和竺叔蘭把《放光般若經》翻譯出來，從而為般若學說的傳播提供了新的經典依據。東吳的著名譯經家有支謙、康僧會等人，他們都是生在漢地的西域僑民，兼通胡、漢語言，善于運用老莊道家的語言表達佛教思想，這樣就使中國人更容易理解佛教的教義，從而推動了佛教的傳播。支謙所傳的也是支婁迦讖以來的般若學說。

西晉時期，佛教的發展更加迅速。當時佛教的中心仍在洛陽，但是在洛陽以外的很多地方也有佛教流傳。西晉時期譯出各類佛教經典二百七十五部，譯經的數量大大超過前代。當時最有成就的譯經家是竺法護，他是居住在敦煌的大月氏僑民后裔，精通西域各國語言，后來攜帶大批經典來到長安，先后譯出大乘佛教的各種經典一百五十多部，其中最重要的有《正法華經》、《光贊般若經》、《維摩詰經》、《首楞嚴經》等。他的譯經種類大大超過以往翻譯的范圍，般若、寶積、華嚴、法華、大集等各部皆有涉及，為以后專門弘傳大乘佛學的人們提供了更加廣泛的經典依據。他的翻譯忠實原文而很少潤飾，改變了以往譯經家隨意刪節原文的作法。竺法護及當時的譯經家們繼承了從支婁迦讖到支謙以來翻譯介紹大乘佛教般若學說的傳統，為以后般若學說的發展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