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史學·《后漢書》研究史略·清代: 校勘注釋考證補表等全面豐收時期

清代，《后漢書》的研究在校勘、注釋、考證、補表諸方面全面展開，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興盛局面。對范曄及其《后漢書》的評議，清人的看法不盡一致，但總體是褒獎多于批評。如關于范曄謀反案，前人多深信不疑，進而貶低范曄的人品及《后漢書》的價值。清代，王鳴盛在《十七史商榷》中堅稱范曄“決不當有謀反事”，因其“平時恃才傲物，憎疾者多，共相傾陷”，造成“謀反”冤案。陳澧《申范》一文說范曄在《和香方序》中對朝貴咸加譏刺，因而“與諸人有隙久矣”。“其甥謝綜與孔熙先謀反，蔚宗知之，輕其小兒，不以上聞，遂被誣害以死”。王鳴盛稱贊《后漢書》“瞻而不穢，銓敘井井”。“今讀其書，貴德義，抑勢利，進處士，黜奸雄。論儒學則深美康成，褒黨錮則推崇李杜，宰相多無述，而特表逸民，公卿不見采，而惟尊獨行。立言若是，其人可知”。《后漢書》缺志，是因為范曄作諸志“未成而誅死”。“蔚宗又別作選簿，以述百官，梗概欽明，階次詳悉”，由此可見“蔚宗固非不能作志者”(《十七史商榷》)。趙翼在《廿二史札記》中稱范書編次得體，詳略適宜，“立論持平，褒貶允當，足見蔚宗之有學有識，未可徒以才士目之也”。“自《三國志·魏紀》創為回護之法，歷代本紀遂皆奉以為式”，“而范蔚宗于 《三國志》方行之時，獨不從其例，觀 《獻帝紀》，猶有《春秋》遺法焉”。稱范曄主持公道，據事直書。對《后漢書》的疏漏之處，趙翼也直言不諱，并專立條目指正。在《陔余叢考》中，他評價《后漢書》的體例，認為范曄著書能取前人之長以求至當，“如改《外戚傳》為《皇后紀》，而外戚之事附之。又增文苑、方術、列女、宦者諸傳，皆前史所未及，而實史家所不可少者也”。認為其贊語“豈不辭費乎!”清代著名史學評論家章學誠贊范曄《后漢書》，如 《文史通義》外篇《永清縣志列女傳序例》稱：“列女之名，仿于劉向，非烈女也。曹昭重其學，使為丈夫，則儒林之選也;蔡琰著其才，使為丈夫，則文苑之材也。劉知幾譏范史之傳蔡琰，其說甚謬，而后史奉為科律，專書節烈一門。”

清人在校注考訂《后漢書》方面，成果頗豐。如惠棟，感章懷太子注仍有舛誤，乃仿裴松之注《三國志》之例，作《后漢書補注》二十四卷。援引諸家后漢史書，詳細補注。后來侯康、沈銘彝又拾惠棟之遺，分別撰《后漢書補注續》和《后漢書注又補》。周壽昌邊讀《后漢書注》邊考訂其訛誤，得200余條，編成《后漢注補正》。何若瑤的《后漢書注考證》，專門考證李賢注的謬誤，得80余條，均據確鑿資料指出其疏誤所在。杭世駿的《后漢書蒙拾》，對范書中難以理解的辭語、典故、典章制度逐一注釋。顧炎武、王鳴盛、趙翼、錢大昕等人對范曄及其《后漢書》都有不少考辨文字。此外，錢大昭的《兩漢書辨疑》，博采經史傳記墓銘碑刻，正謬補缺，于官制地理，所得尤多。沈欽韓的《后漢書疏證》，對地理方面的疏證特別詳細。李慈銘的《后漢書札記》，陳景云的《兩漢訂誤》、沈家本的《后漢書瑣言》、《續漢志瑣志》，都是考訂方面的重要著作。

范書有紀傳而無表、志，最先為《后漢書》補表的是宋人熊方，他仿《漢書》年表體例而稍加變通，作《補后漢書年表》十卷。清前期史學大家萬斯同，對史書表與志的作用特別重視，曾編《歷代史表》，其中專補范書的史表就有七種之多。諸以敦的《熊氏后漢書年表校補》、錢大昭的《后漢書補表》、黃大華的《東漢中興功臣侯世表》、《東漢皇子王世系表》、《東漢三公年表》、華湛恩的 《后漢三公年表》、練恕的《后漢公卿表》等等都是增補史表的力作。在補志方面，劉昭雖補入司馬彪的八志，但仍缺藝文、食貨等志，于是有錢大昭的 《補續漢書藝文志》、侯康的《后漢書藝文志》、姚振宗的《后漢藝文志》、顧櫰三的《補后漢書藝文志》、曾樸的《補后漢書藝文志并考》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