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佛學·般若涅槃，獨立發展·南北朝佛學

南北朝時期，在南方相繼建立了宋、齊、梁、陳四個朝代，在北方先后建立了北魏、東魏、西魏、北齊、北周等五個朝代。盡管王朝不斷變更，但是佛教依然發展。這時的中國佛學進入了研究經典并形成眾多學派的時代，而涅槃佛性問題則成為佛學研究的中心。

南朝的歷代統治者和許多文人士大夫都崇信佛教，因而佛教在南方的發展相當順利。

佛經翻譯在南朝歷代繼續有所發展，其中劉宋時期翻譯的經典最多，而梁陳時期的真諦則是南朝最杰出的佛經翻譯家。劉宋時期譯出各類佛教經典四百六十五部，其中罽賓僧人佛陀什翻譯出 《五分律》三十卷，從而使中國流行的四部小乘佛教律典(即 《十誦律》、《四分律》、《摩訶僧祗律》、《五分律》)的傳譯得以完成;西域僧人畺良耶舍譯出《觀無量壽佛經》，進一步促進了凈土教義的傳播;罽賓僧人求那跋摩譯出《菩薩善戒經》，使大乘戒律和瑜伽行派的理論開始在南方傳譯; 印度僧人僧伽跋摩重新翻譯了小乘論典《雜阿毗曇心論》，并為眾多比丘尼授戒，為毗曇學和比丘尼戒的推廣作出了貢獻;另一位印度僧人求那跋陀羅翻譯了四卷《楞伽經》，它后來成為早期禪宗思想的重要依據。

梁末陳初的真諦是繼羅什之后又一位杰出的佛經翻譯家。真諦(499—569)是西印度僧人，于梁武帝中大同元年(546)來到中國，翻譯了 《解節經》、《攝大乘論》、《俱舍論釋》等三十八部經典。他所翻譯的主要是大乘佛教瑜伽行派的經典，使中國僧人得以大致完整地了解瑜伽行派的學說。他的翻譯文字比較艱澀難懂，但是忠實于原文，保存了經典原有的面貌。真諦一生用力最多的是翻譯和傳播《攝大乘論》，這部論典后來成為攝論學派的經典依據。

在真諦翻譯的經典中，有一部對南北朝隋唐時期的佛學產生過重大影響的論典，這就是《大乘起信論》。這部論典把大乘佛教的理論和實踐概括為一心、二門、三大、四信和五行等五個方面。一心是指眾生心(也叫作真如或如來藏)，二門是指心真如門和心生滅門，三大是指眾生心的體大、相大和用大，四信是指信根本真如、信佛、信法、信僧，五行是指布施、持戒、忍辱、精進和止觀。書中主要說明真如緣起的觀點，認為一切諸法都是一心的體現，而一心又分為心真如和心生滅兩個方面; 心真如就是眾生具有的清凈本心或本性，它與真如、如來藏或阿賴耶識同義，是真實不變的本體;心生滅就是指眾生心中的各種妄念，它有生有滅，是真實本心的虛假表現;一心所具有的這兩個方面之間是不變與隨緣的關系，眾生心中雖有無明妄念，但真如本心不會消失，就像海水一樣，盡管波濤起伏，然而濕性不會改變。這種觀點后來對天臺、華嚴、凈土和禪宗的心性學說產生了深刻影響。近代以來的佛教學者如梁啟超、呂澂、印順等人都指出它的思想在中國佛教中具有重要意義，中國的佛教信仰者至今仍把它當作大乘佛教的入門書。

《大乘起信論》的作者一向被認為是印度的馬鳴，而它的譯者被認為是真諦。但是很早以來就有人對本書的作者與譯者問題持有懷疑。隋代法經的《眾經目錄》開始把此書列入疑惑部，懷疑它是真諦翻譯的作品;唐代均正的《四論玄義》也懷疑此書是馬鳴所作。到了近代，首先有章太炎論證此書并非偽作，而是印度的馬鳴所作; 以后有梁啟超提出此書既非馬鳴所作，亦非真諦所譯，而是梁、陳時期的中國人所作。梁氏的觀點引起了廣泛的爭論。以后主張近似梁氏觀點的主要有王恩洋、呂澂等人，而反對梁氏觀點的主要有唐大圓、太虛等人。近代以來的日本佛教學者也對這個問題展開過熱烈的爭論，如舟橋水哉、松本文三郎、望月信亨、羽溪了諦、常盤大定、村上專精、林屋友次郎、鈴木忠友等人都曾發表專文討論這一問題，他們的意見大致分為三種：一是肯定此書為馬鳴所作，真諦所譯;二是肯定馬鳴所作，而否認真諦所譯;三是否認此書為馬鳴所作。目前大多數日本佛教學者認為它是印度大乘佛教晚期的著作，而中國的佛教學者則無論是認為它是印度的著作還是中國的著作，大都肯定它在中國佛教思想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北朝佛教的命運和南朝有所不同，盡管大多數統治者支持佛教，但是在北魏武帝和北周武帝時卻發生了毀滅佛教的運動，使北方的佛教受到沉重打擊。相對來說，北朝的佛教在理論研究方面不如南朝發達，但是在信仰和實踐方面卻勝過了南朝的佛教。

北朝時期也有一些中外僧人翻譯經典，其中比較突出的是北魏時期來到洛陽的印度僧人菩提流支，他翻譯了三十部經典，其中主要是瑜伽行派的經典，給當時的佛教以很大影響。他所翻譯的《十地經論》成為地論學派研究的主要經典，《無量壽經論》則直接影響到北魏僧人曇鸞的凈土學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