譜牒學·譜牒學的形成和發展·先秦兩漢時期的譜學

家譜是人類世系的記錄和反映，它的起源同人類血緣世系的形成密切相關。在原始氏族社會初期，人類按血緣親屬關系聚居，女子是氏族的穩定成員，各氏族的世系是按母系計算的，母死女繼，代代相承，形成母系世系。由世系而產生了輩份和相應的親屬關系，加之氏族成員之間對祖先事跡的傳誦和常常舉行的祭祖活動，使得氏族成員對本族的歷代祖先記憶深刻。這些都為家譜的產生創造了條件。原始先民們傳授世系的方式主要是口傳心受和結繩記錄。這兩種原始的家譜形式，至今仍被一些少數民族所采用。

進入奴隸社會的夏朝，確立了王位世襲制。據《禮記·禮運篇》記載，禹以后是“小康”之世，“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子孫繼立，成為當然。《史記·夏本紀》記載了夏朝世系，自禹至桀十四世，十七帝。證明夏代存在記錄皇族世系的譜牒。商代的譜牒有實物為證。郭沫若《卜辭通纂》將甲骨文分為五類，其中有一類就是世系。如收錄于《庫方二氏藏甲骨卜辭》中的1506號上的甲骨文字，共十三行，被學者考訂為“武丁時契刻的家系”(李學勤《論殷代親族制度》，載《文史哲》1957年11期)，“是一個從商代初年開始，以男子為世系的專記私名的譜牒”(于省吾《甲骨文字釋林》)。《史記·殷本紀》記述了商王的世系，同地下發掘的甲骨文記載基本相符。

到了周代，家譜的發展進入了新階段。周王朝實行分封制，使得諸侯貴族成為“世官”，子孫世襲;同時又利用從氏族制度演變而來的血緣親屬關系和崇拜祖先的觀念，建立宗法社會。于是，便產生了以嫡庶關系來劃分大宗、小宗，確立各級貴族子孫世襲封土爵位的制度，從而使血緣關系同政治制度相結合。由于家譜記載是劃分血緣關系親疏的憑據，因此國家對家譜非常重視，在中央和諸侯國都設有史官，負責記錄、保管貴族家譜。《周禮·春官》稱，設小吏“掌邦國之志，奠系世，辨昭穆，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亦即小史負責定立王族的世系，區分王族成員的長幼輩份，遇有祭祀，則告訴君王其先祖的忌日、名諱。據《左傳》襄公十年記載，晉侯滅掉妘姓的偪陽國以后，“使周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可見周內史也掌管各諸侯大夫的宗譜資料。同時，諸侯國亦置有官員，如魯國的“工”、“史”和楚國的“三閭”等，掌管諸侯國王族事務及譜系。周王室的家譜到漢代還留存于世，如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稱“太史公讀《春秋》，歷譜牒，至周厲王，未嘗不廢書而嘆也”，又桓譚《新論》記載： “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邪上，并效周譜。”

周代家譜發展的另一標志便是產生了對前代和當代各血緣集團系譜進行整理的譜學著作。現存比較完整的是《大戴禮記·帝系篇》，采取逐支敘述的方法記載了黃帝公孫軒轅氏的系譜。另一部比較典型的著作是《世本》，意在追溯世系的原本及其源流。《世本》原書已佚，現有輯本存世。它記錄了自三皇五帝直到春秋戰國之際歷代帝王諸侯以及卿大夫的姓氏起源、世系源流、遷居本末、生前創制、死后名號等事跡，且集各代、各家分散的世系于一書。

漢王朝建立后，大封同姓與異姓王侯，為了適應王侯世襲的需要，建立了皇帝屬籍、諸王世譜與諸侯侯籍，并設置專門的機構和官員進行管理，從而出現了大量的官修家譜。隨著西漢中期以后宗族勢力的復蘇與蔓延，私修家譜開始出現，如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揚雄自序家譜 (參見《漢書·揚雄傳》) 及他人所作《揚雄家牒》，班固自序家譜《漢書·敘傳》以及《鄧氏官譜》等。在內容體例上，漢代家譜已發展到不僅記世次人名，還兼記得姓緣由、先世源流、居住地方、人物事跡、葬地墳墓、立譜目的等項; 在形式上，還出現了石刻家譜。

在漢代，家譜已開始應用于史學領域。首先，在史文中直接引用譜書記載，如《史記》中一些有關世系的記載，多來源于周代的譜學著作;班固撰寫《漢書》所列王侯功臣的世系，就依據了當時官修的諸王世譜、侯籍等。其次，史家參照家譜的表現形式創立了史表。司馬遷撰著《史記》時，仿周代譜牒“旁行邪上”，即由右至左，按順序敘述世系，創制《三代世表》，表列古代帝王世系;《漢書》作者更充分地吸取漢代諸王世譜的表現形式，立了五個世系表記載漢代幾百個世襲王侯的世系，并采取世代標目劃欄，幾世以后又另起一提的體例形式。而史書根據家譜改良了的世系表列形式，又為家譜提供了更為科學的體例形式，現存宋元以來的許多家譜中的世系表，正是采用了以《漢書》諸表為代表的世系表體例。可見，此時期家譜的功用已不僅僅是為政治服務的工具和被家族作為尊祖追先的憑據，而且頭一次作為歷史資料和一種文化形式被史家所采用。總之，家譜新功能的被開發以及體例上的發展，不僅標志著其社會化程度的提高，也表明譜家正在走向成熟，走向獨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