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學·二南

舊說以為十五《國風》中，《周南》、《召南》的名稱源于周、召二公分陜而治。但何以這兩部分稱“南”而不稱 “風”，說解各不相同。

《毛詩序》持“南化”說，認為“《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系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這是說周王朝的教化自北向南普及，所以稱“南”。鄭玄《詩譜·周南召南譜》持“南國”說，謂“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今屬右扶風美陽縣……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認為是文王周公時制禮作樂而采自南方諸侯的樂歌。故朱熹亦云：“周，國名，南，南方諸侯之國也。……周公……制禮作樂，乃采文王之世風化所及民俗之詩，被之管弦。”“蓋得之國中者，雜以南國之詩，而謂之《周南》;其得之南國者，則直謂之《召南》。”(見《詩集傳》)歷代信從此說者甚多，至清代亦有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以為“南”本國家之名，南國即二南之國;方玉潤《詩經原始》認為“南者，周以南之地也”。顯然“南國”說比“南化”說更為合理，所以認同的人很多。

古代還有一種解釋是認為“南”指南方民族的音樂歌曲。《小雅·鼓鐘》“以雅以南，以籥不僭”，毛傳謂“南夷之樂曰南”。《禮記·樂記》說“昔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文王世子》中“胥鼓南”，鄭玄注也說“南，南夷之樂也”。《呂氏春秋·音初篇》更明載大禹治水巡省南土時，涂山氏女令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陽，“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為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風焉，以為《周南》、《召南》”。故宋代王質《詩總聞》說：“南，樂歌名也。”近代學者一般較多同意此說。

從“樂歌說”更進一步，有的學者提出“南”本來是一種樂器。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釋南》中認為，甲骨文中的“南”字，實為“鐘鑄之象形，更變而為鈴”。“可知卜辭之 ‘八南九南’或‘一羊一南’，實即八鈴九鈴或一羊一鈴。《小雅》之 ‘以雅以南’，《文王世子》之 ‘胥鼓南’，實即 ‘以雅以鈴’、‘胥鼓鈴’ 也”。“《詩》之《周南》《召南》，大、小《雅》，揆其初當亦以樂器之名，孳乳為曲調之名，猶今人言大鼓、花鼓、魚琴、簡板、梆子、灘簧之類耳”。郭說新穎可喜，言之成理，張西堂、蔣立甫均主此說。

以上各家之說，今以樂歌說較廣為人接受。“南”既為樂歌之類名，則頗有人主張二《南》應予獨立，跟同為樂歌分類的《風》《雅》《頌》并列。最早提議的是南宋程大昌《詩論》，認為“南”、“雅”、“頌”三類都是樂名，都見于《論語》，“若今樂曲之在某宮者也”;而《國風》之名不見孔子提及，所以是只有詩辭，不能入樂的“徒詩”。清初顧炎武《日知錄》卷三也認為，《周南》、《召南》是“南”而不是“風”;《豳詩》據《周禮·春官·籥章》記載，既稱為“豳雅”又稱為“豳頌”，所以也不是“風”。他認為《詩經》的分類應該是“南”“豳”“雅”“頌”四類，列國之詩只是附在后面而已。近人蔣伯潛的《十三經概論·毛詩概論》和張西堂的《詩經六論》，也都認為應當把《南》從《風》詩中分離出來，而把《詩經》標為《南》、《風》、《雅》、《頌》四類。這些說法雖不是全然無據，但不足以確證其事，都屬于推論及假設，顯然不必據以改編 《詩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