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學

我國的金石學，經過漢唐以來的資料積累和初步對金石資料的認識與理解，終于在宋代形成了專門的學問。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在五代大混亂和倫理破壞殆盡情況下建立的北宋王朝，迫切需要維護統治秩序，恢復禮制，獎勵經學。這是金石學興起的政治原因”(夏超雄：《宋代金石學的主要貢獻及其興起的原因》，《北京大學學報》，1982年，第1期)。一些金石學家鼓吹“圣人制器尚象，載道垂戒，寓不傳之妙于器用之間，以遺后人”。“發明圣人奧義微旨于數千百載之后”，“聞一器捐千金不少靳，既得，欹磨探考，稽征《詩》、《書》、百氏，審禘若符契乃已”(《籀史》)。宋代金石學的形成，正適應了統治階級的政治需要。

此外，北宋時期“城市經濟的繁盛，交通條件的改善和文化傳播手段的普遍應用，則為金石學的發展準備了物質條件”(夏超雄：《宋代金石學的主要貢獻及其興起的原因》)。城市的繁榮和商業的發達，使金石拓本和文物參加了商品交換，具有了商品價值。薦福寺有歐陽詢所書的名碑一通，“墨本值千金”。曾有人一下子就“具紙墨打千本，使售之京師”(僧惠洪：《冷齋夜話》)。宋代著名金石學家趙明誠二十一歲還是太學生時，為了在大相國寺“市碑文”，不惜質衣，“取半千錢”(《金石錄》后序)。拓本成為商品，擴大了金石資料的流傳范圍，從而使研究者更為增多。與此同時，金石文物也成為商品。《石林避暑錄話》卷三載，“宣和間內府尚古器。士大夫家所藏三代秦漢遺物，無敢隱者，悉獻于上。而好事者復爭尋求，不較重價，一器有值千緡者。利之所趨，人競搜剔山澤，發掘冢墓，無所不至。往往數千載之藏，一旦皆見，不可勝數也”，又誘發了盜墓之風的熾盛。金石文物的不斷出土，競相為公家(內府)和私人所搜購收藏。據《考古圖》和《續考古圖》等書所列公私收藏金石文物者，“共計七十處，除重復五處外，尚有六十五處，除政府及寺院五處外，私人收藏者有六十家” (參閱衛聚賢： 《中國考古學史》，第69—76頁)。公私收藏金石文物的盛行，為宋代金石學的研究提供了大批第一手的珍貴資料。宋代的金石學者，在“禮家，明其制度。小學，考其文字。譜諜，次其世謚”(《公是集》卷三十六)，“或探其制作之原，以補經傳之闕亡，正諸儒之謬誤”(《考古圖》序)的原則指導下，出版了一批專門的金石著作，這是和宋以前的金石學“蘊釀時期”所根本區別的。宋代出版的一批金石著作，代表了宋代金石學的研究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