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學·我國傳統金石學在考古學史上的地位

所謂“金石學”，就是“研究中國歷代金石之名義，形式、制度、沿革，以及所刻文字圖像之體例、作風，上自經文考訂，文章義例，下至藝術鑒賞之學”(參閱朱劍心：《金石學》，第3頁)。金石學的所謂“金”，即“吉金”，主要“以鐘鼎彝器為大宗，旁及兵器、度量衡器、符璽、錢幣、鏡鑒等物，凡古銅器之有銘識或無銘識者皆屬之”。而所謂的“石”，又稱為“樂石”，主要“以碑碣墓志為大宗，旁及摩崖，造像，經幢，柱礎，石闕等物，凡古石刻之有文字圖像者，皆屬之”(參閱朱劍心：《金石學》，第3頁，文物出版社，1981年9月新一版)。“金石”二字連用為一詞，較早應見諸先秦文獻《墨子》。《墨子·天志中》“書于竹帛，鏤之金石，琢之盤盂，傳遺后世子孫”。這里的“金石”，即指奴隸主統治階級把發生的大事或所獲的殊榮銘鑄在銅器，或勒刻上石，以求不朽并戒后世子孫“永寶用”的文字而言。秦始皇統一中國前，“古之帝者，地不過千里，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亂，殘伐不止，猶刻金石以自為紀”。各國諸侯相競“刻金石”以記其“成功盛德”。就是秦始皇本人，也對此大加效法，身體力行。“今皇帝并一海內，以為郡縣，天下和平。昭明宗廟，體道行德，尊號大成。群臣相與誦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為表經”(《史記·秦始皇本紀》)。但是，用“金石”來界定一門學問，即“金石學”的正式使用，應自宋代開始。宋朝學者曾鞏最早編有《金石錄》一書(書已失傳)，其后趙明誠又編成《金石錄》為書名的著作。鄭樵在編纂《通志》時，把“金石”列為二十略之《金石略》。自宋代把“金石”做為一門專門的學問——金石學以后，標志著這門自秦漢以來經過長期蘊釀的學問，有了專門的研究對象和積累了大批資料，金石學形成了。

作為中國考古學發展史上近代考古學的“蘊釀時期”的傳統金石學研究，在我國有著悠久的歷史。它經過秦漢以后歷經隋、唐的長期“蘊釀”，到宋代正式形成專門的學問——金石學。其間經過元、明的中衰，到清朝初年再度復興，清朝末年達到了它的鼎盛時期。隨著清末民初中國近代新史料的大發現和西方先進史學思想的傳入，傳統金石學被注入了新的血液，發展為已非昔日同日而語的“古器物學”時期。而隨著我國近代考古學的形成，田野考古學的科學方法被金石學研究所應用，因而將傳統金石學研究納入了考古學研究領域。從此，金石學研究已成為考古學研究的一部分，而“傳統的”金石學研究也就不復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