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學(孔孟荀)·漢代儒家思想的復興與 “先秦儒學” 研究·《史記》 與 《論六家要旨》 論先秦儒學

中國的歷史學淵遠流長，“六經皆史”，中國古代最優秀、最有代表性的文化典籍： 《易》、《詩》、《書》、《禮》、《樂》、《春秋》，無不具有歷史著作的性質。而《春秋》作為第一部據說由孔子制作的編年歷史著作，更具有莫大的影響。在解釋《春秋》的三本傳記——《公羊春秋》、《榖梁春秋》，《春秋左傳》中，《公羊春秋》在漢初的影響達到了高峰。孟子說：“世衰道微，邪說暴行又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孟子·滕文公下》)。又說：“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后《春秋》作。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據《春秋公羊》的說法，孔子通過《春秋》，對歷史進行評價和褒貶，為后王樹立起如何進行統治的樣板與規范。因此，不是為歷史而歷史，而是為現實，為后世的人文、道德、統治秩序的鞏固與完善，即為社會、為政治服務，被認為是歷史研究的最根本的目的與職責。這種史學傳統與《春秋》筆法，對《史記》的作者司馬遷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史記》的先秦儒學研究集中在《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傳》和《孟子荀卿列傳》里。《孔子世家》是研究孔子的基本資料之一，文中詳細地敘述了孔子的生平、事跡，記載了大量的孔子言論，并給予孔子以高度的評價，司馬遷在文后說： “《詩》有之：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雖不能至，然心響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賢人眾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余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于夫子，可謂至圣矣!”正因為如此，孔子無侯伯之位，其傳記卻被司馬遷稱為“世家”。除《孔子世家》外，《三代世表褚少孫補贊》、《衛康叔世家》、《老子韓非列傳》、《商君列傳》、《龜策列傳褚少孫補贊》、《滑稽列傳》及《太史公自序》中尚載有孔子言論數條。《仲尼弟子列傳》載有孔子弟子七十七人，其中三十五人有年齡和事跡，其余四十二人只有姓名。顏回、子路、子貢、子張、有若等人的事跡尤為詳細，是研究孔學傳承的重要史料。在《孟子荀卿列傳》中，司馬遷對孟子極為推崇，開篇即說： “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 ‘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嘆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故于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至于荀子，只敘述了事跡，沒有評論。司馬遷對先秦儒學的描寫具有清醒的理性精神，同時也深受他所處的時代風尚的影響。譬如，《史記》一方面推崇孔子，列孔子于世家，而以老子與韓非同傳，一方面又“先黃老而退六經”。一方面崇尚詩書禮義，“以禮義為治世之大宗”，一方面又崇尚法家的功利，以人性為趨利慕勢，以貧賤而語仁義為可羞，主張德教刑法并重。這和《漢書》中儒家思想占據了統治地位、道德仁義成了價值評判的標準恰好形成鮮明的對照。

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抄錄了其父司馬談的《論六家要旨》。司馬談深受黃老思想的影響，對黃老之學推崇備至，對儒家的評價卻有欠公允，他說：“夫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不能易也。”《論六家要旨》在中國學術史上具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