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律》學

清朝制定大清律，其方針是“詳譯明律，參以國制”。因此，清中前期研究明律者居多，研究唐律者較少。清朝末期，在大律學家薛允升和沈家本的帶動下，把對前代法律包括唐律的研究推向高潮。薛允升著《唐明律合編》將唐明律逐條逐句作比較分析，分析兩律實際上是講明律的得失。沈家本在 《寄簃文存》卷二《論故殺》、《論殺死奸夫》、《論威逼人致死》、《論誣指》，卷三之《誤與過失分別說》、《官司出入人罪唐明律比較說》、《明律徒流折杖與唐徒流加杖之法不同說》等文章，引用大量唐律律文和疏議來對比分析。卷六之《重刻唐律疏議序》則對唐律及其疏議的源流進行追溯，并通過與清律的對比，給唐律以很高的評價：“是書非即功令之椎輪，法家之律筏歟?至由是書而深求乎古今異國之原，講明乎世輕世重之故，晰奇闡微，律無遺蘊?！本砥咧垛n本唐律疏議跋》對鈔本唐律疏議的版本、流傳作了考證，其《歷代刑法考》，主要是研究漢、唐、明律的，唐律占一定的篇幅，即便是研究漢、明律時，也以唐律來參照、對比以說明。

《唐明律合編》，清薛允升著。薛允升(1820——1901)字云階，陜西長安人。咸豐六年進士，任職刑部長達四十年，官至刑部尚書。清末著名律學家，另著有《漢律輯存》、《讀例存疑》等。他認為禮是治國的根本，立法的依據，司法的指導。對“一準乎禮”的唐律贊揚備至。說唐律“集眾律之大成，又經諸名流裁酌損益，審慎周詳而后成書，絕無倚踳駁之弊”。是“一準乎禮，而得古今之平”。而清律“失唐律之意”，但他又不能公開批評，便通過批評清律所直接承襲的明律來曲折地表達對清律的批評。于是，他將光緒十七年沈家本重刻之《唐律疏議》和明嘉靖二十九年增修、隆慶元年陳省刊印元明律先后編入，并附有關唐、明的令和條例，依原來門目次序匯編，逐條疏證兩律的出入，寬猛得失。歸納起來，《唐明律合編》(以下簡稱《合編》)在以下幾個方面對兩律作了比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