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的法律思想

墨家與儒家并稱，同時也是最早起來反對儒家的先秦另一顯學。其創始人為墨翟（約前490—前403），魯國人（一說宋國人），出身于小手工業者，自稱“賤人”。其一生行事，史籍缺乏記載，后世所知甚少。但他后來并未直接從事生產，也沒有做過什么大官，所以他說，“翟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耕農之難”，而成為古代一個學問淵博的大學者，得以廁身于士的行列。

墨家興起之時已降及戰國，諸侯爭奪更為激烈，天下疲敝，無以更張。先于墨家興起的儒家，其創始人孔子一生周游列國，希望傳承周禮，以仁義為原則重新整頓社會秩序，但其思想難為大眾所接受，未能救世于萬一。孔子身后，弟子們忙于詮釋他的言行，對他所重視的禮樂制度，進行精微的研究，不免流于繁瑣，而忽視了許多巨大、迫切的社會問題。在這種政治和文化背景下，墨翟第一個起來反對儒家學說，另辟蹊徑，尋求解決社會問題的新道路。

墨翟的思想來源，大約淵源于儀禮之學，“墨家者流，蓋出于清廟之守”。《呂氏春秋·當染》記載：“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于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后在于魯，墨子學焉。”墨子處于保留周文化最為豐富的鄒魯之地，且時代晚于孔子，當然可能受到儒學的浸潤和熏染。據說他早年曾“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為其禮煩擾而不說，厚葬靡財而貧民，久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所以，從學術淵源上來看，儒、墨兩家有著相當的一致性，分享了共同的古代文化遺產。但墨家對西周的禮樂制度采取了不同于儒家的態度，抨擊了貴族奢靡的生活方式，希望恢復上古的樸質之道。在墨子看來，“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禹大圣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并認為：“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但墨子之學熔鑄古今，提出了一套切于時弊而適于時需的理論，創立了與儒家相對立的學派，成一家之言，自非前人的學問可以規范。墨家學派的興起，反映了平民階層的覺醒，足以證明貴族社會的進一步崩壞。

墨家學派同時又是一個有嚴密組織和嚴格紀律的團體，其成員叫“墨者”，他們大多數出身小生產者，特別是小手工業者，他們過著極端刻苦的生活，節儉自勵；一般都有助人為樂、見義勇為的自我犧牲精神，所謂“摩頂放踵以利天下而為之”。道家的莊子則說墨翟“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后世的墨者繼承了墨翟的精神，《孟子·滕文公上》所提到的許行“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為食”，就屬墨家學派。

墨家的領袖自墨翟死后稱為“巨子”，但一般都將墨翟作為第一代“巨子”。所有“墨者”都要服從“巨子”的指揮。《淮南子·泰族訓》說，為“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還踵”。墨家的紀律叫作“墨者之法”，以“兼愛”“非攻”為基本精神，以“殺人者死，傷人者刑”為主要原則。“墨者之法”還規定：墨家弟子到各諸侯國做官，有義務將其所得俸祿的一部分貢獻給墨家團體；弟子在外必須宣傳墨家學說，遵守墨家紀律，如果背棄墨家基本精神，“巨子”有權隨時把他召回。以此為方向，墨家漸次發展成了宗教化組織，逐漸消解了理論探討的興趣。

由于學術傳承的斷裂，故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墨家學說以及著作都湮沒無聞、銷聲匿跡了。現存著作《墨子》五十三篇，按《漢書·藝文志》記載原有七十一篇，但宋代以后就是目前這個樣子。它是一部以闡釋墨翟思想為主的墨家叢書。其中《親士》《修身》等篇儒家色彩很濃，與墨家宗旨不甚相符，可能是混入《墨子》的儒家作品。有些篇雖屬墨家，但時代較晚，直至秦漢。所以，從時間發展上看，墨家可分成前后兩期，梁啟超和郭沫若等人的考證，認為含有名辯學說的六篇是后期墨家思想，學術界對此仍存在分歧。我們這里主要論述以墨翟為主的整個墨家的法律思想，故不分前后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