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現代海外儒學概覽·歐美·美國

美國的儒學研究在西方世界中起步最晚，但后來居上，成為目前世界上實力最強的國家之一。

商業資本和傳教活動形影不離，這是老式資本主義擴張的規律，隨著美國商業資本向中國擴張，美國傳教士亦接踵而至。十九世紀末，美國海外教會擴張出現一個新高潮，使美國在華傳教士多達一千五百人。美國最初的漢學家就是從這批來華的傳教士中培養出來的，如裨治文、衛三畏、丁韙良、明恩溥、狄考文、衛斐烈等都是傳教士兼漢學家。裨治文是美國來華的第一個傳教士，他于1832年創辦《澳門月報》，向外國介紹中國的歷史、風俗、時事和傳教士活動，是美國最早的漢學雜志。1842年這些早期的傳教士和美國外交官一起成立了美國東方學會，這個學會以“傳布東方知識，增進東方語言學研究”為崇旨，是一個專門研究東方的學術機構，它開展對東方的古代文化、歷史、語言的研究活動，先后出版了《美國東方學會雜志》、《美國東方學叢刊》和《美國東方學翻譯叢刊》，并成立了東方文獻圖書館，1848年發表了衛三畏的兩卷本《中國總論》。從十九世紀七十年代起，美國的大學也開始設立有關中國的教學研究機構。美國大學第一個漢語教研室和東方學圖書館于1876年在衛三畏主持下設立于耶魯大學。以后加利福尼亞大學、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等也相繼效尤。這是美國漢學的草創時期，西歐舊漢學傳統給予其嚴重影響。自然，其中的很多研究活動大都與儒家思想有關。如衛三畏通過對中國社會和孔子思想的研究發現，與其排斥儒學不如利用儒學，且認為孔子思想對西方殖民者確有可利用之處。1877年耶魯大學設置了第一個漢學講座，并聘請衛三畏擔任第一任教授，在講授中他十分強調利用儒家經典以開展在華的傳教事業。丁韙良、李佳白等也擁護這一主張。進入二十世紀以后，傳教士的活動更加狂熱。李佳白一手拿《圣經》、一手捧《四書》進行傳教活動。主張基督教和孔教要“互相和合、互相敬愛、互相勸勉、互相輔助”(《孔教之窺見一斑》)。他還曾擔任過孔教大學的講師。其他如在華四十年的山姆·威爾斯·威廉士，回到美國后，作了上百次講演，介紹中國的風土人情和歷史文化，并于1848年出版了《中華帝國》一書。丁韙良為1885年北京東方學會成立時的第一任會長，杜波士1887年出版了《龍、偶像、鬼神》一書，對儒學都頗有研究。為了培養奴才，傳教士還在中國辦起了教會學校，興辦教會學校的需要是美國傳教士研究儒學的又一動力。教會學校里儒經成為必讀內容，而對儒家思想的研究客觀上也促進了美國的漢學研究。與此同時，中國古典經籍開始較大批量的流入美國，為其儒學研究提供了資料來源。這期間也有客觀地研究孔子、并對孔子思想作出積極評價的學者，如艾默生(1803—1882)。

十世紀二、三十年代是美國漢學開始形成一支獨立力量的時期。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趁歐洲列強無暇東顧之際，大力擴張其在中國的勢力，增加了研究資金和研究機構、擴大了研究隊伍和研究規模，圖書館的中文藏書和大學的中文課程都有所增加、涌現出一批著名的漢學家，在許多問題的研究上都有進展。

在研究經費和研究機構方面;二十世紀初美國壟斷資本開始設立各種基金會資助對海外包括對中國的研究，如1911年建立的紐約卡內基基金會，1913年建立的洛克菲勒基金會，1936年建立的福特基金會，都曾大力資助過對中國的研究。特別是進入三十年代以后，美國為與日本爭奪中國市場，私人財團對中國研究的撥款大量增加。結果美國研究中國的機構也顯著增加，到二戰爆發前，美國研究中國的機構達九十個，其中三十九個是二十至四十年代二十年間建立的。1925年始建的美國太平洋學會，1919年建立的美國學術團體理事會，1928年建立的哈佛燕京學社等都以研究中國問題著稱。這些研究機構不僅出版刊物還組織召開各種討論會。哈佛燕京學社便在傳教士司徒雷登的影響下確定哈佛大學要研究漢學和培養漢學人才，并與北京的燕京大學同時招收研究生、進行多方面合作，在美國出版《哈佛亞洲學報》、在中國出版《燕京學報》，并搜集中國的文物資料。1930年該學社還開始編印《漢學索引叢刊》。司徒雷登在燕大極力提倡學生熟讀孔孟和國故之類，要求學生向王陽明學習，還把基督教與儒家思想相糅合向學生灌輸。1931年美國三藩市還出版了《孔教雜志》。大學方面從事漢學研究的有哈佛、哥倫比亞、伯克利加利福尼亞、芝加哥、賓夕法尼亞五所大學。

在圖書資料方面，各大學圖書館及公共圖書館在這一時期都進一步重視了對中文圖書資料的大量搜集，甚至采取掠奪和盜竊的卑劣手段。美國國會圖書館于1927年成立了中文部，到三十年代中期，中文藏書已達十三萬五千冊。美國圖書館1869年到1930年十二個藏書單位中文書已達三十五萬五千冊，儒學研究的資料大為豐富。

研究隊伍方面，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研究者雖然也有美國自己的學者，如曾在南京金陵大學任哲學教授的亨克，1913年和1916年均發表過關于研究王陽明的文章，但更多的是歐洲的學者或在歐洲大學接受過教育的學者，如德國人卡路斯、洛阜、夏德等，英國人狄而斯、法國人伯希，他們都曾到美國講學。但二戰前，美國自己的研究隊伍已初具規模，涌現出拉鐵摩爾、恒慕義、賴德烈、韋慕庭、顧立雅、卜德、戴德華、林德貝克、杜勒斯等漢學名家，而他們對儒學都有一定的研究，有的還有頗深的造詣。

研究內容方面，這一時期受歐洲傳統漢學的影響，主要從事中國古典文化之研究。如著名漢學家顧立雅主要研究中國古代思想史，特別以研究孔子及儒學著稱。著名的教育史專家兩次來華考察，把孔子貶得很低，對孔子的教育思想作了全面的否定。他的看法與許多其他漢學家持有異議。威爾·杜倫博士主要研究孔子哲學思想，在其1932年出版的《哲學概論》中對孔子的哲學思想作了比較客觀的分析，并對儒家學說的反宗教性給予了充分的肯定。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哲學博士卜德關于中國的譯著也有很多，在《中國之傳統思想》一書中，對孔子學說給予了積極的評價。1932年出版的哥倫比亞大學歷史教授海思與穆恩·威蘭合著的《世界通史》一書對孔子也贊譽有加，稱其為“圣人”，在中國民族的民族性格形成上具有重要作用。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到本世紀六十年代，是美國漢學與歐洲比較而言相對發展的時期。由于二戰對歐洲及蘇聯的嚴重破壞，加之蘇聯的肅反擴大化，使得這些地區的漢學遭受很大的打擊。而歐洲由于老殖民主義在東方的沒落，以西歐為中心的東方學、漢學大為衰落，漢學研究中心從西歐逐漸移到美國。

研究人員方面，二戰期間，美國訓練和派遺了上千名人員到中國戰區擔任翻譯和情報工作。戰后，多數進入各大學或研究機構，從事漢學研究，成為美國漢學的一支重要力量。費正清可謂他們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其所著《美國與中國》一書，成為美國漢學研究的重要著作，費雖主要研究中國現當代問題，但對孔子及儒學也有一定的研究。此外芮沃壽、許華茨、顧立雅、德效騫、拉鐵摩爾等人對儒學的研究也有新的進展。1956年芮沃壽與費正清、雷德菲爾德等人共同組織了一個中國思想委員會，還出版了關于儒家思想的社會規范意義及其崩潰等問題的四大論文集，其中有《中國的思想和社會制度》(費正清)一書。學術界之外，政界人士也有人研究孔子思想。值得注意的是，二戰后不少中國學者移居美國，有的還加入了美國籍，如陳榮捷、竇宗義、梅貽寶等人，他們壯大了美國漢學研究的陣容、豐富了研究的維度，在世界漢學研究中心移向美國的過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此外，這一時期也有歐洲不少漢學家到美國講學或研究。可見美國漢學隊伍在此時有了很大的發展，儒學研究力量大為增加。

這一時期的研究經費也有較大幅度的增加，美國研究中國問題的組織也較前增多，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康奈爾大學、芝加哥大學、華盛頓大學、加利福尼亞大學、斯坦福大學、夏威夷大學等三十多所大學的漢學研究非常活躍。著名的孔子研究專家顧立雅是芝加哥大學東方語文系的系主任，先后發表了《真實的孔子和神化了的孔子》、《中國思想：從孔夫子到毛澤東》等專著，提出了有世界影響的孔子觀。芮沃壽任教于耶魯大學，是中國古代思想儒、釋、道的研究專家，1946年出版了《孔子與中國文化》、1957年出版了《中國思想研究》、1959年又與人合編了《行動中的儒教》。該校的弗蘭克爾也是有的中國史籍翻譯家。哈佛大學的中國歷史文化和哲學研究此時也有進展，出版了《漢書》、《三國志》等多種中國古籍。哥倫比亞大學1946年成立的東亞研究所在狄百瑞、韋慕庭、巴尼特主持下從事中國歷史研究。狄百瑞著有《研究東方古典著作的途徑》(1959 );華德森譯有《史記》，陳榮捷研究宋明理學及朱熹、王陽明的思想。哥大還舉行東方文化討論會，討論東方的經濟和文明。尼維森是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的中國思想史專家，于1956年著有《共產主義道德和中國傳統》、1959年參編了《行動中的儒教》，與他同所的美籍中國學者劉子健從事宋史研究，同時研究此一時期的儒學家范仲淹和歐陽修。郝克歐是美國密執安大學教授、美國亞洲研究協會的重要成員之一，1957年著有《中國的思想和制度》、1959年也參編了《行動中的儒教》一書。由此可見，美國在加強中國現代問題研究的同時并未放松對中國古代文化特別是儒家思想的研究。除此而外還有儒學研究成果發表的重要刊物，如《遠東季刊》，是1948年成立的遠東協會的機關刊物，該刊于1956年更名為《亞洲研究雜志》。

十世紀六十年代以后，國際形勢的變化、中美關系的變化都促使了美國漢學突飛猛進的發展，研究經費劇增、中文圖書資料到1975年6月已達四百余萬冊，1980年中文藏書達七百五十萬冊，中國新版書一般兩個月后便可在美國買到。1984年僅美國國會圖書館的書庫便已有中國藏書五十萬冊。其他一些圖書館也有數量可觀的中文藏書。藏書中有不少屬于十二世紀至十七世紀的世紀的出版物和少量八世紀至十世紀的出版物，我國宋、元、明、清各朝的刻本、手抄本也很多，這無疑給儒家思想的研究提供了極大方便。這一時期的研究機構七十年代初已約近千個，到1978年已有188個機構出版過中國研究專著，其中有不少儒學研究課題。美國學術團體理事會中國文化研究委員會、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美國大學教授協會、美國哲學協會、亞洲研究協會、東方學會、國際中國哲學學會等都有人研究孔子。其中芮沃壽1960年出版了《儒教》一書，1963年出版了《儒家》、1964年出版了《儒家學說與中國文明》;許華茨有《儒家思想的幾種傾向》出版。美國許多著名大學開設了漢學課程，其中也有對儒家經典及思想的講授。

這一時期美國的漢學隊伍較前更為擴大，除原有的漢學研究人員外，新漢學家人才輩出，港、臺入美籍的華人也占有相當大的比重，且成績斐然。以成中英、杜維明余英時等為代表的新儒學研究在海外頗有聲勢，并且為儒家思想的現代轉化及走向世界作出貢獻。此時儒學的研究范圍更加擴大，除了對儒家經典及儒學著述的翻譯、注釋外，還有對孔子及儒家學派的哲學思想、政治思想、倫理思想、教育思想的研究，以及孔子及儒家思想在世界各國的傳播與影響、孔子及儒家思想與近、現代中國的關系、對孔子及儒學的評價等。此外美國國會圖書館還搜集了世界上關于儒學的最大數量的信息資源，其中計算機系統指示的有關儒學的文獻有七百項，到1980年為止的索引卡片上有關儒學的條目二千一百條，分類目錄索引中有三頁。這無疑有助于美國的儒學研究，但也應看到與其他宗教條目相比，這個條目的數字要少得多。

從美國儒學研究的成果看，其主要研究特征是儒學的比較研究，它就各種主題把儒學同西方其他哲學進行比較，《易經》的研究文獻居于首位，儒學研究遠遠超出了儒家哲學和宗教的范圍，擴展到社會心理學、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藝術、婦女、現代化問題等等。從某種意義上說，西方哲學為儒學研究提供了新的激勵，也為之開辟了新的前景，儒學研究成果已經開始向中國回流。而這些特征同樣適用于西方的其他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