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儒學在海外的早期傳播·東西方與儒學文化圈的早期接觸·羅馬時代西歐開始與東方的儒學文化圈接觸

在東西交通史上，有重要意義的當屬羅馬時代。《漢學發達史》描述：“隨羅馬之勃興，希臘文化光被之諸地方，統一于羅馬政權下，希臘羅馬文化擴大于西歐結果，造成東方(Orient)一概念，蓋于希臘羅馬世界即歐羅巴世界對立之特殊世界也。”(第3頁)由此可見，“東方”與之歐羅巴世界對立的概念，則是羅馬時代的產物。而且，東西方交往的最早記錄也在這個時代。因為公元170年，羅馬帝國時，馬克· 奧爾雷(Mark Aurle)作為特使到過中國(《中國文化研究》1993年秋之卷，第154頁)。

據《漢學發達史》記載：“略記中國位置住民物產之文獻，蓋始于紀元前后。當時關于中國名稱，有二系統：一曰：賽里斯(Seres)賽里加(Serice)之系統，惟一傳自陸路者，時代較早;賽里斯(Seres)指中國人，賽里加(Serice)指中國之地。一曰秦(Sin，Thin)秦尼(Sinai，Thinai)之系統，主要傳自海路，時代較晚;秦(Sin，Thin)指中國之地，秦尼(Sinai，Thinai)則稱其住民。Seres Serice二字乃出于希臘羅馬稱中國絹繪之Serikon Sericum。此字又系由阿爾泰語轉訛。中國名產之絹，早為歐西社會所喜，古來經索格德那(Sogodiana)安息(Parthia)之商人輸往西方，商人之獲巨利與希臘羅馬士女之珍愛絹繪，歷史上著名事也。”這就是說，紀元前后，對中國和中國人的稱謂，先由陸路，后由海路，由商人輸往西方的中國絲綢絹繪，由阿爾泰語轉化為希臘羅馬語而來的，都源于始皇帝之大秦皇朝，是關于中國的最初文化。公元174年(東漢靈帝熹平三年)，希臘史學家撤尼亞斯在他的著作中已有“賽里斯人”(Seres)養蠶紡絲的記載。他們使用了一個在漢文中指“絲”的詞，即“絲綢國之人”。

公元380年左右(東晉孝武帝時)希臘史學家在其《史記》中仍稱中國為“賽里斯國”，并云：“賽里斯國四周有高山環抱，連續不絕，成天然屏障。賽里斯人安居其中，其平原有兩大河貫流之。”(轉引自《中國文化走向論》，第228—229頁)。另一位希臘人馬賽里努斯在所著《史記》中仍稱中國。

公元一世紀時，中國的絲綢傳到了羅馬，在貴婦人中風靡一時。當時羅馬的社會風紀的監查官曾經義憤填膺地說過：“絲綢現在開始從一端到另一端地穿行整個大地了，而這完全是為了使羅馬貴婦人能在一種透明的薄紗下賣弄其媚態風騷。”(《國際漢學》第一期，第428頁)當時羅馬人尚不知絲綢為何物，直至千世紀的瑪爾賽林還把它當作是來自某些樹葉上的一種“柔軟絨毛”，因而適合婦女使用，而且禁止男性使用。

這里講的陸路，就是由駱駝隊跋涉的絲綢之路。它的命名是由十九世紀末德國地質學家李希霍芬提出的，泛指從安都起，穿過了整個安息帝國(伊朗帝國)，然而在到達中國之前要越過帕米爾和塔里木盆地的綠洲，最后到達了長安城的賽拉首都(絲都)。細說之，有南、北、中三路。南路由河西走廊經敦煌折向古陽關，沿若羌、且末、于田、和田、葉城、莎車穿越南疆，取道塔什庫爾干南去印度、克什米爾，西去阿富汁、伊朗;北路由河西走廊，北至哈密，然后沿北疆的吉木薩爾、烏魯木齊、伊寧，順伊犁河下游通往里海沿岸;中路由河西走廊經敦煌、玉門關，順漢古長城經古樓蘭，沿塔里木盆地北緣經庫爾勒、輪臺、庫車、拜城、阿克蘇、喀什通往伊朗及地中海沿岸各地。這是一條穿越我國新疆的山嶺、草原和沙漠通往南亞、西亞乃至里海、地中海沿岸的古代商路，總長達7000多公里，是古代東西交通的要道，從公元前二世紀到公元十五世紀止，把占世界陸地總面積三分之一的歐亞大陸聯系在一起，也把我國古老的中原文化、印度恒河流域文化和古老的希臘文化、波斯文化聯系在一起。

這條路雖然受安息人控制，致使中國和羅馬社會之間的直接聯系有了阻礙，甚至阻止了公元97年中國派向大秦(賽里斯人知道的羅馬帝國)的第一個使節。正如《后漢書》所記載的，大秦“王常欲通使于漢，而安息欲以繒絲與之交市，故遮閡不得自達”。但我國的養蠶、織絲技藝、火藥、造紙、印刷術等，都從這條絲綢之路傳到了西方。而國外的佛教、景教、伊斯蘭教以及與之相關的文化藝術亦通過這條絲綢之路進入我國并融入我國的文化之中。

例如，我國西漢的張騫二次通西域，是中國人與希臘人的最初接觸，使我國中原地區與西北地區乃至南亞、西亞有了頻繁的交往，促進了經濟文化的交流與發展。張騫出使西域十三個春秋，做十一年的匈奴之俘，歷盡千辛萬苦，同行者一百余人，回來時，只剩了他和匈奴侍從堂邑父兩人。張騫到過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今阿富汗北部至印度河流域)等國，還了解到旁邊有五、六個大國。大宛的東北有烏孫，大月氏之西有安息(今伊朗)，再西有條枝(今伊拉克)，康居的西北有奄蔡等。他對這些國家的政治、社會、地理、物產、風俗等情況都有詳細考察，并報告了漢武帝，使我國在2000年前的古代，就開始了解了今新疆和中亞、西亞的一些具體情況，并促進了東西交通和經濟文化的交流。

繼張騫之后，漢武帝又多次派使節西行，意在“廣地萬里”，“威德遍于四海”。東漢時又派班超出使西域，抗擊匈奴對絲綢之路的擾亂，他派甘英出使大秦(羅馬帝國)，至波斯灣而還。經過數代人的開拓，絲綢之路得以暢通千年，成為貫穿歐亞大陸、交流東西文化的絲綢之路。

我國正史記載，佛經傳入中國及中國人誦習佛經，就是開始于西漢哀帝時大月氏使者伊存口授《浮屠經》給博士弟子景盧的(見《三國志·魏志·東夷傳》)。東漢明帝永平年間又從大月氏抄回佛經四十二章，存放在皇室圖書檔案館蘭臺石室中。從此，外來僧人不斷增多，興建佛寺，佛教在我國開始迅速傳播。

國時，我國沙門西行求法的第一人朱士行，發跡雍州，西渡流沙，既至于闐，前后達二十多年，八十高齡死于于闐。他雖然沒有到達印度，卻是后人去印度取經者之先驅。后來東晉僧人法顯等人從長安出發，西渡流沙，至印度取經，游經三十余國，歷時十四年，于413年經海道歸抵青州長廣郡牢山(今山東青島市嶗山)。后在建康(今江蘇南京市)道場寺與外國禪師佛馱跋陀羅合譯經律論六部二十四卷。又著有《佛國記》一書，記其取經歷程，已有英、法譯本，是研究古代中西交通及印度歷史的可貴資料。

北魏高僧宋云與惠生也到西域取經。他們從洛陽出發，經若羌、且末、和田、塔什庫爾干這條絲綢南路入今阿富汗，然后越興都庫什山到達今巴基斯坦的奇特拉爾、古缽盧勒國、烏場國、犍陀羅城等地，并向當地傳揚我國的古代文化。六年后(522)回到洛陽，取回經書一百七十部。今傳《宋云行記》就是他們的紀行著作，已有英、法譯本，是研究中印、中巴交通史和古印度、巴基斯坦史地的重要資料。

唐高僧玄奘(即三藏法師)于唐太宗貞觀三年(629)從長安啟程西游印度，歷經俄國托克馬克城、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地，最后到達印度的王舍城那爛陀寺，即當時印度的最高學府、佛教圣地。他游學各地，辯說四方，名震古印度，被視為古印度第一流的學者，獲“大乘天”這一極高榮譽。貞觀十九年，他回國抵達長安，撰成《大唐西域記》，并帶領助手譯出經、論七十五部，凡一千三百三十五卷。他還將佛學經典《大乘起信記》由漢文譯成梵文，重新流傳印度，又把印度的因明學介紹到中國，促進了我國邏輯學的發展。

總之，絲綢之路開辟了東西交通，溝通了中外文化的相互傳播、交流和融合。

這里所說的海路，就是由一百多艘船舶組成船隊的海路貿易。這條“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在中國的東南沿海，主要是泉州、廣州，直航南亞、西南亞、非洲東北部及埃及沿海港口。他們往往利用季風航行，用八個月往返一次，經紅海和印度洋而抵達馬拉巴爾印度海岸之謬濟里斯或科羅曼德爾河岸的本地治里，然后再經馬六甲海峽和印度支那而沿中國海岸北上，一直到達《厄立特里亞海航行記》中所說的“特大城”秦那(Thina)。該書指出，無論是陸路還是海路，羅馬和中國運輸者們從不會走完這條路的全程，而基本是在中途接換的，只有很少的海員敢于冒險直達中國海。不過，公元166年有一名羅馬商人到達中國，此人聲稱受安敦皇帝派遣(《國際漢學》，第429頁，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

這條海路，也稱“香料之路”。因為由中國及中間地，運至錫蘭的商品中，有絲、伽羅木、丁香、檀香等。通過航行，打破了雙方彼此的互不了解和相互抵牾，逐漸有了東西文化的交流。例如“波斯梅”的稱謂，事實上這種梅樹是經過商隊之路從中國傳到波斯的。羅馬人稱為“亞美尼亞梅”的，也是公元初從中國經商隊之路傳到羅馬，又經中國人長期培植的結果。所以，就整個世界而言，羅馬時代已使東西互相尋找時期有了良好的開端。

羅馬人為了與中國通商，交換絲綢、皮貨和香料，就為中國提供了羊毛織物和絹布，還付出了昂貴的黃金和白銀。中羅的這種貿易雖然在三世紀末曾經中斷過，不過后來又經過幾個中轉站重新恢復了，而且還有了宗教的交流。公元330年以君士坦丁堡為都的東羅馬帝國創建后，君士坦丁堡主教聶斯托利(景教創始人)于公元498年在波斯的塞琉西亞主教會議上組成了一個東方獨立教會。公元635年阿羅本到達中國并創建景教修會，而且受到唐朝最初幾位皇帝的友好相待，促進了唐朝文明的鼎盛。同時，生活在中國的景教修士們還掌握了中國養蠶術的秘密，他們在一根竹杖中把蠶娥卵帶到君士坦丁堡，把蠶蟲的食物白桑葉樹由中國經波斯傳到了拜占庭帝國，致使查士丁尼執政時創建了西方的第一家絲綢企業，后來成為國家的壟斷工業，成為西歐貿易的重要內容。

所以，羅馬時代稱東西交通為海陸的絲綢之路，它無論對中國還是對世界都有其深遠的意義和歷史的現實的價值。從公元二世紀至公元十五世紀，中國的絲綢、茶、火藥、紙、印刷術等源源流向西方，“使那片蠻夷之壤受到中華‘王道’的熏陶”。而對中國來說，引進了新的動、植物品種，動物如烏孫馬(稱“天馬”)、月氏馬、獅子、大雀、羚羊(大秦)、鸚鵡(天竺)、狗熊(高昌)、孔雀、封牛、象及沐猴、犀牛、駱駝;植物有葡萄、目宿、胡桐(梧桐)、胡豆(蠶豆)、胡瓜(黃瓜)、胡荽(芫荽)、胡蒜(大蒜)、酒懷藤、石榴、菠菜、西瓜、茄子、胡椒、姜、蘆薈等，豐富了中國的自然資源。

在文化交流方面，漢唐的都城長安集中了世界之珍，如玉石、珠璣、珊瑚、虎珀、馬鞍、象牙、犀角，大秦的夜光壁、明月珠、駭雞犀，埃及的十色玻璃，羅馬的火浣布等等。從西域還傳入了胡裝、胡樂、胡戲、胡舞等，都豐富了中國人的文化生活，也改變了中國人的藝術情趣。例如，西域傳來的胡琴，經中國樂器師的改造，已有京胡、二胡、粵胡、板胡、四胡、椰胡等，為中國人所喜愛。西域傳來的胡舞，也已演變成漢唐的宮廷歌舞。中國雜技中的吞刀吐火、弄丸倒立、屠人截馬等，也是學習西域雜技后形成為中國特色的驚險雜技。還有西域貢奉的獅，中國人不但放養在皇家園林，而且雕成石身，放置在儀門兩側，以壯聲威。可見，從歷史文化角度看，絲綢之路已“溶入邈遠的黃沙，漫不可尋”。

當然，絲綢之路對世界的意義更大，因為它開通了中國文化的西漸之路，為漢學，尤其是儒學的傳播打開了暢通的渠道(詳見后章節)。這樣，中西文化交流就會促進融合、互補、相互為用的作用。正如周谷城教授所指出的：中西文化交流“只會使雙方的文化更為豐富多彩，更為進步，不會有消極的結果，不會破壞或有損各自的固有文化……文化的交流與發展決不是誰吃掉誰，而是損益者有之”(《論中西文化的交融》)。絲綢之路的開通及其結果，也證明了這一見解的正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