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大精深的宋明理學·形成因由·社會政治文化背景

由上所述，理學的形成，合乎中國思想史演進的內在邏輯，它是儒、釋、道各自發展并相互摩蕩、融會的產物。但這種思想演進的內在邏輯性并非概念自身的演繹，而是通過社會政治、文化的種種因素的矛盾運動來開辟道路的，此種矛盾運動的展開也自有其合邏輯的原因。

北宋興文抑武的政治方略

代之際，武臣司政，篡弒屢起，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八姓。趙匡胤掌后周軍政大權，以輔幼主。公元960年，在率軍抗御契丹與北漢聯軍時，陳橋兵變，趙匡胤被諸將“黃袍加身”，擁立為天子，于是回師京都，迫使幼主“禪讓”，建立北宋王朝。史稱太祖。

宋太祖慮諸將故伎重演，于是宴請諸大將，杯酒釋兵權。以后太祖即圖修文治，重用儒臣，以為“宰相須用讀書人”，令選儒臣能干事者分治大藩，以代替五代方鎮。太宗即位，仍以興文教、抑武事為國策，選用儒臣統兵，詔建崇文院，收藏天下圖書。后繼君主鑒于五代篡弒之風及本朝開國的歷史，內心都有這樣的盤算：武事興則須任武將，武將握有重兵，就能危及社稷安全。而儒者講求禮義名節，尤重君臣大義，所以應該受到重用。北宋大史學家司馬光根據歷史經驗，總結了儒家禮義與治亂的關系，然后說：“……至于五代，天下蕩然，莫知禮義為何物矣。是以世祚不永，遠者十余年，近者四、五年，敗亡相屬，生民涂炭。及大宋受命，太祖、太宗知天下之禍生于無禮也，于是以神武聰明，躬勤萬幾，征伐刑賞，繼于圣志，然后人主之勢重，而群臣懾服矣。于是翦削藩鎮，齊以法度，擇文吏為之佐，以奪其殺生之柄，……然后天子諸侯之分明而悖亂之原塞矣。”(《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九六)太祖、太宗皆出身于行伍，諳熟軍旅之事，在四方征討統一中國過程中，始終親自統兵，掌握兵權。宋真宗效法太祖、太宗，親自統兵征討契丹，但真宗不嫻軍旅之事，結果被圍困于澶淵。景德二年，被迫與契丹訂立澶淵之盟，約為兄弟，歲輸金帛。仁宗慶歷年間，元昊背叛，宋朝廷用韓琦、范仲淹等，付以西事。韓、范等極力經營，武備漸修。后宋王朝仍屈意忍恥，復與之和，并冊封元昊為西夏國主，每歲納款于西夏。宋王朝“歲損百萬之財分遺二敵”，從此成為一個屈辱茍安的王朝，至使民力凋敝，倉庫虛竭，財用不足，公私窘迫，一逢水旱天災，便餓殍滿野。而宋朝廷“上下安于無事，武備廢而不修，廟堂無謀臣，邊鄙無勇將，將愚不識干戈，兵驕不知戰陣，器械朽腐，城郭墮頹”(《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四)。面對強敵，宋朝廷不思發憤圖強，改變現狀，反而對邊帥疑心重重，動輒相牽制，唯恐邊帥擁兵自重。王安石熙寧變法，試圖轉變這種局面，但他的努力最后也歸于失敗，直到最后北宋亡于金國。然而，用大量金帛所換來的百年安定，使中國的文化事業卻有較長足的發展，在思想學術領域內，這便是慶歷以后的義理之學的興起。

“三教并用，尤重儒學”的文化政策

宋朝統治者清楚地認識到思想意識形態對于鞏固政權的重要意義，因而充分利用儒、釋、道裨補政教的社會功能。

宋太宗重視佛教，即位第五年，即召見北天竺僧人天息災等令閱乾德(963—967)以來西域所獻梵經，天息災等皆曉華語，太宗有意于譯經，因命就太平興國寺建譯經院，三年后，太宗“以新譯經五卷示宰相，因謂之曰：‘浮屠氏之教，有裨政治，達者自悟淵微，愚者妄生誣謗。朕于此道微究宗旨。……雖方外之說亦有可觀者，卿等試讀之，蓋存其教，非溺于釋氏也’”(《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四)。他清楚地表明，是利用佛教裨助政治，而不是溺于釋氏之說。

宋真宗也尊重佛教，他于咸平二年(999)親撰《崇釋氏論》，以為“釋氏戒律之書，與周、孔、荀、孟跡異道同，大旨勸人之善，禁人之惡。不殺則仁矣，不竊則廉矣，不惑則正矣，不妄言則信矣，不醉則莊矣。茍能遵此，君子多而小人少”(同上，卷四五)。

宋朝統治者也不廢道教，太宗時，召華山道士陳摶，禮敬有加，“賜摶號希夷，令有司增葺所止臺觀”(同上，卷二五)。宋太宗曾“詔封太平宮神為翊圣將軍”(同上，卷二二)。宋仁宗曾“加號上仙隱影唐將軍曰‘道化真君’，上靈飛形葛將軍曰‘護正真君’，直使飛真周將軍曰‘定志真君’。……于在京宮觀營建殿宇。先是，上不豫，夢三神人自言其姓號，若在左右翊衛之，既寤而疾稍平……特表異之”(《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九八)。這些統治者總擔心有人加害，想象有神人“詡衛”自己，同時通過營建殿宇，塑造金身加以宣傳，其目的是為了保住其“真龍天子”的寶座，防止權臣覬覦。

然而宋朝統治者最重視的還是儒學，因為儒學是建立封建王朝秩序的理論，儒生是官吏的后備軍，將直接贊襄、參予國家的管理和統治，所以建國之初，太祖即“詔有司增葺祠宇，塑繪先圣、先賢、先儒之像”。并嘉獎儒者講學。太宗即位，明確：“進士先須通經，遵周孔之教。”(《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四)并以孔子四十五世孫孔延世襲封文宣公。真宗時，河陰節度判官張知白上疏說：

“董仲舒曰：‘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今夫師異道，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此仲舒譏漢之失，引春秋大一統之說，言諸經統于天子，不得自專，亦猶百家之說，不得與圣教并進，懼于亂皇王之大道也。”(同上書，卷五三)

張知白提出不可三教并進，必須使儒家超出百家之上，并統馭百家之言。宋真宗嘉納了張知白的意見。景德四年(1007)真宗指示：“朕以為六經之旨，圣人用心同，與子史異矣，今策問宜用經義，參之時務。”王旦回答說：“臣等第奉清問，語及儒教，未嘗不以六經為首，邇來文風丕變，實由陛下化之。”(同上書，卷六五)王旦的回答未始沒有恭維之意，但從宋真宗開始，儒家六經顯然得到了進一步的重視，并通過科舉考試的辦法在士子中形成研習風氣。

宋真宗繼咸平二年(998)撰《崇釋氏論》后，又于大中祥符五年(1012)撰《崇儒術論》指出：

“儒術污隆，其應實大，國家崇替，何莫由斯!故秦衰則經籍道息，漢盛則學校興行，其后命歷迭改，而風教一揆。有唐文物最盛。朱、梁而下，王風寢微。太祖、太宗丕變弊俗，崇尚斯文。朕獲先業，謹遵圣訓，禮樂交舉，儒術化成，實二后垂裕之所致也。”(同上書，卷七七)

宋真宗實行“三教并用，尤重儒學”的文化政策是有利于學術事業發展的。仁宗慶歷以后出現的許多歷史文化名人，如范仲淹、孫復、胡瑗、歐陽修等，其端緒大都在真宗朝，他們或是爾后古文運動的中堅，或是理學的前驅人物。

韓愈古文運動的影響

朝以降，學士文人盛行駢體文，文風浮靡，雖經唐代韓愈、柳宗元等人提倡古文，加以反對，但場屋仍以駢體四六文考試士子。宋初又有楊億、劉筠“西昆詩文體”，士子爭相仿效。正如歐陽修所指出：“是時天下學者，楊、劉之作，號為時文，能者取科第，擅名聲，以夸榮當世。”(《記舊本韓文后》)其時有文行超卓的大臣如范仲淹提出轉變文風，他在天圣三年(1025 )《奏上時務書》中提出：“國之文章，應于風化，風化厚薄，見乎文章。”宋仁宗于天圣七年(1029)下詔說： “文章所宗，必以理實為要，……應有裨于國教，期增闡于儒風。”(《宋會要輯稿》)歐陽修、尹洙等與當時改革文風的要求相適應，高揚韓愈古文運動的旗幟。歐陽修在嘉祐二年(1057)知貢舉時更通過科舉考試來提倡平實樸素的文風，排斥“一切險怪奇澀之文”，場屋之習，從此遂變。其后吳充(1021—1080)作《歐陽公行狀》說：“及景祐(1034—1037)中，與尹師魯偕為古學，已而有詔，戒天下學者為文使近古，學者盡為古文，獨公古文既行，世以為模范。”(《歐陽文忠公文集》附錄卷一)

古文不受聲律駢偶要求的限制，便于闡述義理，因此古文運動不僅僅是一種文章體裁的改革，也關系著文章思想內容的充實。事實上，韓愈提倡古文運動是與倡尊儒家道統、排斥佛老思想密切聯系的。韓愈古文運動的精神在北宋時期得到了全面的貫徹。在這方面，除歐陽修等人外，還有一個重要的代表人物—石介。石介是反對西昆派的猛將，他作《怪說》一文，將佛老之學，楊、劉文體皆作為“怪說”加以排擯，他說：“堯舜禹湯文周孔之道，萬世常行，不可易之道也。佛老以妖妄怪誕之教壞亂之，楊億以淫巧浮偽之言破碎之。”指出西昆詩文體“綴風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華纂組，元鎪圣人之經，破碎圣人之意，離析圣人之言，蠹傷圣人之道”。學者對于歐陽修、石介等人破佛老之說和楊劉文體的功勞評價很高。如《呂氏家塾記》說：“天圣(1023—1031)以來，穆伯長(穆修979—1032)、尹師魯(尹誅1001—1046)、蘇子美(蘇舜欽1008—1048)、歐陽永叔始創為古文，以變西昆體，學者翕然從之。其有為楊、劉體者，守道(石介)尤嫉之，以為孔門之大害，作《怪說》三篇以排佛老及楊億。于是新進后學，不敢為楊、劉體，亦不敢談佛老。”北宋時期學者辟佛，已不贊同韓愈“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的簡單方式。他們已經認識到，簡單辟佛、滅佛，辟而愈堅，滅而復起，因而他們強調先立后破，修其本以勝之，如歐陽修《本論》所說：“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并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效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他們主張以孔孟儒家禮義為本，使人人有所守，用以抵制佛老的影響。這種辟佛方法啟示了后來張載、二程等理學家“道德性命之學”的契機。

宋初學術發展是與文風轉變密切相關的，朱熹曾經談到理學的產生與文風轉變的聯系。鄭子上曾問朱熹：“風俗滾來滾去，如何到本朝程先生出來，便理會發明得圣賢道理?”朱熹回答：“周子、二程說得道理如此，亦是上面諸公挪攢將來，當楊、劉時，只是理會文字，到范文正、孫明復、石守道、李太伯、常夷甫諸人，漸漸刊落枝葉，務去理會政事，思學問見于用處。及胡安定處，又教人作‘治事齋’，理會政事，漸漸挪得近里，所以周、程發明道理出來，非一人之力也。”(《朱子語類》卷一二○)

據上所論，我們可以把宋初學術轉變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天圣至景祐年間(1023—1037)大約十幾年，是以歐陽修為代表的古文運動，此一運動的影響一直持續到熙寧時期;第二階段，慶歷時期(1041—1049)以范仲淹、胡瑗、孫復、石介等為代表的義理之學，亦即理學的前驅人物;第三階段，熙寧時期(1068—1077)，王安石變法，宋神宗下詔“罷黜聲律，俾王安石訓釋經旨。頒之，天下既知經術矣”(《選舉志》卷一)。直到這時，學者才完全摒棄駢偶余習，而以經術相尚。在學術上，這一時期是以王安石為代表的新學及初具規模的周、張、二程的理學。

古文運動對于宋初義理之學的興起具有直接的促進作用，其情形也許可以與五四時期的白話文運動啟迪新思潮的作用相比擬。我們在探討理學產生的社會文化背景時，不能忽視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