亂世圖存—明清之際的儒學·明清之際的早期啟蒙思想·理論轉換機遇的喪失及中國啟蒙運動的曲折性

我們說，明清之際的早期啟蒙思想，大致相當于西方十四至十六世紀的文藝復興。從時間上說，中國已經落后了大約二百年。兩相比較，中國的人文科學具有明顯的優勢，直至十八世紀，西方的啟蒙思想家如笛卡爾、萊布尼茨、伏爾泰、狄德羅、霍爾巴赫、魁奈等都把中國的儒教作為汲取精神力量的源泉。而在科學方面，中國在許多方面仍然居于領先地位，但在物理學、天文學等方面，西方已向近代邁出決定性的一步，而中國卻沒有相應產生像哥白尼、伽利略那樣的科學家。

就中國傳統的價值觀和思維方式而言，要從自己的文化體系中生長出近代科學體系，可能要經歷一段漫長的時間。如果當時西方并沒有發展出資本主義，這種漫長因為沒有比較對象，也就不成其為漫長，從而也就不會成為歷史的問題。科學是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任何一個民族的科學進步，都是其他民族學習的榜樣。既然西方已經開始進入了一個飛躍發展的時代，如果再期望中國在與世界隔絕的情況下發展自己的近代科學，那將是愚蠢的。唯一的捷徑是從自身文化體系中尋找接合點，引進西方先進的科學，從而使自己能夠很快切入一種新的發展途徑。這對于中國的歷史條件提出了兩個要求：第一，中國的文化體系對于引進西方科學思想是否有足夠的包容性;第二，中國當時是否能創造出與科學發達相適應的學術民主氣氛。

我們認為，明清之際恰恰是實現這種理論轉換的一次歷史機遇。明末清初，隨著萌芽狀態的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和市民階層力量的壯大，一些進步的思想家感到舊有的思想體系已經不適應形勢的需要，因而自覺地開展一種理學自新運動。呂坤自號“新吾”，王夫之主張“推故而別致其新”、“趨時更新”等等。他們的思想體系表現不同，但卻有一個共同的思想傾向，即都不愿固守原來的理學教條。

侯先生指出：“啟蒙學者所提出的反命題，起初常把主詞不變，而以相反的述詞代替舊的述詞，其實主詞已經另作解釋了。”(《中國思想通史》第五卷，第326頁)明清之際的理論轉換，所采取的正是這樣一種形式。以往，理學家喜談“正君之心”，愛講“格物致知”，但在他們那里，“正君之心”是為了封建制度的長治久安，“格物致知”是為了印證先驗的“天理”。可是，在明清之際的進步思想家那里，“正君之心”已經變成對君主專制制度的批判，“格物致知”已和具有實證科學含義的“質測之學”聯系起來。當時的中國知識界對利瑪竇等傳教士帶來的西方科學是抱著歡迎態度的，甚至身為朝廷命官的徐光啟接受天主教的洗禮，成為天主教徒，也沒有為世詬病。這說明中國文化體系是有足夠的包容性的。如果再有一段較長時期的思想自由氣氛，民主與科學的思想因素可能會有更大的增長，從而促使新、舊思想體系理論轉換的完成。可是，由于滿洲貴族入主關內，并實行殘酷的文化專制政策，使這種理論轉換的機遇喪失了。民主思想與君主專制勢不兩立，清廷統治地位一經確立，便開始嚴格禁止自由講學。康熙本人很重視學習科學，但卻不能提倡科學。這原因很簡單，封建主義更主要的是制造“順民”，科學的昌明勢必要破除“君權神授”的迷信，因此，它不為統治者所提倡也就不足為怪了。

封建專制國家在它有力量的時候，要壓制一種新思想、新事物并不是件很困難的事情。明朝末年，長期農民戰爭的打擊和市民運動的沖擊，以及封建統治階級內部的腐朽和互相傾軋，大大削弱了封建國家的政治力量，使初步的民主與科學思想意識得以發生和發展。滿洲貴族入主中原并不反映歷史的必然性，而是帶有很大的歷史偶然性。當時滿族剛完成封建化過程，生氣勃勃帶野蠻性，入主關內后，卻給關內衰朽的封建制度的機體輸送了血液。封建專制制度很快重整綱紀，扼殺了早期啟蒙思想，從而使封建制度又延續了近三百年之久。一些學者以這后三百年的歷史來否認明末清初有過早期啟蒙思想。這是我們所不能贊同的。

反對早期啟蒙說的學者承認明清之際出現過不同于舊傳統的新思想，但因為這新思想沒有發生像西方文藝復興那樣重大的影響并帶來成功，因而不愿意承認它具有早期啟蒙意義。這是一種以成敗論啟蒙的思想方法。這種推論方式是否合理，我們不想多說，還是留給邏輯學專家去討論吧。

我們所關心的是：由于什么原因使這種新思想沒有發生應有的影響，是明清之際的進步學者不具備西方人文主義者的膽識呢，還是主要由于清朝統治者實行高壓的文化政策呢? 反對早期啟蒙說的學者顯然把后者置于次要的地位了。而我們則以為，應該對中國傳統文化與政治的關系加強研究，不要把文化問題孤立于政治之外。這一點正是反對早期啟蒙說的學者不足之處。

清廷通過文字獄等手段強制推行文化專制主義，已為學者熟知。這里僅介紹一下學者所注意不夠的事件，即清朝乾隆年間查禁“違礙悖逆”書籍的活動。當時，四庫館臣根據乾隆皇帝的指示，凡是內容有“離經畔道”、“顛倒是非”之言以及“明季狂吠之詞，肆意罔悖”的書籍，皆“凜遵訓諭，務令凈盡根株，不得使有只字流傳，以貽人心風俗之害”(陸錫熊《寶奎堂文集》卷四)。據近年黃愛平深入研究，從乾隆三十九年(1774)到乾隆五十八年(1793)的長達十九年的禁書活動中，禁毀書籍近三千一百多種，十四萬部以上。其禁毀種數占四庫著錄和存目總數的三分之一。在著錄書籍中，有關科學技術、生產工藝一類書籍受到排斥，連宋應星的《天工開物》這樣重要的著作也未收入。而民間“告訐頻起，士民葸慎，凡天文、地理、言兵、言數之書，有一于家，唯恐招禍，無論禁與不禁，往往拉雜毀燒之”(王芑孫《惕甫未定稿》卷三)。這種政策的危害是不能低估的，它“凈盡”了明末以來民主與科學的思想因素，使早期啟蒙思想一度中斷，并造成此后中國人長期的麻木不仁的心理狀態。魯迅就曾指出：乾隆年間的禁書活動，“使天下士子閱讀，永不會覺得我們中的作者里面，也曾有過很有些骨氣的人”(《且介亭雜文·病后雜談之余》)。

或者有人會說，當時歐洲教會勢力、宗教裁判所對早期啟蒙思想家的迫害也是極其殘酷的。是的，這是不能否認的。但是我們比較一下中、西當時的政治形勢，就會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國早期啟蒙思想是脆弱的，并且必將經歷若干曲折。

在西歐中世紀，封建領主一般居住在鄉間莊園之中，而城市主要是商人、手工業者居住、活動的地域，封建君主依靠在市民階級與封建貴族相互斗爭中充當“表面上的調停人”而確立起專制權力。為了得到市民的支持以加強自己的實力，封建君主大多采取扶植工商業的重商主義政策，實行有利于資本主義關系發展的措施。這就為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市民階級力量的壯大提供了極為有利的外在條件，從而使早期啟蒙思想能夠有一個可靠的力量作為后盾。另一方面，在西歐，王權與教權是對立的，教權居于王權之上。早期，教權對于王權勢力的擴張起到一種限制作用。后期，教會日趨腐敗，內部分裂。在此背景下興起的啟蒙思想家反對宗教神學和教會勢力的斗爭，往往得到該國君主的鼓勵和支持。在這種情況下，啟蒙思想與蒙昧主義的斗爭雖然異常激烈，但卻有一個可以預期順利發展的前景。

相比之下，中國早期啟蒙思想卻沒有這樣“優越”的社會氛圍。中國自秦、漢以來形成的封建君主專制，始終建立在宗法性的自然經濟基礎上，大小城市作為封建大一統的各級政治堡壘，對鄉村實行絕對的統治。歷史上封建王朝無不把“重農抑商”、“重本抑末”作為基本國策，把維護宗法自然經濟視為封建統治長治久安的根本大計。明代中葉以來，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在江南經濟發達地區產生了資本主義經濟的萌芽。但商人資本非但得不到國家相應的法律保護，反而經常受到國家超經濟的掠奪。早期啟蒙思想反映了城市市民及一般下層人民對封建主義壓迫的抗議。這些思想雖然能夠引起他們的心理共鳴并私下傳誦，但還不能變成指導他們行動的政治目標。他們雖然百般遭受封建主義的壓迫，卻沒有形成足以同封建專制勢力相抗衡的政治力量。另一方面，在中國，儒家宗法倫理是與封建君主專制政治有機結合在一起的。對于禮教的懷疑與批判，不僅得不到君主的絲毫同情和支持，相反卻被君主扣上“非圣無法”的罪名遭到迫害。在這種情況下，啟蒙思想家要“沖決君主的網羅”、“沖決倫常的網羅”，就難免要經歷一個長期的、艱難曲折的過程。我們不能因為它一度中斷，沒有直接獲得成功便否定它具有的啟蒙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