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代新儒家·新儒家大師·唐君毅

唐君毅(1909—1978)，四川宜賓人。祖籍廣東五華，七世祖以歲荒遷徙四川。父迪風，前清秀才，曾師事歐陽竟無，著有《孟子大義》。母陳大任，有《思復堂遺詩》。唐幼承庭訓，六歲讀《老子》，八歲背《說文》。十歲，入成都省立第一師范附小，十二歲，就讀于重慶聯合中學。十七歲，赴北平讀大學，先入中俄大學，后考入北京大學。北大期間，聽過梁啟超、胡適、梁漱溟等人的講演，但獨服梁漱溟先生，以后對梁先生執(zhí)弟子禮。十九歲，轉入南京中央大學哲學系，從方東美、宗白華先生游。是時，北大的湯用彤、熊十力先生應邀在中大作短期講學，唐對熊先生也執(zhí)弟子禮。1932年，二十四歲，中央大學畢業(yè)后，先后任教于中央大學、四川大學、華西大學、江南大學。1936年任講師。抗戰(zhàn)期間，一度在重慶教育部任編審，同時與周輔成等創(chuàng)辦《理想與文化》雜志。1940年任副教授，四年后升正教授。1941年識交牟宗三，自此二人常相往還。1949年春，應廣州華僑大學聘請，與錢穆赴廣州任教。

在大陸期間，唐君毅對中西哲學異同作過比較研究，有《中西哲學思想比較論文集》問世。但這一時期學問重點在人生和道德問題，1944年出版的《人生之體驗》和《道德自我之建立》，以及大部分寫于此期后在香港出版的《心物與人生》和《文化意識與道德理性》等著作，都是圍繞著道德自我的中心觀念展開其人生道德學說的。

1949年8月，移居香港。應錢穆、張丕介邀約，抱著人文主義的教育理想，創(chuàng)辦新亞書院，任教務長、哲學系主任，并倡設新亞文化講座。1952年發(fā)表《我所了解之新亞精神》，表現了強烈的文化使命感。新亞學生視錢穆為“(孔)圣人”，唐君毅為“亞圣(孟軻)”。

1963年，新亞并入香港中文大學。唐君毅被聘為哲學系講座教授，并任哲學系系務會主席、文學院院長。1967年又被聘為新亞研究所所長。由于并入中大后的新亞已完全沒有了新亞的傳統(tǒng)，唐君毅1974年從中大退休，并“將新亞精神帶出中大”，在新亞書院原址重建新亞研究所，又創(chuàng)辦新亞中學。1975年，應臺灣大學聘請，任臺大哲學系客座教授。1978年2月，病逝于香港浸會醫(yī)院，享年六十九歲。

1949年以后的唐君毅，可分為兩個階段。到港后的最初十年，是第一階段，此期主要著作有《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1953)、《人文精神之重建》(1955)、《中國人文精神之發(fā)展》(1958)，另外1975年出版的《中華人文與當今世界》，主要匯集唐君毅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文章，亦可歸入此期。這些著作的中心問題，是疏解百年來中國人所感受的中西文化的沖突和矛盾，融合貫通中西文化，使中國文化生存于當今世界，由返本而開新，并有所貢獻于世界。

對文化的探討必然要觸及文化的核心：哲學思想，隨著學問的重心由文化轉入哲學，唐君毅進入第二階段。首先是《哲學概論》(1961)兼論中、西、印三大哲學思想，以此為橋梁轉入中國哲學思想發(fā)展的梳理，六、七十年代《中國哲學原論》各卷陸續(xù)出版。《原論》取《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之旨，分為《導論篇》、《原性篇》、《原道篇》、《原教篇》。這部著作實際上是“即哲學史以論哲學”之作。“所謂即哲學史以論哲學者，即就哲學義理之表現于哲人之言之歷史秩序，以見永恒的哲學義理之不同型態(tài)，而合論述此哲學義理之流行之謂。”(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原教篇》上冊)

1977年，唐君毅晚年之作《生命存在與心靈境界》出版，這是他一生學術思想的總結和哲學思想體系的最后完成。該書在結構與內容上十分類似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以哲學人類學為核心來融通人性論、形上學和知識論，它以道德經驗為源起，透過心靈由前向后，由內而外，由下而上，開出心靈九境，奠立科學、人文、宗教的超越依據，從而建立起“立人極”之學。

唐君毅一生懷著“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儒者抱負，以“花果飄零”的文化心態(tài)和“舍我其誰”的救世立場，棲棲遑遑，席不暇暖，仆仆于傳道不已，講學在新亞，傳道于臺大，宣言為《中國文化與世界》，筆耕于《民主評論》和《人生》，宣教傳道之聲遍及歐美。為發(fā)掘中國文化之真精神，又潛心著述，至死不輟。但他的一生風風雨雨，艱難困苦，歷盡坎坷，雖于中國文化一往情深，矢志不忘，鞠躬盡瘁，然成敗利弊并非人力之所能為。曾子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 死而后已，不亦遠乎?”(《論語· 泰伯》)斯人之謂歟? 唐君毅確實是一位躬行實踐的大儒和仁者型的哲學家。

儒學的人文精神

牟宗三稱唐君毅為“文化意識宇宙的巨人”，并以“彼其充實不可以已……其于本也，弘大而辟，深閎而肆;其于宗也，可謂調適而上遂矣”(《唐君毅先生紀念集》，牟宗三《文化意識宇宙的巨人》)。確實，在第三代新儒家中，唐君毅最具有圓融性和包容性。而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唐君毅的學術思想進路。唐君毅是用西方哲學的方法反觀中國傳統(tǒng)文化，通過重構中國哲學史來拓展儒學文化精神。唐君毅晚年自述其思想學術歷程：“在大學念哲學，我喜歡實在論，不喜歡唯心論。”“讀了黑格爾之精神現象學，才知除實在論者一往平鋪的哲學境界外，另有層層向上升高之哲學境界。”“三十歲左右，便走到喜歡西方唯心論的路上去，這真是始料所不及。由此再來看先秦儒學宋明理學佛學，才知先秦儒家宋明理學佛學，又有超過西方唯心論者之所在。”(唐君毅《人文精神之重建》)“對中國的東西，大概在三十歲左右，才有那種熱誠。”(唐君毅《生命的奮進》，《民國初年的學風與我學哲學的經過》)把西方哲學的興趣和修養(yǎng)投入到中國哲學文化的熱誠和研究，現代新儒家的唐君毅便躍然而出，大放光華。

唐君毅對中國文化的理解，是從“人文精神”切入的。“所謂人文的思想，即指對于人性、人倫、人道、人格、人之文化及歷史之存在與其價值，愿意全幅加以肯定尊重，不有意加以忽略，更決不加以抹殺曲解，以免人同于人以外、人以下之自然物等的思想。”(唐君毅《中國人文精神之發(fā)展》)而中國古人“對物只偏在利用厚生的態(tài)度與審美的藝術態(tài)度……成就其文物之發(fā)明與禮樂生活”(同上)。故中國文化在起源上就是人文中心的。在此前提下唐君毅考察了中國人文精神的發(fā)展。殷周之際的周禮是人文精神的最初表現，但真正對于中國傳統(tǒng)之人文中心的文化精神，加以自覺了解，而抒發(fā)其意義與價值者，乃孔子所開啟之先秦儒家思想。而“孔子重言禮樂之意”，即重人格和人內心的德性世界，“孟子重言禮樂之原”，即建立起人性基礎，把人道和天道通貫起來，“荀子言禮制，而后重禮樂制度之實效。此實效即樹立人文世界，以條理化自然之天地與自然之人性”(同上)。儒家思想就構成了中國人文精神之主流。先秦以后，宋明是中國人文思想發(fā)展的又一高峰。宋明理學的巨大貢獻是提出了“立人極”的思想。“依太極以立人極，而于人極中見太極”的天人合德之學既使人道具有了形而上的究極意義，又開辟了一條“由人文世界，以通超人文世界之天心天理”(同上)的修養(yǎng)道路。很明顯，唐君毅所說的人文思想，主要是指以孔孟學說和宋明理學為代表的正統(tǒng)儒家思想，而儒家的人文精神又是中國文化的主流。把人文精神的普遍意義和永恒價值賦予儒學，從而儒家思想就具有了普遍永恒的價值意義，這才是唐君毅對人文精神傾心傾力的根本動機之所在。

人文精神同時還是唐君毅用來抵抗西方文化的法寶和中國文化靈根再植、走向未來的出路。為此，唐君毅重新塑造西方本有特指的“人文主義”的概念，先將其泛化為肯定尊重一切人之文化和歷史之存在和價值的文化的人文主義，復又將其限定為以心性論為基礎的道德的人文主義。唐君毅認為，“心性之學”是中國人文精神的代表和學術思想的核心。“由孔孟至宋明儒之心性之學，則是人之道德實踐的基礎，同時是隨人之道德實踐生活之深度，而加深此學之深度的。”(《中國文化與世界》)承接孟子、中庸和陸王心學，唐君毅就以道德自我為中心的道德學說和“當下一念的自反自覺”的道德修養(yǎng)論構成其全部學說的核心部分。“一切人類文化，皆是人心之求真善美等精神的表現，或為人之精神的創(chuàng)造。”這創(chuàng)造文化的心靈精神就是道德理性或道德自我，“文化是道德理性的分殊表現”(《心物與人生》)。“道德自我是一、是本、是涵攝一切文化理想的。”(《文化意識與道德理性》)在這里我們就看到了唐君毅最后的生命存在與心靈境界的思想體系的雛形。

在文化是道德理性分殊表現的映照下，西方文化就相形見絀了。唐君毅把西方文化精神歸結為四個方面：向上而向外之超越精神;充分客觀化的以求知為目的的理性精神;尊重個體自由意志之精神;學術文化上之分途的多端發(fā)展之精神。“西方文化精神之最高表現，主要在其兼承了希臘的科學哲學精神，與希伯來之宗教精神。”(《中國文化與世界》)但宗教是超人文的，科學是非人文的。所以，從古希臘、基督教和文藝復興直到近代西方的人文主義，或流于自然主義、情欲主義，或沉醉于歷史意識、人類文化精神，或演為理型主義、宗教精神，是不圓滿的、褊狹的。而這正是“我們能貢獻我們的智慧的地方，使我們能自覺我們之傳統(tǒng)的人文思想之價值的地方”(《中國人文精神之發(fā)展》)。中國文化的智慧是：“當下即是”之精神，與“一切放下”之襟抱;“圓而神”的智慧;溫潤而惻怛或悲憫之情;保持文化悠久的智慧以及天下一家之情懷。都是西方文化應該研究和學習的。唐君毅的倫理的人文主義本來就是從中國文化中演繹出來的，中西文化對比的結論也就不言而喻了，“中國儒家之人文主義，是已有人類人文主義思想中比較合標準的”(《人文精神之重建》)，“世界人類人文思想的主流，在中國，不在西方”(《中國人文精神之發(fā)展》)。從學術研究的角度，唐君毅的方法是不可取的。但從文化建設的角度，唐君毅的探索是很有啟發(fā)意義的，雖然唐君毅的理論并沒有超出宋明理學多少，而且其理論的實踐性在今天更成問題。

儒學的宗教性

由唐君毅的理論預設，再經過中西比較突顯出中國文化的優(yōu)越，未來的世界文化必然是以中國文化為根基的新文化。“我們現在講人文思想，是要直接繼承中國的人文思想，而加以開拓，以攝受西方的思想。而此中所要攝受的，卻并非以西方的人文思想為主，而是以西方之超人文非人文的思想為主。”(同上)近幾個世紀特別百年來中國和世界的歷史的事實，誰都無法拒絕向西方學習。在唐君毅看來，中國應學西方的是宗教和科學。對科學，唐君毅始終是一種欲迎還拒的態(tài)度，對宗教，他卻熱烈擁抱。“在西方文化中，最能成為天下一家之理想之具體實質的精神條件者，只有基督教”(《人文精神之重建》)，唯有宗教能根治近代科學物化導致的人類心靈迷失，“建立一神靈之世界，即可以使我們不致只以物的世界、自然的世界為任命之所，即可以平衡我們之物化自然化、而背離人文之趨向”(同上)。因此，世界文化的走向、中國文化未來的方向是宗教。“二十世紀西方文化，從大體上說，正是在力求如何重新看重希臘中世的精神理想，以看人類文化之過去，構想人類的未來。”(同上)“吾理想中未來之中國文化，亦復當有一宗教。”(《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欲謀中國今后人文精神之發(fā)展，必須肯定人向往超人文境界之宗教”(《中國人文價值之發(fā)展》)。

正如人文主義一樣，唐君毅也將宗教重新塑造成為儒學化的宗教。所以雖然中國古代宗教淡薄，但仍可以發(fā)掘出宗教意義和宗教精神，并在此基礎上建立未來新宗教。宗教意識的核心，在唐君毅看來，是“求自然生命解脫而皈依神之意識”(《文化意識與道德理性》)。“真正的宗教精神，是一種深切的肯定人生之苦罪之存在，并自覺自己去除苦罪之能力有限，而發(fā)生懺悔心，化出悲憫心;由此懺悔心悲憫心，以接受呈現一超越的精神力量，便去從事道德文化實踐之精神。”(《人文精神之重建》)而流俗所謂宗教精神恒為第二義以下之宗教精神。唐君毅通過“以人文之概念涵攝宗教”，從而使中國文化接上宗教，并且是最高形態(tài)的宗教。“儒家精神亦有與一切人類高級宗教共同之點，此共同點即其宗教性”(《中國人文精神之發(fā)展》)，“中國古代儒家精神，原是即宗教，即道德，即哲學者，亦重利用厚生者，本當涵攝科學與宗教”(《人文精神之重建》)。唐君毅又將宗教意識由低到高分為十種形態(tài)，其最高形態(tài)是“對圣賢豪杰個人祖先民族祖先(即民族神)之崇拜皈依之宗教意識”。而“中國先秦儒者之一方崇拜圣賢祖先之人神，而一方亦信天地之神，……乃最正具備最高之宗教意識者”(《文化意識與道德理性》)。唐君毅對祭(祭天地祭圣賢祭祖宗)那么欣賞和費心盡力地論證其宗教意義和神學價值的原因也正在此。這樣，由中國宗教意識淡薄始，經過理論上的峰回路轉，終于達到了唐君毅的目的：中國文化，無論道德，還是宗教，都是最高至上的。

現在就可以建立新宗教或新人文主義了。這就是將儒學宗教化，融合道德和宗教。唐君毅既已定義宗教精神為“從事道德文化實踐之精神”，這就很容易了。儒家精神本是道德的人文主義，“由孔孟之精神為樞紐，所形成之中國文化精神，吾人即可說為：依天道以立人道，而使天德流行(即上帝之德直接現身)于人性、人倫、人文之精神仁道”(《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這種天人合德、知行合一的心性之學，既上含有普遍意義的超越精神，又可下化為個人具體的道德實踐。“吾人如能深切了解儒家之本性本心，即一切宗教精神與信仰之所自發(fā)之根源所在，則知儒家所言之盡心盡性之道德上實踐工夫，即一直承順一切宗教之根源處，再自上而下所開啟之實踐工夫。”(《中國人文精神之發(fā)展》)而且，此心性之學通貫一切人文之領域，涵攝其他一切宗教，“此心性之學，乃通于人之生活之內與外及人與天之樞紐所在，亦即通貫社會之倫理禮法，內心修養(yǎng)，宗教精神，及形上學等而一之者”(《中國文化與世界》)。“儒家之精神之存在，將為一切宗教存在于中國于世界之一基礎。而亦為使一切宗教之逐漸匯通融合，成為可能之真實基礎。”(《人文精神之發(fā)展》)至此，倫理的人文主義、道德理性學說、立人極哲學，在心性之學的基礎上，融為一體，并涵攝了西方的宗教文化，重建起新宗教、新人文主義。唐君毅就完成了他的新儒學。

唐君毅的新儒學是承繼宋明心性之學而開展的，與宋明理學相比，唐君毅的研究方法、思想視野、學術容量、文化廣度顯然高出一籌，但宋明理學的精微嚴密、深刻思辨、龐大謹嚴的理論體系，卻是唐君毅遠遠不及的。而最重要的，宋明理學畢竟真正融合釋、老，開出儒學新境界，使儒學大行于社會人生，道德理想和日常生活融為一體，唐君毅雖然特別欣賞和向往宋明理學這種境界，但他自己的理論卻太缺少了現實性，距離實際太遠。近現代中國儒學四面楚歌、日漸衰微的態(tài)勢影響了唐君毅的探索，使得他的理論情感的成分多于理智的成分，結果，唐君毅比宋明儒者沉入心性中走得更遠，直墜入宗教之中。唐君毅濃郁的宗教氣息就是在新儒家中也是特別的，這大概和他的人生際遇、個人氣質、心性有關，而將儒學化為宗教，變成一種信仰，以維持其在中國人心中的地位并延續(xù)、發(fā)展，恐怕是唐君毅從基督教得到的啟發(fā)和要學習西方宗教的真正動機(其實，唐君毅并沒有從西方宗教借來什么，無論是教義的，還是形式的，他真正要的是宗教的功用)。然而，若無現實基礎，宗教也無能為力，但唐君毅的理想主義驅動著他一味前行，卻顧不及現實的土壤，于是他得到的只能是鏡花水月。而當他真的將理想主義推行于現實時，就必然與社會、塵俗不相容而發(fā)生沖突。這就是唐君毅一生悲劇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