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與佛教·士大夫與佛教·唐代士大夫與佛教

唐代時，儒學雖然重新恢復了正統地位，但理論上除了柳宗元、劉禹錫在天人關系上的新成就和韓愈、李翱在心性論上的新發展之外，并沒有更多的建樹，而中國佛教卻在這一時期走向了獨立發展與鼎盛。隨著封建統一王朝的建立和佛教寺院經濟的發展，中國化的佛教宗派相繼形成，并對當時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等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士大夫們受時代思潮的影響，也出現了普遍的崇佛傾向，即使是那些反佛之士，也受到了佛教的深刻影響。可以說，唐代士大夫無論在思想理論上還是在生活中都與佛教結下了不解之緣。他們對佛教的態度大體上可分為崇佛與反佛兩種。而崇佛與反佛在客觀上都促進了儒佛的交流。

唐代士大夫的崇佛，首先表現在信奉佛教上。當時許多著名的文人像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維、孟浩然、柳宗元、劉禹錫等，都是信奉佛教的。其中最突出的大概要算大詩人王維了。王維受母親影響，早年就信佛。在讀了佛教的《維摩詰經》以后，專門給自己取字為摩詰，以示要向維摩詰居士那樣，在世間求解脫。在他的詩中經常表現出一種歸向佛教的傾向。“入生幾許傷心事，不向空門何處銷?”(《嘆白發》)也許是人間的不平，促使王維更到佛教中去尋求精神解脫。他平時常年吃素，穿著簡樸，退朝以后，就焚香坐禪念經。士大夫念經設齋，在當時可以說是一種較為普遍的現象。例如，曾位居相國之位的裴休，中年后就不食葷血，以崇佛為事，經常是“香爐貝典，不離齋中，詠嘆贊唄，以為法樂”(《冊府元龜》卷九二七總錄部· 佞佛)。士大夫們的念經設齋，表達了他們對佛教的信奉。

《楞嚴經》(唐白居易書)

唐代士大夫屬于社會的知識階層，作為有文化者，他們的崇佛又與一般普通群眾把佛教僅僅視為一種可以祈福消災的宗教有所不同，他們常常是把佛教當作哲學來加以研習和吸收的。因此，他們一般都在研習佛經、探討佛理方面表現出了極大的興趣。他們中有的人數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研讀佛經，探討佛理，例如柳宗元自己說過：“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積三十年。”(《柳宗元集》卷二五《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可謂研佛多年。唐詩三大家之一白居易，早年即“棲心釋梵”，通學大小乘佛法，一些著名的佛經，如《維摩詰經》、《金剛經》、《華嚴經》、《法華經》、《涅槃經》等他都很熟悉。在他的詩文中，時時都流露出對佛教義理的領悟：

空門寂靜老夫閑，伴鳥隨云往復還。

家醖滿瓶書滿架，半移生計入香山。

愛風巖上攀松蓋，戀月潭邊坐石棱。

且共云泉結緣境，他生共作此山僧。

(《香山寺二絕》，《白居易集》卷三一)

表達了他晚年參禪悟道，悠閑適意，與天地共守，與自然同樂的隨緣任運的心情。唐高祖時，有個士大夫叫蕭瑀，他為《法華經》撰疏，采集了十多家注解，并標示出自己的研佛之體會，可謂集眾家之說，成一家之言。而他的哥哥蕭璟軎，據說，一生誦讀《法華經》一萬多遍，還雇人抄寫一千部，不僅自己時時誦讀，還讓家人和侍從人員跟著接受佛學的熏陶。

唐代士大夫不僅讀經研佛，而且也跟隨著唐代三教合一的潮流，往往站在儒學的立場上來比較儒佛道三教之優劣，為引佛入儒尋找契機。例如，唐代詩人陳子昂，在比較了三教的特征之后寫道：“討論儒墨，探覽真玄，覺周孔之猶迷，知老莊之未悟，遂欲高攀寶座，伏奏金仙，開不二之法門，觀大千之世界。”(《夏日暉上人房別李參軍崇嗣》)他認為佛教在三教中處于上乘之位，其中有許多東西值得儒學借鑒。唐代著名文學家、哲學家柳宗元也認為，“浮圖誠有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不與孔子異道”。因此，他提出“吾之所取者，與《易》、《論語》合”。表達了他比較三教之優劣是為了找出儒佛之異同，以便更好地引佛入儒，改造、充實儒學。

唐代士大夫的崇佛、研佛教離不開與僧人的交往，可以說，當時社會上士大夫與高僧結交甚至拜倒在禪師腳下，被看作是一件高雅的事。士大夫們或在家招待僧人，或寄興于江湖寺院，而僧人更“以禮接儒俗”。據說，王維在京師做官時，每日招待名僧十數人吃飯，以與僧人玄談為樂事。他還與大薦福寺道光禪師為友，“十年座下，俯從受教”。裴休在唐宣宗大中年間曾當兵部侍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他作為一個宰相，在公事之余，經常游履名山大川，探訪高僧，并與之共談佛理。當他在鐘陵為官時，特將黃檗希運禪師由洪州黃檗山迎至龍興寺，以便自己早晚問道。后來他至宛陵為官，又將黃檗希運迎至開元寺，成為黃檗希運的一個虔誠的在家信徒。裴休公開地表示崇佛，甚至說：“愿世世為國王，弘護佛法。”(《北夢瑣言》卷六)后來，裴休還將他和希運談佛論道的問答記錄下來，此即為著名的《筠州黃檗山斷際禪師傳心法要》。裴休還與主張教禪合一的華嚴宗五祖宗密建立了十分深厚的友誼，據《宋高僧傳》記載：“有宗密公，則有裴相國，非相國曷能知密公。”裴休從學于宗密，在對宗密的思想有深刻理解的基礎上，還為宗密的佛學文章作序。文學家柳宗元因生活坎坷而轉向了信佛，在柳州做刺史期間，他與僧人交往十分密切，“一時南方諸大德碑銘之文多出自其手”。而劉禹錫、白居易、李翱、杜甫這些唐代的大文豪，不僅與佛僧廣泛交往，與佛僧同談佛理，而且寫下了許多詩文來宣揚佛教。唐代士大夫與佛僧頻繁交往，使士大夫們有更多地機會深入地了解佛教，從而為儒佛的融合提供了更為堅實的基礎。

唐代士大夫除了大部分崇佛之外，也有一些是反對佛教的。唐代最早的反佛之士大概要算是傅奕了。傅奕是站在儒家與道家的立場上來反對佛教的，他反佛的主要立足點仍是魏晉南北朝以來的華夷之爭、佛法名教之爭和實際的社會政治經濟利益之爭。傅奕反佛的精神為唐代各時期士大夫所發揚。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韓愈和李翱。

在唐代士大夫中，韓愈“最號為毀佛”(《嬾真子》卷二)，他以“孔孟之道”的繼承者和捍衛者自居，反佛排佛是拼了老命的。他不惜丟棄頭上的烏紗帽而上書皇帝要求禁佛，他的《諫迎佛骨表》即是一篇反佛的檄文。唐憲宗元和十四年(819)，唐憲宗要把陜西鳳翔法門寺中的一塊所謂佛骨抬到宮中供養。由于帝王倡導，從王公大人到平民百姓，舉國若狂，“焚頂燒指，百十為群。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仿效，惟恐后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當大家狂熱地來迎接一小塊所謂佛骨的時候，韓愈則冷靜地認為這種迷信的風氣如不堅決制止，“必有斷臂臠身，以為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韓愈針對當時社會上的崇佛狂潮，大膽上書極諫，說這種事“臣實恥之”，勸唐憲宗把這塊佛骨“付之有司，設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后代之惑”，并表示，如果有什么不好的后果，完全由自己來承當，決不后悔，“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韓愈反佛并沒有觸怒佛而《諫迎佛骨表》卻觸怒了皇帝，韓愈因此而遭到貶斥，幾乎喪失性命。韓愈在貶謫去潮州的路上，心潮難平，賦詩一首，內曰：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

欲為圣朝除弊事，豈將衰朽惜殘年。

表達了他雖因反佛而遭貶官，但從國家的長治久安著眼，自己并不后悔的心情。韓愈在當時社會上狂熱的崇佛浪潮下能逆流而動，不失為頭腦清醒者，但需要指出的是韓愈的排佛仍停留在華夷之辨和道統論上，在哲學上沒有達到范縝的水平，在政治上也沒有達到傅奕的水平，因此他對佛教的批判是不徹底的。由于他采用的方法也失之簡單化，例如他要求對佛教采取“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原道》)的行政強制手段等，因而其反佛的實際效果也是不佳的。

韓愈的反佛精神為他的學生李翱所繼承。李翱也是唐代著名文人，他是韓愈的侄女婿和學生，他與韓愈志同道合，共同揭起了排斥佛老、振興“孔孟之道”的旗幟。李翱與韓愈一樣，主要是從道統、政治、經濟等著眼來排佛的。他在《去佛齋》一文中指出了佛教對社會政治經濟的危害，他說：“夫不可使天下舉而行之，則非圣人之道也。故其徒也，不蠶而衣裳具，弗耕而飲食充，安居不作，役物以養己者至于幾千百萬人，推是而凍餒者幾何人，可知矣。于是，筑樓殿宮閣以事之，飾土木銅鐵以形之，髡良人男女以居之，雖旋室、象廊、傾宮、鹿臺、章華、阿房弗加也。是豈不出乎百姓之財力歟?”但李翱認為，批佛一定要懂佛學：“排之者不知其心，雖辯而當，不能使其徒無嘩而勸來者，故使其術若彼其熾也。”不抓住佛教的要害就難駁倒佛教，而要征服佛徒之心，就要“深入佛之理窟”。于是李翱為批佛而學佛，與禪師交往頻繁，他吸收了禪宗明心見性的無念法門，天臺宗三諦圓融的中道觀，并結合了儒家的《中庸》思想，寫成《復性論》上、中、下三篇。《復性書》把性與情對立起來，認為人性天生是善的，“情由性而生”，則是有善有不善，“情既昏，性斯匿矣”，提出用“正思”的方法，消滅邪惡的“情”，去情復性，以成“圣人”。《復性論》明為排佛，實為糅合儒佛思想，許多地方只是用儒學的語言表達佛教的思想而已。例如，用“弗思弗慮”來替代禪宗的“無念”，用“天命之性”來說明“真如佛性”等等。名詞的改變，思想的吸收，就是李翱對待佛教的方法。韓愈、李翱雖然反佛，但他們的學說都深受佛教的影響，甚至可說，沒有佛教，就沒有韓愈、李翱的學說，也就不會有宋明理學的產生。

總之，唐代的士大夫無論是崇佛還是排佛，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深受佛教思想的影響。他們有的在與僧人的交往中開始信佛，有的則對佛學研究感興趣，有的則融佛入儒來發展傳統的儒學思想。唐代士大夫與佛教的關系密切，但真正出家為僧的卻是極少數。這是因為，士大夫欣賞的主要是佛教的精神解脫，在他們的思想深處，主導成分仍然是儒家。儒家倡導的修齊治平的入世精神始終浸透在大多數士大夫的靈魂之中，成為他們的安身立命之基。因此，士大夫雖向往佛教的出世解脫，卻并不想背離儒家積極入世的原則。最終他們就采取了變通的方法，身在世俗社會而心超然物外，在人生境界上達到一種儒佛的融合與互補。用白居易的話來說，就是“身不出家心出家”(《全唐詩》卷四五四)。例如，裴休雖然極其崇佛，但他照樣在朝當宰相，“能文章，為人醞藉，進止雍閑”，被唐宣宗稱贊為“真儒者”(《唐詩紀事》卷四八)。柳宗元因仕途不得志，年長還沒有兒子等原因而信佛，但在他內心深處仍以“做文儒，當顯官”，為人生目標。他們的做法代表了唐代大多數士大夫的心態。“達則兼濟天下”，通過“修齊治平”來成就“圣人人格”;“窮則獨善其身”，通過修佛道來求精神解脫。進可儒，退可佛，儒佛互補在士大夫的人生態度上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如果說，唐代士大夫已開始在思想理論和人生態度上融合儒佛，那么，宋儒則進一步“出入于釋老”，吸收佛教豐富的思辨哲學完成了儒家心性論的建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