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儒家道統—理想“中國論”·天朝上邦—道統之華裔觀·從“協和萬邦”到“師夷制夷”

當一個統一而強大的中國屹立于世界的東方，以其古老而深邃的目光巡視周邊各國的時候，他的神情是傲慢的、自負的。為這個文明古國的崛起而殫精竭慮，以治國平天下為己任的儒家學者自豪地認為，華夷之分是文化高下之分，華夏文化品位最高，內容最豐富，一直都比夷狄強。所以，需把先進的華夏文化傳播到周邊各國，以實現“協和萬邦”的最高政治理想。

“協和萬邦”的思想最早見于《尚書》：“帝堯……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于變時雍。”(《堯典》)其意思是說，帝堯任用德才兼備之人，緊密地團結族人，表彰有善行的官員，再努力使各個邦族之間緊密團結，親如一家。《尚書·禹貢》篇把天下按照距離王城的遠近分為“五服”，從內向外依次是甸服、侯服、綏服、要服、荒服，其中甸服、侯服、綏服是天子施行政教的區域，要服則是通過盟約使之服從的地方，荒服地區政教荒忽，只能順其俗而治之。這種“五服”制度，是殷周處理民族關系的經驗總結，被儒家奉為“先王之制”：“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史記·周本紀》)這種用“順俗族化”政策處理華夷關系(民族關系、對外關系)的做法，與后來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社會政治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隨著華夏民族活動范圍的擴大，朝鮮、日本、越南等國也被列入“夷”的范圍。從秦漢到清初，中國一直是亞洲第一強國，被許多周圍小國視為靠山。

西漢時期，朝鮮半島尚處于部落聯盟階段。叛降匈奴的燕王盧綰舊部衛滿入朝，驅逐朝鮮王箕準，建立了衛氏朝鮮，漢武帝攻滅衛氏朝鮮，在該地設置樂浪、玄菟等四郡(后并為二郡)。從此，漢文化被傳入朝鮮。中國的文物制度成為朝鮮高麗王朝的楷模。程朱理學在李朝時代的朝鮮受到推崇，培育了許多著述宏富的大師名儒。

西漢時期，日本形成了一百多個原始部落國家，定期晉見漢王朝設在樂浪郡的官吏。《漢書·地理志》記載：“夫東浪海中有倭人，分為百余國，以歲時來獻見云。”從西晉太康時代(280—290)起，《論語》等儒家經典陸續傳入日本。從隋末到中唐，日本全面輸入中國文化，在制度文物上摹仿中國。儒學成為日本“大化革新”的重要思想武器，對日本確立封建制度，實現由弱到強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公元前111年，漢武帝平南越，置九郡，其中包括屬于越南的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公元43年，漢將軍馬援率軍進駐越南，“援所過輒為郡縣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條奏越律與漢律駁者十余事，與越人申明舊制以約束之，自后駱越奉行馬將軍故事”(《后漢書·馬援傳》)。唐高宗時，在交州地區設安南都護府，屬嶺南道。直到公元968年，丁部嶺建立“大瞿越國”，越南才結束長達十一個世紀的北屬關系，獲得獨立，但仍接受中國皇帝的冊封，向中國朝貢。儒家學說對越南文化的發展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在中國西部，秦始皇曾派大將蒙恬率軍出擊匈奴，把匈奴趕到黃河以北。漢武帝又派驃騎將軍霍去病于河西再敗匈奴，先后在河西置武威、酒泉、張掖、敦煌四郡。后來，漢政府又平定樓蘭(鄯善)，臣服車師，東漢時又使月氏歸順，年年貢奉。東晉時期，統一了北方的前秦苻堅派大將呂光“撫寧西域，威恩甚著，遠方諸國，前世所不能服者，皆來歸附，上漢所賜節傳;光皆表而易之”(《資治通鑒》卷一○五，晉太元九年)。北魏時，龜茲等九國“不憚險遠，慕義入貢”。公元六世紀，高昌國麹氏王朝稱臣于北魏。公元610年，東、西突厥臣服于隋朝。貞觀二十二年，唐太宗平定焉耆和龜茲以后，將安西都護府遷至龜茲;設龜茲、于田、疏勒、碎葉四鎮。龍朔元年(661 )，吐火羅、波斯等國表示愿意接受唐王朝統治。

北方，契丹族、女真族逐步漢化，蒙古族、滿族統治中國以后，也廣泛地接受了漢族文化。

近代以前，歷史悠久、經濟發達的中國一直處于東亞強國的地位，禮法完備、博大精深的漢文化也在周邊世界中顯示了無與倫比的優越性，這就造成了儒家華夏中心主義思想的形成，認為中國是普天下文化最發達的國家。早在戰國時期，當趙武靈王學習北方民族“胡服騎射”時，有人就明確表示反對：“中國者，聰明睿知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圣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戰國策·趙策二》)這種華夏中心主義的思想，對于提高中華民族的自信心，增強中華文化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另一方面，也滋長了一些儒家學者盲目自大、封閉排外的心理，影響到對外來文化的充分吸收。當佛教文化與基督教文化傳人中國時，都遭到儒家學者的懷疑和抵制。

唐代的韓愈以儒家的道統論為武器，對佛教進行了全面的批判。他說：“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論佛骨表》)“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無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于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主張“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昌黎先生集》卷一一，《原道》)。

顯然，韓愈等儒家是以一種“以尊臨卑”、居高臨下的態度來對待佛教的。他們對佛教的批判有的有些道理(如認為佛教妨礙生產、宣揚鬼神等)，有些則完全是偏見(如認為佛教是“羌胡之種”、“與圣人言異”等)。他們在捍衛儒家道統，堅持以理性的態度、務實的作風治理社會，發揚光大中華傳統文化等方面固然功不可沒，但其對待佛教的看法是片面的，態度是粗暴的、偏激的。宋明道學家的做法則高明一些。他們堅持儒家立場，明確表示與佛教劃清界限，又暗中竊取了佛教的許多思辨成果充實自己，從而構筑了宋明道學的龐大體系。

儒家的華夏中心主義，在對待近代西學東漸的問題上表現得尤為明顯。明清時期，許多儒生盲目自大，自我陶醉，認為中國固有的科學技術“廣大悉備”，“非西方之可比”。“中國自羲、軒、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以及先儒曩哲，或仰觀俯察，開天明道，或繼承纘述，繼天立極，使一元之理，二五之精，三極之道，旁通四達，體之為天人性命參贊化育之經，用之為帝典王謨圣功賢學之準，廣大悉備，幽明可通。所以歷代之言天文者中國為精，言數學者中國為最，言方技藝術者中國為備。……恐西方輪船、機器未必有如此幽深玄妙矣!”(《同治朝籌辦洋務始末》卷四九)王闿運等認為利瑪竇等人所繪制的世界地圖中，中國既非最大，又不在天下之中央而斥之為“妄誕”。有的知識分子鼓吹西學中源論，認為西方科技均中國固已有之。如阮元說：“天文、算術之學，吾中土講明而切究者代不乏人。……學者茍能綜二千年來相傳之步算諸書一一取而研究之、則知吾中土之法之精微深妙，有非西人所能及者。彼不讀古書，謬云西法勝于中法，是蓋但只西法而已，安知所謂古法哉?”(《疇人傳》卷四四，《利瑪竇傳論》)黃宗羲說：“周公商高之術，中原失傳而被纂于西人，試按其言以求之，汶陽之田可歸也。”連天文學家王錫闡、梅文鼎亦以為西方天文歷算源于中國，西方的代數學來源于中國的天元術。

這種夜郎自大、盲目排外的自我封閉態度，使儒學日益僵化、凝固而失去了發展的活力。

鴉片戰爭的洋炮聲響，震撼了神州大地。一萬幾千個洋鬼子制服了擁有四萬萬子民的大清皇帝，迫使清政府在一個個屈辱的條約上簽了字。“天朝上邦”威風掃地、顏面丟盡。這一令人震驚的事實使許多儒家知識分子從盲目自大中震醒過來，林則徐在抗擊西方列強入侵的實踐中首開學習西方的風氣。他第一個“睜眼看世界”，搜集西方情況，組織翻譯西書西報，編成了《四洲志》一書。魏源批判了繁瑣考證、脫離現實的學風，完成了《海國圖志》這部系統敘述世界史地的劃時代著作，提出了“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主張。他在《海國圖志》序言中說，本書即“為以夷攻夷而作，為以夷款夷而作，為師夷長技以制夷而作”。學習西方，采取機器生產，是為了富國強兵，抗擊侵略。

用洋槍洋炮武裝起來的北洋水師在中日甲午海戰中全軍覆沒，宣告了“洋務運動”的破產，梁啟超等人認識到，“西人之強在兵，所以強者不在兵”，大聲疾呼學習西方的社會科學，“盡取其國律、民律、商律、刑律等書而譯之”(《變法通議·論譯書》)，改憲法，興學校，設議會。嚴復(1853—1921)率先翻譯了《天演論》等西方哲學、社會科學方面的重要著作，批判了中體說，宣傳自由、平等、博愛等資產階級的政治學說，提倡君主立憲。然而中國的守舊勢力太強大了。相形之下，資產階級的維新派就顯得十分軟弱無力了。旨在效法日本明治天皇和俄國彼得大帝，只要求進行改良的戊戌變法，在頑固派的攻擊下很快招致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