皓日中天—獨尊地位的確立·儒家的經典·從五經到十三經

西漢至清的兩千年間，經學與經走了一條豐富多彩的道路，反映出傳統(tǒng)文化勃勃不息的生命力。《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總敘》云：

“自漢京以后，垂兩千年，儒者沿波，學凡六變：其初專門傳授，遞稟師承，非惟訓詁相傳，莫敢同異;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聞，其學篤實謹嚴，及其弊也拘。

王弼、王肅，稍持異議，流風所扇，或信或疑。越孔、賈、啖、趙;以及北宋孫復、劉敞等;各自論說，不相統(tǒng)攝，及其弊也雜。

洛閩即起，道學大昌，擺落漢唐，獨研義理，凡經師舊說，俱排斥以為不足信。其學務別事非，及其弊也悍。

學脈旁分，攀緣日眾，驅除異己，務定一尊。自宋末以逮明初，其學見異不見遷，及其弊也黨。

主持太過，勢有所偏，村辯聰明，激而橫決，自明正德、嘉靖以后，其學各抒心得，及其弊也肆。

空談臆斷，旁證必疏，於是博雅之儒，引古義以抵其隙。國初諸家，其學微實不誣，及其弊也瑣。”

這段話很明了地概括了中國歷代經學發(fā)展的基本走向，把握了經學發(fā)展的大勢。

《纂圖互注毛詩》插圖(宋代麻紗書坊本)

經書的演變，則由六經發(fā)展為十三經。

春秋戰(zhàn)國時的儒家根據古代圖書文獻，制成《詩》、《易》、《書》、《禮》、《樂》、《春秋》六種典籍，開始叫“六藝”，后來又稱“六經”。其中《樂》早佚，又經過秦代焚書和霸王火燒咸陽秦宮的浩劫，大多數典籍散失。漢代統(tǒng)治階層設五經博士又比較注意搜集整理古籍，因此，除《樂》外，其它五經陸續(xù)得到充實整理，這樣，到漢代時，“六經”成了“五經”，即《詩》、《書》、《禮》、《易》、《春秋》五部典籍。

《詩》就是現存的《詩經》。司馬遷說：“古者詩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于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首。”(《史記·孔子世家》)意思是說，古代有三千多篇詩，孔子對它們進行了篩選，選出合乎禮義內容的，從遠古時代的契、后稷到商周時代，共選出三百零五篇，編成詩集，這就是《詩經》。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詩經》按其內容可以分為四大類：《風》、《大雅》、《小雅》、《頌》。《風》是國風，各國各地的民情民歌，共計一百六十篇，以《關雎》為首篇。《小雅》八十篇，其中六篇有名無詩。《大雅》三十一篇。《大雅》和《小雅》是朝會時的樂歌，多是關于“王政”的內容。《頌》又分為《周頌》、《魯頌》、《商頌》，共計四十篇。它們是用來“美盛德，告成功”，并獻之于神明的詩篇，多為廟堂祭祀的作品。后世解《詩經》的，有毛、齊、魯、韓四家。齊人轅固生所解叫《齊詩》，魯人申培所解叫《魯詩》，燕人韓嬰所解叫《韓詩》，魯人毛亨所解的叫《毛詩》。四家解詩多有不同。自東漢經學大師鄭玄作箋后，學《毛詩》的漸多，以后其他三家逐漸衰落，而且先后亡佚。現在收在《十三經注疏》里的是《毛詩正義》，也就是毛亨所傳的。

《書》即《尚書》，它“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將唐堯虞舜時代直到春秋時代的典章匯編在一起，記錄了虞、夏、商、周四代部分誥言、誓辭和大事。誥言側重行政號召，誓辭側重軍隊部署，加上大事記，基本上能夠反映四代的政治面貌和歷史變遷。司馬遷所撰《史記》中有關遠古時代的內容多取材于此書。《尚書》中每篇的主要內容，可以作如下劃分：國家大事紀略有《堯典》、《舜典》、《大禹謨》、《湯誓》、《湯誥》、《泰誓》、《牧誓》、《武成》等;戰(zhàn)爭討伐宣言有《甘誓》、《胤征》、《費誓》、《秦誓》等;政府重要文告有《盤庚》、《大誥》、《康誥》等;名臣鴻文偉論有《皋陶謨》、《益稷》、《五子之歌》、《伊訓》、《西伯勘黎》等;其他重要著述還有《禹貢》、《洪范》等。《尚書》有三個版本，一是漢代立于官學的《今文尚書》，二是漢代孔安國從孔子宅壁中發(fā)現的《古文尚書》，三是東晉時由梅賾所獻的偽《古文尚書》。現在《十三經注疏》中的尚書是《今文尚書》和偽《古文尚書》的混合品。偽《古文尚書》包括《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咸有一德》、《說命》、《泰誓》、《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冏命》等二十五篇。這些偽篇并非毫無價值，作偽者也是“根據古義”編撰的，“非盡無稽”。《尚書》是我國最早的一部歷史文獻。它偏重記言，將言論直接記錄下來，用以保存或者公布，不像記事那樣頗費編排和剪裁，記言多用當時通用的語言，由于語言結構和表達方式變化較大，在當時比較易懂的語言后來變得難讀難懂。唐代儒家大師韓愈就說：“周《誥》殷《盤》，佶屈聱牙。”(《韓昌黎全集·進學解》)所以歷代學者常視攻讀《尚書》為畏途。不過從漢代開始，《尚書》較早得立于學官。從此以后，各代帝王將相常把《尚書》看作政治課本，不僅經常閱讀和引用，有時還把其中某些篇章或名句作為政治和修身的標準。所以《尚書》在經學里的地位一直很高。

《尚書》(清刊本)

《禮》包括《周禮》、《儀禮》和《禮記》，又稱《三禮》。《周禮》又稱《周官》，包括《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等六篇。其中《冬官司空》亡佚，取《考工記》補，故稱《冬官·考工記》。《周禮》實際是一部關于政治制度設想的著作，反映戰(zhàn)國時代儒家學者對改革政治制度的要求，假借周初實行過的官制和職能，用來抬高該書的地位。《儀禮》共計十七篇，有戴德、戴圣、劉向三種傳本，該書對冠、婚、燕、聘、喪、祭等活動的禮儀做出的規(guī)定，多是古代宗教儀式和風俗習慣的產物。《禮記》主要有兩個版本，一是戴圣編的，稱為《小戴禮記》，另一個是戴圣的叔叔戴德編的，稱為《大戴禮記》。《大戴禮記》原為八十五篇，現僅存三十九篇。《小戴禮記》共有四十九篇，自從鄭玄注《小戴禮記》，與《周官》、《儀禮》合稱“三禮”，《禮記》就成了《小戴禮記》的專名。《十三經注疏》中的《禮記》就是《小戴禮記》。《小戴禮記》內容極為豐富。其中《中庸》、《大學》兩篇，被宋儒單獨提出，與《論語》、《孟子》合稱“四書”。“四書”與“五經”同等重要，成為宋以后儒生的必讀課本。歷史上，除鄭玄對“三禮”作注外，唐代賈公彥在鄭玄注的基礎上又為《周禮》、《儀禮》作疏，即成《周禮注疏》、《儀禮注疏》;唐代另一位學者孔穎達也在鄭玄注的基礎上為《禮記》作疏，稱為《禮記正義》。賈、孔二人的著作也收入《十三經注疏》，對后世影響甚大。

《周禮疏》(宋紹熙年間兩浙東路茶鹽司刊本)

《易》即《周易》。是古代先民筮卜的書，經后人不斷充實，遂成一部博大精深的著作。過去傳統(tǒng)說法是，伏羲畫八卦，即以陽爻和陰爻互相搭配，排列組合成八種不同的符號，擺在不同的方位上，就是八卦。后來周文王演易，把兩個卦重疊起來，叫重卦，重卦有六十四個卦象，每個卦象都有卦名且有文字說明。說明文字就是卦辭。對卦象、卦辭進行解釋就叫傳，即《易傳》。《易傳》有七種十篇：《彖》上下、《象》上下、《文言》、《系辭》上下、《說卦》、《序卦》、《雜卦》。這十篇又稱“十翼”，也稱為《易大傳》。《易大傳》據說是孔子寫成的。這樣，伏羲制卦，文王系辭，孔子作十翼，就是所謂“易歷三圣”，經過三位圣人才成為完整的《周易》。現代許多學者認為這種說法值得商榷，僅就《易傳》的內容和寫法來分析，就能看出不一定都是出自孔子的手筆。因為孔子時代還多采用問題、議論等表達形式，一般比較簡短，如《論語》等，不可能寫出像《系辭》那樣的大塊文章。推測《易傳》的某些部分可能完成于戰(zhàn)國甚至漢代初年。《易傳》既為解釋和說明《易經》而作，歷來對它的編排采取兩種作法：一是將《經》《傳》嚴格分開;二是《經》和《傳》的部分合編，即將每卦的《彖辭》、《象辭》和文言附在每卦的《卦辭》、《爻辭》之后，另將《系辭》、《說卦》等單獨編在一起排在六十四卦之后。歷代學者對《易經》非常重視，魏晉時代王弼的《周易注》、唐代孔穎達的《周易正義》、宋代朱熹的《周易本義》、近人高亨的《周易大傳今注》、金景芳等的《周易全解》、朱伯昆的《易學哲學史》，都有很高的學術價值。

《周易》(清刊本)

《春秋》原是魯國歷史記事的書，叫《魯春秋》。后經孔子修改成《春秋》。《春秋》是我國最早的一部編年史，它記事按年、月、日的次序排列，這在世界也是一項創(chuàng)舉。《春秋》記事的特點有二：一是勸善懲惡，二是征實可信。也就是史學家們所常說的“春秋筆法”。司馬遷稱孔子“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對弟子們說：“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解說《春秋》的有左丘明、公羊高、谷梁赤三人，分別作《春秋左氏傳》、《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歷史上稱為“春秋三傳”。《公羊傳》、《穀梁傳》以解釋《春秋》的義理為主，敘事為輔，文氣比較重復糾纏，令人讀來不快;《左傳》以敘事為主，釋義為輔，文氣比較自然流暢。古人曾將“左、史、莊、騷”并列，說明《左傳》、《史記》、《莊子》、《離騷》四部著作在中國古代享有崇高地位。《公羊》、《穀梁》二傳較早立于學官，設置博士，可見兩書最先得到漢廷的重視。《左傳》很晚才得立于學官，并設置博士，不過《左傳》已在民間產生廣泛影響，早在流傳。《三傳》的注疏本，比較著名的有《春秋公羊傳疏》，此書由漢人公羊壽(公羊高后人)作《傳》，何休作《解詁》，唐人徐彥作《疏》，將三者合成;《春秋穀梁傳注疏》，則由穀梁赤作《傳》，晉人范寧作《集解》，唐人楊士勛作《疏》，將三者合成;《春秋左傳正義》，由左丘明作《傳》，晉人杜預作《注》，唐人孔穎達作《疏》，仍然三者合成。以上三者成書較早，影響也大，后來均收入《十三經注疏》。

《春秋經傳集解》(宋代刻本)

《孝經》也是儒家經典之一。它共分十八章，第一章為《開宗明義》，接下去是《天子章》、《諸侯章》、《卿大夫章》、《士章》、《庶人章》……，等級很分明，論述了儒家關于孝道的觀點。《孝經》的成書時代和作者還沒有定論，《漢書·藝文志》認為該書是孔子為曾子陳述孝道而作。漢代強調“以孝治天下”，不僅將《孝經》立于官學，設置博士，還宣揚“孝弟力田”，最高統(tǒng)治者死后，在謚號上常加一“孝”字，如“孝文帝”、“孝景帝”等，以示對孝的重視。唐代對《孝經》也很重視，唐玄宗曾兩次為《孝經》作《序》、《注》，并令元行沖作《疏》，集賢院抄寫，頒布天下。宋代邢昺在前人注疏的基礎上，又完成《孝經注疏》，清代阮元將它編入《十三經注疏》。宋人朱熹認為《孝經》并非孔子所著，而是由曾子門徒追錄的。后人則進一步指出，該書不僅不是孔子所寫，而且也不是先秦的作品，而是漢代儒生摘抄、編成的。

《爾雅》也是儒家經典之一。傳說周公曾著《爾雅》一篇，但世傳三篇，有的說是孔子“所增”，有的認為是子夏“所益”，還有的認為是叔孫通“所補”。這些說法都不可靠。《爾雅》是我國古代的一部詞典，采集各項書籍“訓詁名物之同異”，完成于漢武帝之前。它既解釋詞義，又介紹名物，是我國最早的文字學著作，歷來被視為閱讀古籍的重要參考工具書。晉代人郭璞曾為《爾雅》作《注》，宋朝人邢昺等為《爾雅》作《疏》，合稱《爾雅注疏》。后來也被編入《十三經注疏》。

《爾雅》(南宋國子監(jiān)本)

在儒家經典中，還有四書之說。所謂四書是指《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四部經典。四書的命名和編成是出自宋代大儒朱熹。朱熹根據程頤的見解認為，《大學》是孔門的遺書，是“初學入德之門”;《論語》和《孟子》又在其次;《中庸》是孔門的“傳授心法”，又應放在《論》、《孟》之后。《大學》、《中庸》兩書文字不多，書店為印刷的方便，乃將兩書合并在一起，變成現在通行的排列順序：《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大學》和《中庸》原是《禮記》的一部分，歷來不被重視，朱熹把它們抽出來，分別獨立，各成一書;還專門作《大學章句》、《中庸章句》各一卷。

《大學》一書，一般認為是孔子學生曾參和他的門人編成。開始的一大段，朱熹稱之為經，認為這些是孔子所說的話，由曾參轉述。后面十段，朱熹稱為章，認為十章是曾參的意見，由曾參門人記錄下來，故后面的十章也稱為傳。《大學》開章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新)民，在止于至善。”朱熹指出，這是《大學》的三大綱領。因為《大學》乃是“大人之學”。它要求人們在明德、新民的基礎上，推己及人，達到至善的目的。除了“三大綱領”外，朱熹還認為《大學》有“八個條目”，這就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它們的內在關系是這樣的：“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正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這“八個條目”，不論是天子，還是普通人都適用。人的一生就是在這八個規(guī)定的范圍內奮斗，以完成“治國”、“平天下”的艱巨任務。因此這“三大綱領”和“八個條目”實際體現了儒家的人生哲學和政治抱負。

《中庸》一書，一般認為是孔子之孫子思所編撰。朱熹認為，從堯舜創(chuàng)立儒家道統(tǒng)起，就有了中庸的思想，孔子“繼往圣，開來學”，把思想傳給曾子，曾子又傳給子思，子思恐怕“愈久而愈失其真”，就寫成了《中庸》一書。什么是“中庸”? 程頤曰：“不偏謂之中，不易謂之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他用“不偏不易(倚)”來解釋“中庸”。朱熹又作了補充和發(fā)展，他說：“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這就使中庸的思想更加完整和全面。

《論語》記述了孔子及弟子們的言論和活動。漢代出現了三種《論語》抄本，即魯《論語》、齊《論語》和古《論語》。經張禹、鄭玄等人整理，形成了現存的《論語》。為《論語》作注的人很多。及至宋代，邢昺在三國何晏《論語注》基礎上，再作《疏》，定名為《論語注疏》，被收入《十三經注疏》。

《孟子》記述了孟軻周游各國的言行及和弟子們的討論。《孟子》的作者是誰，現在也是個疑問。司馬遷認為，孟子周游列國，退而與弟子萬章等作《孟子》七篇。韓愈認為“孟軻之書，非軻自著”，是他死后萬章、公孫丑等人的記錄。現在看來《孟子》可能是孟子生前寫成的，死后，弟子們又作了些修補。為《孟子》作注的人也很多，著名的有漢人趙歧之注，宋人孫奭之疏，合稱《孟子注疏》，收入《十三經注疏》。又有清人焦循著《孟子正義》，也很有影響。

《四庫集義精要》(元至順元年江浙行省刊本)

除“五經”之說法外，有關經的數量種類，歷史上還有其它說法。主要有：

七經之說。如東漢熹平四年(175)，議郎蔡邕深感“經籍去圣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后學”，奏請漢靈帝，用古文、篆文、書文三種字體書經，并募工匠鐫刻石經立于太學門外，作為標準本供太學生參照。所刻的經籍是《周易》、《尚書》、《魯詩》、《儀禮》、《春秋》、《公羊傳》、《論語》等七經。這七經也就是歷史上有名的“漢石經”(有的學者把《春秋》與《公羊傳》合，認為“漢石經”是六經，故也有六經之說)。

九經之說。唐初陸德明《經典釋文》以《周易》、《尚書》、《周禮》、《儀禮》、《春秋左傳》、《孝經》、《論語》為九經。徐堅《初學記》以“三禮”、“三傳”和《易》、《詩》、《書》為九經。清惠棟曾著《九經古義》，其順序為《周易》、《尚書》、《詩經》、《周禮》、《儀禮》、《公羊傳》、《穀梁傳》、《論語》。后人所謂九經常指徐堅《初學記》所言“九經”。

十經之說。《宋書· 百官志》以《易》、《詩》、《書》、“三禮”、“三傳”、《論語》和《孝經》(《論語》、《孝經》合為一書)為一經，稱為十經。

十一經之說。前述十經中，將《孝經》、《論語》分開稱十一經。又有元人何異孫《十一經問對》一書，稱四書加《孝經》、《詩》、《書》、“春秋三傳”、《周禮》、《儀禮》、《禮記》為十一經。

十二經之說。唐文宗開成年間所立石經，將前述十一經加《爾雅》列為十二經。

十三經之說。宋代由于儒生推崇孟子，于是把《孟子》也列入群經，于是就有所謂十三經之說，南宋光宗紹熙年間，出現了合刊疏注本十三經。這部《十三經注疏》是中國最重要的一部經學叢書，是經學的集大成，對后人研究經學也有很大的幫助。其內容如下：

(1)《周易正義》 魏王弼、晉韓伯康注，唐孔穎達等正義。

(2)《尚書正義》 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等正義。

(3)《毛詩正義》 漢毛公傳鄭玄箋，唐孔穎達等正義。

(4)《周禮注疏》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

(5)《儀禮注疏》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

(6)《禮記正義》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正義。

(7)《春秋左傳正義》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正義。

(8)《春秋公羊傳注疏》 漢何休注，唐徐彥疏。

(9)《春秋穀梁傳注疏》 晉范寧注，唐楊士勛疏。

(10)《論語注疏》 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

(11)《孝經注疏》 唐玄宗御注，宋邢昺疏。

(12)《爾雅注疏》 晉郭璞注，宋邢昺疏。

(13)《孟子注疏》 漢趙歧注，宋孫奭疏。

學問的研究，越往后區(qū)分就越為細密，這反映了科學的深化和發(fā)展。從五經、六經到十經，正可以看出歷來經學發(fā)展的狀況。除了五經、六經、十三經已成為經學上的專有名詞外，其余大多指某些人研究經學的思路，對經學研究并沒有什么巨大的影響。但有些因已約定俗成，所以，志在了解傳統(tǒng)文化的人也不能不知。至于《十三經注疏》，因成于眾人之手，不免有缺失，但總的說來相當翔實，是一般讀經者入門的必備參考書。

魯壁。為孔子九代孫孔鮒藏《詩》、《書》、《孝經》等古籍免遭秦火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