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天祚命—帝王的承襲·五行理論與地位轉承

五行，指的是土、木、金、火、水。本來它只是五種基本的物質，但是在我國古代，卻把這五種東西看得神乎其神，逐漸演變成為一套系統的五行理論。

五行理論與漢高祖即帝位

五行通常又與陰陽聯系在一起，據專家推算，陰陽五行作為一個學派，應該是戰國時期才出現的。戰國時期陰陽五行學派的著作，根據《漢書·藝文志》記載，有十余種，可惜都已亡佚了。幸運的是，在《管子》、《呂氏春秋》、《禮記》等書中還保留了幾篇陰陽家的著作。戰國時期，影響較大的是鄒衍五德始終的政治循環理論。到了西漢，董仲舒則把儒家的經學陰陽五行化，形成今文經學。這些理論對于后世產生了極大影響，尤其是王莽改制篡漢直接從中尋找理論依據。

鄒衍在論述歷史時，把描述和尋求內在的必然性結合在一起，由近及遠，上推到洪荒時代。這就是《史記》所說的：“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述)，大并世盛衰，因載其禨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關于“大并”之“并”，《索隱》云：“言其大體隨代盛衰，觀時而說世。”對歷史，他不限于描繪，而是力求探討其盛衰的原因并給以評價;他不以人們已論述的最古的歷史為限，而要把歷史推向更遠的時代，把人類的歷史同自然的歷史連結起來。鄒衍認為歷史是一個變化發展的過程。在發展變化中，有一個所謂的必然規律起著支配作用，這個所謂的規律便是“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史記·孟荀列傳》)。

關于五德變化情況，其他書有這樣的零星記載：“鄒子有終始五德，土所不勝，木德繼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文選》左思《魏都賦》李善注引《七略》)又：“五德從所不勝，虞土、夏木、殷金、周火。”(《文選》沈休文《故安陸昭王碑》李善注引《鄒子》)前一段話的開頭應是土，后一段續火的應是水。

鄒衍認為，每一德支配著一個朝代，每個朝代有特定的政治和制度，即“治各有宜”。可惜記載有闕，無從知道鄒衍是怎樣論述各朝代政治的了。在某一德被另一德取代時，鄒衍認為必定會發生某種奇異的自然現象，作為換代的信息，這就是“符應”。《呂氏春秋》中有一篇叫《應同》，詳細記述了五德轉運過程和相應的符瑞。

董仲舒對于五行也有很詳細的理論。他說：“天有五行，一曰木，二曰火，三曰土，四曰金，五曰水。木，五行之始也;水，五行之終也;土，五行之中也。此其天次之序也。”(《五行之義》)又說：“行者，行也。其行不同，故謂之五行。五行者，五官也，比相生而間相勝也。”(《五行相生》)五行相勝(克)：“金勝木……水勝火……木勝土……火勝金……土勝水。”(《五行相勝》)五行的次序是，木、火、土、金、水。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第一生第二，第二生第三，第三生第四，第四生第五。此所謂“比相生”。金勝木，中隔水;水勝火，中隔木;木勝土，中隔火;火勝金，中隔土;土勝水，中隔金。此所謂“間相勝”也。

據傳，漢高祖劉邦自稱是赤帝子，殺白帝子而起義。而自據水德。而繼水者，當是土德。王莽便自據土德，篡漢便有了理論根據。

《史記·封禪書》中說：“高祖之微時，嘗殺大蛇。有物曰：‘蛇白帝子也，而殺者赤帝子。’ ……二年東擊項籍而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說。于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

據戰國鄒衍的說法，虞德土，夏德木，殷德金，周德火，只有四德，尚缺一。漢高祖在看到秦時上帝祠中也只供奉四帝，他自據為五，為繼周者，為水德。

但問題在于繼周者并非是漢，而是秦，這樣漢究竟是繼周火為水，還是繼秦水為土，便成為當時儒生爭論的問題了。對于統治者來說，這本來就是騙人的，對自己怎樣有利便怎樣說，并非那樣嚴格。五行理論只不過是他們達到政治目的的招牌和幌子而已。這一點在王莽那里更是體現得非常鮮明。

王莽利用五行理論篡位

王莽本是孝元王皇后的侄子，父親王曼早死，不得封侯。成帝時，王皇后被尊為皇太后，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益封五千戶。從此王氏當政，數十年不絕。河平二年，王氏子弟皆為卿大夫侍中，分據政府諸曹，權一歸于王鳳。所以當時的京兆尹王章說道：“天道聰明，佐善而災惡，以瑞異為符效。……災異之發，為大臣顓政者也。……今政事大小皆自鳳出，天子曾不一舉手。”(《漢書·元后傳》)

王鳳專政共十一年，死后其弟王商代之為大司馬衛將軍。王商專政四年，死后，其弟王根代之為大司馬驃騎將軍。王根當政五年后，罷侯就第，而以王莽代之為大司馬。但不久成帝死了，哀帝即位。哀帝有哀帝自己的外戚，所以王太后叫王莽避位。哀帝心中也不喜歡王家，加上司隸校尉解光也說他們的壞話：“曲陽侯根宗重身尊，三世據權，五將秉政，天下輻湊自效。根行貪邪，藏累巨萬，縱橫恣意，大治第宅。……內懷奸邪，欲筦朝政。推親近吏主簿張業以為尚書，蔽上壅下，內塞王路，外交藩臣，驕奢僭上，壞亂制度。”(《漢書·元后傳》)于是哀帝借機取消他們的當權地位。就此而論，哀帝也并不是一個無能的統治者。這樣大的一個政敵，“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盤恒”(《漢書·劉向傳》)。哀帝能夠不動聲色地鏟除，沒有引起大的困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惜他饗國不永，在位僅五年便死去。

哀帝死后，抑郁已久的王太后立即跑到未央宮，收取璽綬，遣使者馳詔王莽，復拜為大司馬。迎來九歲的中山王劉衍為皇帝，這就是平帝。所有哀帝的黨羽貶削殆盡。因為皇帝幼弱，所以太皇太后臨朝而王莽秉政。他首先除去他的叔父王立，以免威脅。自此后，“莽色厲而言方，欲有所為，微見風采，黨羽承其指意而顯奏之，莽稽首涕泣，固推讓焉。上以惑太后，下以示信于眾庶”(《漢書·王莽傳》)。

于是他的地位日趨鞏固，而打算更有所為了。因為《尚書大傳》內曾說周公居攝的時候，制禮作樂，天下和平，越裳氏重譯而獻白雉。王莽不愿意周公專美于前，他也暗示益州塞外的蠻夷獻白雉。事情這樣作了，于是一般官吏盛陳王莽的功德而主張“臣有大功，則生美號，故周公及身在而托號于周。莽有定國安漢家之大功，宜賜號曰‘安漢公’，益戶疇爵邑，上應古制，下準行事，以順天心”(《漢書·王莽傳》)。太皇太后答應這樣作了，王莽卻又再三懇辭，經過多少次的勸說，他才“惶恐不得已而起受策”。鬧了幾十年的災變，如今忽然祥瑞出來，也許是一新耳目的事。平帝元始二年，接連著祥瑞迭出。

王莽的野心越來越大。他是一個因外戚而起家的人，深知皇后在政府中的地位和作用。雖然平帝尚在童年，他也設法使他的女兒為皇后，在元始四年四月丁未正式立為皇后。接著太保王舜等奏道：“《春秋》列功德之義，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唯至德大賢，然后能之。其在人臣則生有大賞，終為宗臣，周之周公是也。”(《漢書·王莽傳》)另外有八千人上書言，伊尹為阿衡，周公為太宰，王莽也應當有類似的地位。于是他又益封地，稱宰衡，位上公了。這時儒家思想仍占統治地位，王莽又是個好大喜功的人，所以他建議：“起明堂，辟雍、靈臺，為學者筑舍萬區，作市常滿倉。制度甚盛。立樂經，益博士員，經各五人。”

從形式上看，這是很盛的制度，不明真相的人，難免會佩服王莽建設的魄力。王莽大概是漢武帝以后最醉心于儒家政治的人，他的魄力似乎比武帝還要大些，百余年來要作的事他全作了，盡管不免有些夸張。他繼續有所改動，《王莽傳》說：“莽奏曰：‘今謹案已有東海南海北海郡，未有西海郡，請受良愿等所獻地為西海郡。臣又聞圣王序天文，定地理，因山川民俗以制州界。漢家地廣二帝三王，凡十三州，州名及界多不應經。《堯典》十有二州，后定為九州。漢家廓地遼遠，州牧行部，遠者三萬余里，不可為九，謹以經義正十二州名分界，以應正始。”

平帝五年，王莽更加九錫，再升級的話，就得作皇帝了。于是有人上書，請安漢公行天子事。《王莽傳》說：“泉陵侯劉慶上書言：‘周成王幼少稱孺子，周公居攝。今帝富于春秋，宜令安漢公行天子事如周公。’群臣皆曰：‘宜如慶言。’”

不久平帝死了，依著王莽的主張，立最年幼的廣戚侯子嬰為皇帝。王莽的用意，已經是“路人皆知”了。于是：“前輝光謝囂奏武功長孟通浚井得白石，上圓下方，有丹書著石，文曰：‘告安漢公莽為皇帝。’”(《漢書·王莽傳》)

王莽的姑母王太皇太后一向相信王莽對于漢室是忠誠的，如今他步步進逼，她也懷疑了，直斥符命是“誣罔天下”，而認為不可施行。但王莽的權勢已成，她也沒法制止了。太保王舜勸她道：“事已如此，無可奈何，阻之力不能止。又莽非敢有它，但欲稱攝，以重其權，鎮服天下耳。”(《漢書·王莽傳》)她也只好答應了。從此王莽便“居攝踐祚，服天子韨冕”，成為“假皇帝”，距離真皇帝的地位，僅是“未達一間”了。在居攝二年的九月，東郡太守翟義起兵討伐王莽，王莽非常恐慌，日夜抱著孺子嬰禱告郊廟，并效仿《大誥》的體裁作策書。他的運氣很好，翟義被打敗。于是他的氣焰高漲，自謂威德日盛，得到天人相助，他打算作“真皇帝”了。接著居攝三年有許多符瑞應運而出，《王莽傳》說：

“是歲廣饒侯劉京，車騎將軍千人扈云，太保屬藏鴻奏符命。京言齊郡新井，云言巴郡石牛，鴻言扶風雍石，莽皆迎受。”

從此后王莽便有所借口，他說上天不許他稱“攝皇帝”了，于是改居攝為初始。不過國號仍然是漢，孺子嬰仍然是名正言順的皇帝。國不可能有兩個皇帝，王莽便要求禪讓。《王莽傳》說：

“戊辰，莽至高廟，拜受金匱神嬗，御王冠，謁太后。還坐未央宮前殿。下書曰：‘予以不德，托于皇初祖考黃帝之后，皇始祖考虞帝之苗裔，而太皇太后之未屬。皇天上帝隆顯大佑，成命統序，符契圖文，金匱策書，神明詔書，屬予以天下兆民。赤帝漢氏高皇帝之靈承天命，傳周金策之書，予甚祗畏，敢不欽金。’以戊辰直定，御王冠，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新’。其改正朔，易服色，……以十二月朔癸酉為建國元年正月之朔。”

王莽自稱是黃帝后，而舜為其始祖。依五行相生的系統說，漢高祖為赤帝子，正好傳位于黃帝之后的王莽;依堯舜禪讓的歷史故事，漢為堯后，堯后也正好傳位于舜后了。

王莽又曾為漢家立宗廟，《王莽傳》說“以漢高祖為文祖廟”，因為《尚書·堯典》內有“受禪于文祖”的話。所謂“文祖”，大約是堯的祖廟，禪舜的典禮在此舉行，舜即位的典禮也在此舉行。王莽既承祖德，以舜自比，所以就稱漢高祖為文祖，表示其色符合于唐虞。

王莽就是這樣，利用五行學說，利用歷史傳說，一步步奪取漢家政權的。

可見，五行學說只是某些人用來達到政治目的的幌子而已。

王莽代漢，法令滋章，賦役繁重，因而海內潰亂，人心思漢，百姓饑饉，天下起兵。公元23年，農民起義軍進軍長安，推翻了新莽政權。公元25年，劉秀在河北即皇帝位，不久，定都洛陽，建立東漢政權，史稱“光武中興”。

東漢一代皇帝多是幼主即位。東漢皇帝幼主即位者共十人，其即位年齡分別是：和帝十歲，殤帝三個月，安帝十五歲，順帝十一歲，沖帝二歲，質帝八歲，桓帝十五歲，靈帝十三歲，少帝十四歲，獻帝十二歲。

幼主即位，便出現了母后臨朝，外戚及宦官干政的嚴重局面，從而使東漢王朝由盛轉衰，走向滅亡。

曹魏利用五行理論篡位

據傳，東漢末年，曹魏也是利用五行理論來奪取東漢政權的。

《三國演義》中在記載曹操逼帝遷都許都時有過這樣一段話：

“操由是日與眾謀士密議遷都之事。時侍中太史令王立私謂宗正劉艾曰：‘吾仰觀天文，自去春太白犯鎮星于斗牛，過天津，熒惑又逆行，與太白會于天關，金火交會。金火交會，必有新天子出。吾觀大漢氣數將終，晉魏之地，必有興者。’(案：周詩有《魏風》，而魏為晉所并，魏地遂入于晉。及晉卿魏斯求為諸侯，與韓、趙三分晉國，而魏復興焉。《左傳》曰：‘魏，大名也，故畢萬卜居于此而子孫乃昌。’魏居天下之中，中央屬土，土氣之色黃，正應‘黃天當立’之讖。)又密奏獻帝曰：‘天命有就，五行不常盛。代水者土也。代漢而有天下者，當在魏。’操聞之，使人告立曰：‘知公忠于朝廷，然天道深遠，幸勿多言。’操以是告彧。彧曰：‘漢以水德王，而明公乃土命也。許都屬土，到彼必有興者。’操意遂決。”

到后來，曹丕逼漢帝禪讓帝位，自繼大統，當上了皇帝。

有漢二代(東西漢)，沒想到竟然都是以五行學說禪讓而終的。這也許是歷史的巧合，但也可從中見出五行理論對當時政權交替影響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