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大精深的宋明理學·形成因由·道家

道家以“無”為本的思想和出世、禁欲的思想與佛家有相似之處。但從文化的親和性而言，儒、釋、道三家中，似乎儒與道的關系顯得較為密切。在爭奪統治地位的思想斗爭中，道與佛爭，儒與佛爭，而儒、道之間卻未發生大的思想沖突。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儒家與道家同生于中土，有著共同的社會文化背景，因而儒、道之間互相滲透與融通較之儒、佛之間要簡單、直接得多。而儒學與佛學之間不僅各自的社會文化背景不同，就連語言、思維的習慣也不一樣。佛經傳入中國，雖經翻譯，卻有很長時間的理解、改造和轉化過程，才能為儒學所吸收。儒家對于道家的名詞概念，則耳熟能詳，拿過來就用，幾乎不分彼此，好像是一份共有的財產。

道家最重要的范疇是“道”，儒學從中資益最大。傳統儒學也一直使用“道”字，但卻沒有明確的本體論意義。雖然《易傳》有“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的話，但也只停留在一種素樸的認識上，并沒有因此而發揮出一套本體論思想，況且已有學者指出，這一思想也是受了道家的影響。

本體之“道”

道家對于本體之“道”極盡注想描摹之能事，如：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分寥分，獨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老子》)

“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于上古而不為老。”(《莊子·大宗師》)

“道者，覆天載地，廓四方，坼八極，高不可際，深不可測，包裹天地，稟授無形，……故植之而塞于天地，橫之而彌于四海;施之無窮而無朝夕，舒之幎于六合，卷之不足于一握，約而能張，出而能明，弱而能強，柔而能剛，橫四維而含陰陽，纮宇宙而章三光。”(《淮南子·原道訓》)

道家之“道”廣大微妙，出乎天地，超乎萬物，無所不在，無處不有。理學家關于道體的認識，不能不借助道家的啟發。但道家之“道”偏重虛玄，不切于人倫日用，因而儒家的仁義禮智的道理由于缺少必要的理論環節還不能直接掛搭在道家的虛玄之“道”上。

“道”與“理”

魏晉玄學有自然與名教之辨，儒家思想與老莊思想開始接合，君臣上下、尊卑貴賤的等級秩序被看作“天理自然”。在此一時期，關于道、理、性范疇的對舉、互訓與相通，實際為宋明理學的范疇體系奠定了基礎。王葆玹著《正始玄學》對此有專門研究。他討論“道”與“理”關系的變化時指出，在先秦兩漢哲學中，“理”范疇的地位較“道”范疇低得多。“至漢末魏初，道、理懸殊的情況始有改變。如高誘注《淮南子·本經訓》‘理’字云： ‘道也。’又注《呂氏春秋·察傳》‘理，道理也’。趙岐《孟子·告子注》云‘理者，得道之理’。張揖《廣雅釋詁》云：‘理，道也。’諸說或認為道、理相同，或認為道、理相通。”(《正始玄學》第281頁)在討論性、理關系的變化時王葆玹又指出：“在先秦、兩漢學術思想中，理的重要性非但不如道，而且不如性，……性可包括五常，依次為仁義禮智信，理卻只能包括義、禮兩者，這一情況的改變約在東漢后期，當時鄭玄《禮記·樂記注》云： ‘理猶性也。’是直接以性釋理。……至曹魏時期王肅注經，仍以‘天性’釋‘天理’，由于性、理可以互訓，故在漢末魏晉期間合為一詞。”(同上，第282頁)王葆玹的考證極有價值，由于道、理、性可以互訓，而性在思孟派儒者看來就是仁義禮智信五常，五常之性因而上升為本體，道、理也由虛變實了。但是，尚須指出，玄學家與理學家的理論興趣大不相同，玄學家的興趣在于“玄”字上，并不像理學家那樣醉心于將儒家倫理提升為本體，我們除了在道、理、性的互訓上看到理學對玄學的承襲外，還不能從玄學中看到理學的影像。相反，我們卻從佛家的典籍中經常看到它，這說明理學對于佛學的吸收、利用遠較道家、玄學為多。

“無欲”

道家講“無欲”，老子說：“我無欲而民自樸。”莊子說：“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莊子·馬蹄篇》)無欲思想與佛教的禁欲主張相通，而理學家接過并加以利用。

另外，道家重練氣養生之功，諸如靜坐、調息、閉關等名目都是道家的工夫，不見于儒家典籍，但這些工夫卻為一些理學家所講求，與佛家之禪定工夫參合為用。

以上是理學承襲道家、玄學、道教之大端，茲不細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