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融攝中變化日新·本土文化的整合

中華文化是一個以儒學為主體的完整系統，這個系統是在長達數千年之久的民族文化交流中逐漸形成的，其中又包含著若干個相對獨立的子系統。這些子系統由于人口遷移、戰爭影響、政權更迭等種種原因相互融匯，最終整合成形態完備而又異彩紛呈、不斷流動而又獨具特色的中華文化。在這一過程中，儒學起了核心作用。

中華民族文化的形成，大致經過了春秋至秦漢、魏晉至隋唐、宋元明清三個階段。

春秋至秦漢時期

春秋至秦漢時期，是儒學形成并不斷發展，在百家爭鳴中脫穎而出，獨領風騷，促成以儒學為中心的漢文化形成的時期。春秋戰國時期，由于地理環境、政治區劃、文化傳統等各種條件的不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區域文化：

位于海岱之區的齊文化和魯文化在長期交往中互相融通，形成了具有面向社會、以學易道、尊重正統、注重倫理等特點的齊魯文化，培育了孔子、孟子、管子、墨子、孫武、鄒衍等一大批思想巨子，成為華夏文化的重心。

長江中游，由中原華夏文化與南部蠻夷文化交融而成的楚文化具有思想飄逸、意境幽遠的浪漫色彩。構思獨特、哲理深邃的哲學，汪洋恣肆、瑰麗神奇的文學，愛國、忠君、念祖的民風為其主要特色。楚文化孕育了老子、莊子、屈原等一代宗師，對中華文化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盛產稻米、絲綢，擅長制陶、鑄劍的東南沿海，形成了細膩的吳越文化;以四川為中心，包括陜西、鄂西、云貴部分地區在內的諸多民族創造了巴蜀文化;在東起函谷關，西達隴中，南至秦嶺，北抵賀蘭山的廣闊地帶，從注入戎獷之俗的周文化中形成了崇尚功利、粗狄矯健的秦文化;地處中原，由晉分為韓、趙、魏的三晉文化，對我國法治思想的形成起過重大作用……。在春秋戰國時期的連年征戰中，各區域文化在相互碰撞中加深了解，取長補短。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稷下學宮的學術交流，便是這一時期中文化交融的突出事例。

秦滅六國、統一天下以后，書同文、車同軌、度同制、行同儀，促進了統一的華夏文化(漢文化)的形成。綜合百家的《呂氏春秋》，就是一部集諸家精華、尚天下一統的統一文化的產物。秦文化融合了全國的文化，“漢文化可謂熔東西南北文化于一爐而冶之。華夏尊龍而荊楚尊鳳，中國從此真正進入了龍鳳呈祥的時代”(胡世慶等編著《中國文化史》(下)，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出版，第216頁)。漢武帝獨尊儒術后，對周代“禮”制的崇尚成為全社會的文化傾向。經過漢儒對百家思想的再綜合和再創造，統治階級的支持和推行，一個以推行三綱五常、行仁政、尚禮制為核心的中華漢文化終于完成了它的理論化、制度化的過程。

經過由秦至漢約四百年的努力，漢朝的疆域空前擴大，各民族之間的交往更加密切。張騫通西域(前138—前126)，打通了天山南北聯系的內地通道，促進了西域社會的進步，也豐富了中原人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絡繹不絕的西域來客“帶來了石榴、核桃、蠶豆、胡蘿卜，帶來了巨象、獅子、鴕鳥、猛犬，帶來了箜篌、瑟琶、篳篥、胡琴，帶來了雜技、幻術、樂舞、繪畫。充滿躁動野性的新鮮血液，注入中華文化的肌體，血脈的跳動更加雄健有力”(馮天瑜等著《中華文化史》，第493頁)。漢代，不僅形成了包括農耕、游牧兩大類民族在內的統一的多民族大帝國，而且初步實現了北方平原文化與內地諸種文化的交融。

魏晉至隋唐時期

從魏晉到隋唐時期，是中華民族文化整合的第二階段。東漢以后，匈奴、鮮卑、烏桓、氐、羌等都是相繼內遷，與漢人雜處，雙方都采取了民族開放政策。魏晉南北朝時期，是“精神上極自由、極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濃于熱情的一個時代”(宗白華《美學散步》，第177頁)。文化的多元發展取代了儒學獨尊的文化模式，人們的思維空前活躍，儒道合流而形成的魏晉玄學，把中國哲學的發展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道教融道、儒、墨等諸家思想為一體，為中國思想界新增了一大思想體系，胡漢文化在持久的沖突中逐步融合。晉室南遷，近百萬北人南移，遍布于江、浙、魯、皖，直至閩、粵的廣大地區，形成了南北經濟、文化的大交流。進入南方的北族居民，逐漸被漢化。到了東晉十六國晚期，出現了“漢人”這一稱呼。開始是入居中原的少數民族人民對內地居民的貶稱，后來成為整個華夏民族的名稱。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規定遷洛的鮮卑人必須穿漢服，說漢話。征服了漢族的鮮卑拓拔部實現了漢化和封建化。漢文化以自己的神奇魅力“征服”了征服者，同時又吸收了鮮卑族文化中充滿生氣的北族精神。各民族之間的大交流、大融合，壯大了漢族的隊伍，促進了華夏文化的整合，推動了氣勢恢宏的盛唐文化的到來。

隋唐時期，胡漢文化的融合掀起了一個的高潮。“隋唐皇室以胡漢混雜的血統而有天下，直接標出了自魏晉南北朝開始的在多民族沖突融合中重構新民族的歷史進程已告一段落。‘胡’民族化解了，受容胡人的漢族也變更面貌，以一種‘大有胡氣’的新民族或曰新漢族出現。胡、漢文化相融合的文化效應也相應得到最為充分的釋放。”(馮天瑜等著《中華文化史》，第575頁)北方游牧文化粗獷驃悍的氣質滲透到內地以農業為背景的漢文化系統內，為漢文化增添了幾分俠膽豪氣。重男輕女的舊習俗受到沖擊，婦女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得到提高。胡曲、胡舞、胡食、胡服在唐代廣為流行，為兼容并蓄、絢麗多姿的盛唐文化增添了濃烈色彩和豪邁氣概。

宋元明清時期

宋元明晴時期，是漢族與北方少數民族在不斷的沖突中完成其融合的時期，也是統一的中華文化在實現其整合后由盛而衰、相對停滯的時期。契丹、女真、蒙古族、滿族相繼進入中原建立政權，大批中原儒士以為少數民族服務的方式，使征服者接受了先進的中原文化，從而使中原文化延續下來。西藏從元代起正式列入中國版圖，西南、西北各民族都成了中華民族大家庭的成員，與漢民族文化的交流更加頻繁。東北的“女真滿洲文化”，北方游獵民族的畜牧文化，西部及西南部的“羌藏山岳文化”，邊疆各族文化等文化支流一起匯入以儒學為主干的華夏(漢)文化的主流，形成了深邃浩渺、波瀾壯闊的中華文化的洪流巨川，奔騰不息，滾滾向前。南方成了學術文化的中心，少數民族文化得到迅速發展，以蒙古文寫作的《元朝秘史》、《蒙古源流》、《蒙古黃金史》等歷史巨著，藏文英雄史詩《格薩爾王傳》以及大量的藏文佛經等，進一步充實了中華文化寶庫。獨具特色的藏醫、藏藥、藏族歌舞、藏式建筑以及滿族的旗袍、達斡爾族的“莊隆舞”、回族的“繩技”等，都使中華文化增色不少。

中華民族各支文化的整合，是伴隨著民族征服的刀光劍影一道進行的。清政府征服準噶爾部時，將該部六十多萬人口屠殺了十分之三。為實現苗民的改土歸流，一萬七千多個苗民歸魂于清軍的屠刀之下。中國本土文化的整合，就是通過長期的民族沖突與融合，在二律背反的曲折運動中完成的。

在實現各民族文化的融合過程中，高勢能文化征服低勢能文化是一條普遍規律。清王朝雖然通過文字獄、“薙發”等種種措施維護滿族文化的系統性，企圖以滿族文化改造漢族文化，但還是難以避免“習漢書，入漢俗，漸忘我滿洲舊制”的結局。滿漢文化的較量，又一次證明了儒學無與倫比的理論深度和強大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