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學·古文的衰落

自唐之韓、柳提倡古文的成功，至歐、王、曾、蘇的再度輝煌，古文完全取代駢文，占據(jù)文壇的正統(tǒng)，下及元明清三代，前后千余年，大家輩出，名作如林，其成就及其在文學史上的貢獻極為巨大。不過，古文之衰，也是早見端倪的。元明清三代遠不如唐宋，應是定論。究其原因，有如下數(shù)端。

①理論的弱點。韓、柳倡導古文，以明道為宗旨，文以載道是古文的“生命”，離開了六經孔孟之道，古文就不是古文了。許多古文家對文學的本質、宗旨與社會功能的理解的片面性，桎梏了古文理論的發(fā)展和古文創(chuàng)作的繁榮。理學家朱熹認為韓愈、蘇軾這樣的古文大家，雖然標榜文以明道，但實際上于道無補，畢生精力只是為了做好文章。文學才子袁枚則認為圣人之道本來是“明”的，毋須古文家操心費力：“三代后圣人不生，文之與道離也久矣，然文人學士必有所挾持以占地步，故一則曰明道，再則曰明道，直是文章家習氣如此。而推究作者之心，都是道其所道，未必果文王、周公、孔子之道也。夫道，若大路然，亦非待文章而后明者也。” (《答友人論文第二書》)曾國藩這樣的正統(tǒng)事功家，竟然懷疑“文”與“道”能否合一。他說：“仆嘗謂古文之道，無施不可，但不可說理耳。”(《復吳南屏書》)他認為自孔、孟以后，文道合一、文以明道的著作屈指可數(shù)，其余的則二者不能兼顧：真正用以明道的語錄講章，往往不文;而講究文采的古文，往往并不明道。這就是說，明道，是一條路;學文，是另一條路。文道合一尚不可能，何談文以明道?可見文以明道之說，代有疑者。古文家始終不悟。理論與觀念不能更新，難免走入末路。這，自然會直接妨礙創(chuàng)作的發(fā)展。

②環(huán)境的影響。晚明小品文這朵散文新花的厄運，已如前述。環(huán)境不利于古文，這在清代尤為明顯。清王朝完成統(tǒng)一全國的任務后，進一步加強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思想文化領域的鉗制與鎮(zhèn)壓，更是史無前例，文字獄的慘酷便是明證。知識界和文學界自由思考的天地更加狹小，連清初思想家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人面對歷史經驗和政治現(xiàn)實研究經世致用之學的條件也沒有了。許多知識界精英轉入考據(jù)學，乾嘉學派由此而興。而繼承唐宋大家從事古文創(chuàng)作的桐城文士，為逃避嚴酷的政治現(xiàn)實，除了依附和發(fā)揮程朱理學外，別無出路;其明“道”之空疏，卻受到勢力強大的考據(jù)家的抨擊，真是進退維艱。他們的這種困境，從而又為駢文家所乘。例如，稍晚于方苞、劉大櫆的程廷祚，不滿于對唐宋大家的推崇，從而批評韓愈與歐陽修之輩，都是“內不足而求工好于文”，有失古人宗旨。“理充者華采不為累，氣盛者偶儷不為病，陳言不足去，新語不足撰。”(《復家魚門論古文書》) 這是由批評古文家進而批評古文理論。又如，在姚鼐編成《古文辭類纂》后，李兆洛即以《駢體文鈔》相抗爭，其《序》云：“天地之道，陰陽而已。奇偶也，方圓也，皆是也。陰陽相并俱生，故奇偶不能相離，方圓必相為用。道奇而物偶，氣奇而形偶，神奇而識偶……文章之用，其盡于此乎!”這是從調和奇偶來為駢文辯護并批評古文的。與之同時的學者阮元著《文言說》，更進而為駢文爭文統(tǒng)之正： 孔子著《易》之《文言》，用的是偶體。“凡偶，皆文也。于物兩色相偶而交錯之，乃得名曰‘文’，文即象其形也。然則千古之文，莫大于孔子之言《易》。孔子以用韻比偶之法，錯綜其言而自名曰‘文’。何后人之必欲反孔子之道，而自命曰‘文’，且尊之曰‘古’也?”這是說駢文是正統(tǒng)，而且是源于孔子的;古文是后起的，既不古，也不文。其《書梁昭明太子文選序后》、《四六叢話序》也有類似的論述，指出“四書排偶之文(按指八股文)真乃上接唐宋四六為一脈，為文之正統(tǒng)。”阮元的偏頗，不必多議。不過，漢字的方塊形和漢語的單音節(jié)便于駢對，駢對自古有之，是古今文章的最重要的修辭手段之一，卻也是事實。政治不容其離經叛道，考據(jù)家譏其載道的空疏，駢文家則斥其不古不文而非正統(tǒng)，這就是清代古文所處的環(huán)境。

③其他文學樣式的發(fā)展與繁榮。散文和詩歌，同為我國最古老的文體，歷史悠久，成就輝煌，自南宋以后，漸趨衰弱。元明清三代，實際上是最富生命力的新興文學戲曲與小說的繁榮昌盛時期，有一代又一代的文學才士為之傾注畢生精力，創(chuàng)作了許多不朽的作品;有一代又一代的接受者參與再創(chuàng)造，使之廣泛流傳，深入人心。古文一道，自然受到冷落。這一文學社會現(xiàn)象最易了解，毋須贅言。

④以古文自身而言，除了上文所說的理論的弱點，許多古文家對古文的本質和功能的理解有其局限而外;在另一面，即在“文質”關系的文的一面，也出現(xiàn)了嚴重的問題：八股的干擾。唐宋古文大家在明道方面的作用雖然為理學家所否定，但他們在文章的藝術方面卻可以馳騁天才，盡情發(fā)展，各具面貌，其成就是杰出的，富于獨創(chuàng)性的。明清的文士則不然。黃宗羲說明代“三百年士人之精神，專注于場屋之業(yè)，割其余以為古文，其不能盡如前代之盛者，無足怪也。”(《明文案序上》)在明代，歸有光是古文名家，又是八股(時文，制藝)專家;在清代，方苞為古文名家，又是八股專家。明代的《唐宋八大家文鈔》和清代的《古文辭類纂》這些盛極一時的古文選本名著，竟然都是為寫八股文提供范本，指示門徑的;“以古文為時文”成為一種似乎帶有創(chuàng)造性的經驗，其反面就是“以時文為古文”的惡果了。所謂“以功令文之法為古文，故其古文最不古。”(王葆心《古文辭通義》引蔣子瀟)這一點，自明至清末，許多有識之士都看到了，連八股專家也在揭露八股及其對古文的侵蝕，更不用說古文的反對者了。關于歸有光，章學誠說，歸有光在八股文方面的地位，可以和司馬遷與韓愈在古文方面的地位相提并論，稱得上是百世不祧的大宗，“故近代時文家之言古文者，多宗歸氏;唐宋八家之選，人幾等于五經、四子(按，指《四書》)。”也正因為如此，歸有光終不能及古人(《文史通義·文理》)。吳敏樹說，自八股興起之后，文章不及于古。并非沒有能文之士，而是自幼學為八股，已成習氣，“乃其心固猶不安于是，則又時時習為傳記序論之作，以追逐唐宋之能者而與之后先;雖足以名于一時，而其氣力亦衰減矣。此予所以錄震川歸氏之文，而為之三嘆也!”(《歸震川文集別鈔序》)關于方苞，錢大昕說：“予以為方所得者，古文之糟粕，非古文之神理也。王若霖言： ‘靈皋以古文為時文，卻以時文為古文。’方終身病之。若霖可謂洞中垣一方癥結者矣。”(《與友人書》)方苞以首倡古文“義法”為桐城初祖，而錢氏譏其“未喻乎古文之義法”，方苞以博學著名，而錢氏譏其“乃真不讀書之甚者”，雖有學派門戶之見，言過其實;但以時文為古文之病，方苞正與歸有光相同。由此，也可見古文之衰是難以挽救的大趨勢。及至海禁大開，西學東漸，社會急劇動蕩變化之際，以梁啟超為代表的新體散文應運而生，力求擺脫傳統(tǒng)古文的束縛，務為平易通暢而條理明晰，間或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無視戒律，使人耳目一新而傳誦一時，為晚清的文體解放做出了重大貢獻。五四文化革命提倡的白話文，也最終取代了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