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與中國古代文學·戰國文學繼承并發展了六經傳統·楚辭與賦

楚地辭賦的產生，也明顯地具有文化發展的必然性。其產生于楚，既是楚國地域文化發展的必然，也與楚國與中原的交通，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播有很大關系。褚斌杰先生《中國文學史綱要(先秦·秦漢文學)》論“楚辭”體的產生原因，以為楚辭體的產生，首先是“與楚地的民間文學—所謂‘楚聲’和‘楚歌’有著直接關系”。其次，楚地的民間巫歌，對楚辭體的形成有“直接的影響”。如見于《孟子·離婁上》與《楚辭·漁父》的《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又劉向《說苑·善說》有《越人歌》曰：“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心幾煩而不絕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說君兮君不知。”這些產生于南方的民歌形式，與楚辭有很親近的親緣關系，而與《詩經》有所不同。而楚人信巫鬼，重淫祀，民間祭祀時使巫覡“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這種流行在楚地民間的祭祀曲，往往帶有豐富的幻想，富于浪漫情調。又由于是歌、舞、樂結合在一起表演，因此，除抒情外，還兼有一定故事性情節，且語言活潑，節秦鮮明、結構上比一般詩歌閎闊，講究起伏”。《九歌》、《招魂》便是巫歌的發展。褚斌杰先生還提到了屈原楚辭與《詩經》四言詩，以及戰國時代散文的聯系。案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強調楚辭的產生與南北文化交流的關系，《左傳》宣公十二年，成公二年，襄公二十七年，昭公三年、七年、十二年、二十三年、二十四年，皆有楚人引《詩經》及逸詩的例子。楚人之教育子弟，也以六經為藍本。而楚辭與六經的聯系，王逸、劉勰皆有論述，屈原的美政理想，更是烙有圣君賢相的烙印。可以說，楚國文化的發展，是中國文化發展的組成部分，也只有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播，才使楚國得以產生像屈原、宋玉這樣杰出的文學家。當然，如果沒有楚國的地方文化之背景，楚辭的產生仍是不可能的。魯迅《漢文學史綱要》指出：“《離騷》之出，其沾溉文林，既極廣遠，評騭之語，遂亦紛繁，揚之者謂可與日月爭光，抑之者且不許與狂狷比跡，蓋一則達觀于文章，一乃局蹐于詩教，故其裁決，區以別矣。實則《離騷》之異于《詩》者，特在形式藻采之間耳，時與俗異，故聲調不同;地異，故山川神靈動植皆不同。惟欲婚簡狄，留二姚，或為北方人民所不敢道。若其怨憤責數之言，則三百篇中之甚于此者多矣。楚雖蠻夷，久為大國，春秋之世，己能賦詩，風雅之教，寧所未習。劉勰取其言辭，校之經典，謂有異有同，固雅頌之博徒，實戰國之風雅，……形式文采之所以異者，由二因緣，曰時與地。古者交接鄰國，揖讓之際，蓋必誦詩，故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周室既衰，聘問歌詠，不行于列國，而游說之風盛，縱橫之士，欲以唇吻奏功，遂競為美辭，以動人主。如屈原同時有蘇秦者，其說趙司寇李兌也，曰：‘洛陽乘軒車蘇秦，家貧親老，無罷車駑馬，桑輪蓬篋，羸幐負書擔橐，觸塵埃，蒙霜露，越漳河，足重繭，日百而舍，造外闕，愿見于前，口道天下之事。’(《趙策》一)自敘其來，華飾至此，則辯說之際，可以推知。余波流衍，漸及文苑，繁辭華句，固已非詩之樸質之體式所能載矣。況《離騷》產地，與詩不同，彼有河渭，此則沅湘，彼惟樸樕，此則蘭茝;又重巫，浩歌曼舞，足以樂神，盛造歌辭，用于祀祭……”魯迅論《離騷》之與《詩經》之聯系，及言《離騷》形式，文采與戰國游說之風氣及楚地風俗的聯系，可以說是深中要害。楚辭的產生，正是中國文化歷史發展的產物。其繼《詩經》風雅，而又有新發展。其自由體式，詭奇風格，華美藻采，適應了時代的新思潮、新需要

離騷圖(清代門應兆作)

楚辭而后，有所謂賦，賦之名稱，出于六詩。而賦之源頭，更是集中體現了中國文化的必然發展。前人論賦之起源，大概可以分為以下幾個觀點：

第一，賦出于詩。《史記·司馬相如傳贊》曰：“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司馬遷雖就司馬相如而言，實亦可以概括宋玉之賦。類似的意見還有班固《兩都賦序》之言“賦者古詩之流”，劉勰《文心雕龍·詮賦》之言“賦自詩出，分歧異派”，程廷祚《騷賦論叢上》之言“故詩者，騷賦之大原也”。

第二，賦出于騷或詩騷。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曰： “自漢至魏，四百余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源其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類似的意見也見于《文心雕龍·詮賦》，劉勰稱：“賦也者，受命于詩人，拓宇于楚辭也。”章學誠《文史通義· 漢志詩賦》則稱：“古之賦家者流，原本詩騷。”

第三，出乎縱橫家及諸子。劉勰《文心雕龍·時序》云：“煒燁之奇意，出乎縱橫之詭俗也。”其論屈宋文章，自當包括辭賦兩者，而劉勰又以賦出于騷，因此，楚辭出乎縱橫之詭俗，賦也必然與縱橫家脫不了關系。至章學誠《漢志詩賦》云：“出入戰國諸子，假設問對，莊周寓言之遺也;恢廓聲勢，蘇張縱橫之體也;排比諧隱，韓非儲說之屬也;征才聚事，呂覽類輯之義也。”章太炎《國故論衡·詩辨》云：“縱橫者，賦之本。”《章太炎白話文》曰：“縱橫家的話，本來有幾分像賦，則天下統一的時候，縱橫家用不著。就變成詞賦家了。”換句話說，戰國楚，縱橫家用不著，就出現了詞賦家。

賦與詩與騷，乃至與戰國諸子縱橫家有明顯的聯系，甚至史家之記言記事，也影響了宋玉、唐勒、景差等人，宋玉之云楚王游于某某，而某某侍從，雖未必實有其事，卻也記事記言，有情節故事，有類史記。

賦與詩的聯系，表明賦繼承了六經的傳統，而與騷，諸子，乃至史記的關系，又表明戰國賦文學對六經傳統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