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與中國傳統(tǒng)政治哲學·儒學政治的基本理念·有治人無治法

君子是儒家提倡的一種理想政治人格。孔子認為“君子謀道不謀食”，“君子喻于義”。君子以仁義為己任。荀子更把君子提到“天地參”的位置。認為君子是“禮義之始”，“天地之參也，萬物之總也，民之父母也。無君子，則天地不理，禮義無統(tǒng)”(《荀子·不茍》)。在荀子看來，社會行禮義，則為治;無禮義，即所謂”上無君師，下無父子”則為至亂;而禮義是君子創(chuàng)制的，所以，君子是禮義之本。法的地位就不同了，禮義是法的大分，即使是五者之法也是根據(jù)禮義制定的。因此，在治國的輕重選擇上，應首先重君子而把法放在次要的位置。

荀子的這種主張是針對戰(zhàn)國時期法家學說日盛的狀況提出來的。荀子的學生韓非就是力主“以法為教，以吏為師”的代表人物，法家的主張在當時有一定的現(xiàn)實性。法家認為“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上古盛行道德，所以堯舜禹三王順民心倡道德而天下治，今世之民各懷“自為心”趨利而避害，因而當世之王應順應民情，立“國之權衡”，使君立法，臣守法。對民用法，這樣才能天下治。法家還認為，世上的賢人是極少的，真正能行仁義者不過孔子一人，世人大多是中人之賢。因此，治國之重不能賴賢人當其政，應立足因法數(shù)、審賞罰，使聰明人不敢用其詐，奸險之人不能蔽善飾非。應該說，法家的這套理論是從現(xiàn)實出發(fā)、切中時弊的。

在儒家看來，法家的主張有一個致命弱點，那就是拋開了人世間萬古不變的道統(tǒng)，治國不能就勢媚俗，只顧眼前得利而脫離本根。天行有常，人世也有常，禮義之統(tǒng)不管你是否重視它，它都是客觀存在的常道，法僅是為維護和鞏固這一常道服務的，并且法只有治人去執(zhí)行，才能成為治法，法對于王朝政權的維護和鞏固并不能起決定性作用。荀子有段話講得很透徹：“有亂君，無亂國;有治人，無治法。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中世;禹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獨立，類不能自行;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荀子·君道》)法不能獨立。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是法家法治理論的根本缺欠。

國治在人而不在法。有君子執(zhí)法，則法雖省，但君子可以類舉而禮足，但如無君子，法制雖很完備，但在司法過程中，不能隨事而施，不計先后長遠，不懂應事而變，那么還可以引發(fā)更大的禍亂。所以法無治亂，因人而治、因人而亂。在儒家看來，如果執(zhí)法者不懂法之本于禮義，正法之數(shù)旨在維護禮義之統(tǒng)，那么“以法為教，以吏為師”，其結果終會導致天下大亂。因此，執(zhí)法者不能忘卻法治的宗旨，法只是治之端，禮才是治之原。而只有君子當政，才會不離禮義之本原，而使禮法相得益彰。

孔子說：“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民有恥且格。”(《論語·為政》)重法者必重刑。法以立是而刑以禁非。但以政導民、以刑齊民，民雖威刑罰而不敢為非，但卻不能培養(yǎng)民的人性，對德化人格起不到作用，也就是說對政道無補。只有君子當政，以德化民，以禮導民，民既懂得為人者該如何做，并且還能形成符合政道的秩序規(guī)范。儒家在這里揭示了這樣一種政治方向，治國要以教化、正面引導為主，要為社會立政道，既確立符合人性的做人之道，同時也應建立一套符合人性的社會秩序規(guī)范。民懂得如何做人，也懂得通過什么方式，按照什么規(guī)矩做人。這樣，政道既明，治道也立，從而實現(xiàn)大治天下。

儒家人治理論的關鍵是君子當其位。按照儒家的設想，一個國家從國王下至三公至諸侯乃至士大夫是根據(jù)他們的賢能程序依次設定的，“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

位于天下最高位的是國王，國王應是賢能最高的人也即是圣王。正如荀子所說：“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強莫之能億;至大也，非至辨莫之能分;至眾也，非至明莫之能和;一此三至者非圣人莫之能盡。故非圣人莫之能王。”(《荀子·正論》)但事實上只有堯舜禹三代實現(xiàn)了這種政治理想，三代以降，禪讓讓位于世襲，天下成了家天下，天下之王已不是圣，而只是王。所以從現(xiàn)實出發(fā)，儒家認為，實現(xiàn)君子之治理想，其一在取相。這個相選擇得合適，勝其任，則天下臣，王可坐而治天下。取相的標準是“知而不仁，不可;仁而不知，不可;既知且仁，是人主之寶也，而王霸之佐也”(《荀子·君道》)。其次是舉人。舉人的方法一是用禮來衡量仁義行為;二是用成績來檢察知慮得失;三是用事功來考驗是否能恒久。舉人的原則是“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近不失親，遠不失舉”(《左傳·昭公二十八年》)。“賢能不待次而舉，罷不能不待須而廢，雖王公士大夫之子孫也，不能屬禮義，則歸之庶人。雖庶人之子孫也，積文學，正身行，能屬于禮義，則歸之卿相士大夫。”(《荀子·君道》)儒家認為君主在用人的問題上，不在于口頭上是否說用賢，而在于是不是誠心誠意用賢。用賢者要彰其德而揚其能，并給以充分信任，不允許不肖之徒、奸佞污邪之人對他們論短道長。

母教一人碑

儒家中，最富革命精神的是孟子。孟子甚至認為，為了實現(xiàn)人性的政治，重建王道樂土，天下的官位應該重新排座次。

孟子認為，在社會各階層中，士這一新興階層最有資格承擔治理天下的重任。士“謀道不謀食”，以“平治天下”為己任。并且士人的理想人格是“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引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這樣的人不執(zhí)掌天下的治權，“舍我其誰也”。在孟子思想深處，只有士人的人格典范“大人”才配執(zhí)掌天下的各種權力。但是士人執(zhí)掌治權這只是一種合法性，并不是讓所有的讀書人一個勁往朝廷里鉆。士人是最講義節(jié)的，士可殺而不可辱，決不可委屈求全。所以士人只有當當權者禮賢下士時，士人方可入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