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現代儒學·熊十力的體用觀·性修不二與思修交盡的工夫論

在本體與工夫的關系問題上，熊十力認為性與修是統一的。他發揮了佛教“存性則全修成性，起修則全性成修”的“性修不二”之說，并以儒家“繼善成性”說加以融會，指出：“天人合德，性修不二故，學之所以成也。《易》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全性起修名繼，全修在性名成。本來性凈為天，后起凈習為人。故曰：‘人不天不因，天不人不成。’故吾人必以精進力創起凈習，以隨順乎固有之性，而引令顯發。”(《新唯識論》文言文本)這里，“繼”、“成”的前提是天賦的道德理性，“成”、“繼”的工夫旨在促進這一圓滿具足的道德理性顯發、拓展。沒有這種工夫，不能“繼善成性”，不能“涵養性智”，就不可能達到本體的境界。

熊十力心性論的特點是強調“創”、“動”，反對“守”、“靜”。他發揮王船山“命日受，性日生”，“性日生而日成”之說，批評包括王陽明在內的宋明儒“過恃天性”、“純依天事立言”，忽視“人能”對于“天性”的創造，忽視“成能”與“成性”的關聯。熊氏說：“吾之為學也，主創而已。”然宋明理學家“多半過恃天性，所以他底方法只是減。……他們以為只把后天底染污減盡，天性自然顯現，這天性不是由人創出來。若如我說，成能才是成性，這成的意義就是創，而所謂天性者，恰是人創出來”(《十力語要》，卷四)。與熊氏健動、生生不已的宇宙本體論和積極入世的人生論相配合，與“由體成用”、“由用知體”的儒學現代化走向相一致，這種創造型的心性論和修養工夫論，提出在后天積極培養“明智”的理路。這就把關于“本體”的認識，從與生俱來、天賦人受、圓滿自足的良知本性中略有疏離或松動。或者說，達到關于本體的曲徑通幽之道是發揮“人能”，成就事功，“創起凈習”，“不容一息休歇而無創、守故而無新”，拓擴固有的道德本性，“成能以成性”。于是，“性智”境界就不是普通人無法企及的了。

熊氏說：“玄學之所致力者，不僅在理智思辨方面，而于人生日用踐履之中，涵養工夫，尤為重要。”“哲學方法，則思辨與體認須并重。……體認非修養不能臻，故余常以哲學為思修交盡之學。”(《十力語要初續》)他又說：“玄學亦名哲學，是固始于思，極于證或覺，證而仍不廢思。亦可說，資于理智思辨，而必本之修養，以達于智體呈露，即超過理智思辨境界，而終不遺理智思辨。亦可云此學為思辨與修養交盡之學。”(《新唯識論》語體文本，卷下之二)這里，把理智思維的培養與道德修養的工夫的交互作用，作為達到本體境界、透悟宇宙人生本源的“橋”或“船”。他指出：“思維與修養交致其力，而修養所以立本。思修交盡，久而后有獲也。”“思而無修，只是虛見;修而無思，終無真解。”(《原儒》上卷)工夫就是思與修的統一，在這一過程中，即工夫即本體，即本體即工夫。

熊十力認為，道德生命是一個不斷創新的過程，是創起凈習、克服染習的過程。天賦予我們的、內在的、圓滿自足的道德本性是為善的根據;但如果我們不盡人力，不積極有為地創建事功，不開出新用，不從事學習與修養，則天性也會貧弱化。這多少有了一些新意。按照這一思路，人們可以考慮內圣學與新外王的結合。熊氏說：“主宰是無為，有為者人功也。……良知主宰，是要‘致’。‘致者’，推擴之謂。推擴工夫即順良知主宰而著人力。人能弘道以此也。順主宰而推擴去，才無自欺。故曰欲誠意者，先致其知也。不能順良知主宰而努力推擴，鮮不陷于自欺者。《新論》明心章，特提揭即工夫即本體，此予苦心處。……吾《新論》歸重人能，特提即工夫即本體，此是從血汗中得來。”(《十力語要初續》)“思修交盡”即是貫通“體”與“用”、“性智”與“量智”、“真如”與“生滅”的“不二法門”。

熊十力說：“天行健，明宇宙大生命創進而無窮也，新新而不竭也。君子以自強不息，明天德在人，而人以自力顯發之，以成人之能也。”否則，“人將耽虛溺寂，以為享受自足，而忽視現實生活，不能強進智力以裁成天地，輔相萬物，備物致用，以與民群共趨于富有日新之盛德大業”(《讀經示要》，卷三)。“識得孔氏意識，便悟得人生有無上的崇高的價值，無限的豐富的意義，尤其是對于世界，不會有空幻的感想而自有改造的勇氣”(《新唯識論》語體文本，卷上)。這當然已不是工夫論所能包容了。熊氏高揚了人的主體性、能動性和創造性，以自強不息、改造世界的力量和心態，回應剛健的天道，肯定人的價值。他以這種自覺的人本主義精神，強調以“人道”統攝“天道”，“不可于人之外覓天”。他認定，只有在變革現實即改造自然和社會的活動中，在比道德實踐寬闊得多的社會實踐中，才能徹見真實的本體—這一本體既是宇宙萬物的本源，又是人之所以為人的真宰。他通過“體—用”、“翕—辟”、“乾—坤”、“心—境”、“理—氣”、“天—人”諸范疇的討論，對道德實踐和社會實踐作了本體論的論證。熊十力哲學大大提高了人在宇宙中的尊嚴和地位。人有剛健上進的精神，這是人的本質。宇宙在變，人生在變，永遠向前、向上開展，持有樂觀健全的宇宙人生觀的中華民族，將愈來愈文明，愈來愈進步。

熊十力認為六經是中國文化根柢，《易》為五經之源，《大學》為六經之宗要。他早在抗戰時期撰寫《讀經示要》時，就特別指出《周易》、《春秋》、《周官》、《禮運》加以疏釋，發掘其中的自由、民主、社會主義思想和科學精神，嚴厲批判秦漢以降的君主專制制度及其思想鉗制。熊氏主張把六經孔子與秦漢以后的三綱五常區別開來，批評儒學在社會政治層面的負面發展，如孝治等等，弘揚原始儒家“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的民主精神。熊氏把儒學傳統分為“天道之學”的傳統和“小康禮教”的傳統。他指出，孔子外王學的真相是“同情天下勞苦小民，獨持天下為公之大道，蕩平階級，實行民主，以臻天下一家、中國一人之盛”(《原儒》上卷)。

總之，熊十力無論在內圣學上還是在外王學上，都以一種積極的理想主義的情懷，對儒學予以批導和創新，以便在現時代發揮新的作用。他以他特有的穎悟和對傳統中國哲學的慧解，認識到光靠科學理性不足以建立道德，不足以建樹本體學，不足以給人以“安心立命”的依據，不足以回答人生的目的、意義和終極關切。他以一種積極的存在主義、積極的生命哲學透視了現代工商社會中人的問題，這些原創性的見解不僅對我國，而且對全人類都有意義。在這一點上，我們認為熊十力哲學并不遜色于西方現代的哲學大家。他們之間在思考的當代性上，實際上可以會通，至少有彼此遙契之處。熊十力這種動態、人本的內圣之學在生命理性的提揚上為儒學現代價值的重新思考，提供了新的視域。當然，他雖然強調了“用”，但由于知識結構的局限，他的外王學和知識論尚沒有多少新的建樹。重建適應現代世界的新的儒學，是一個十分有意義的課題。熊十力的思考啟發了他的學生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等。在唐、牟、徐處，我們亦可以看出熊的影響力。熊氏提出的許多問題，仍然值得我們去思考、咀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