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現(xiàn)代儒學·熊十力的體用觀·“體用不二”哲學之新創(chuàng)

面對西學的沖擊，在傳統(tǒng)價值系統(tǒng)崩壞的年代，熊十力重建本體論，重建人的道德自我，重建中國文化的主體性。工具理性的膨脹、人文價值的喪失、道德意識的危機、生命本性的困惑，促使他探尋被人遺忘了的宇宙人生之大本大源的問題。“重立大本”，重建目的理性、價值理性，是熊十力哲學的要旨。為了“重立大本”，又必須“重開大用”，又要重視知識理性、科技理性，由此而展開了“體用不二”、“即體即用”、“由用顯體”的哲學系統(tǒng)。

體是什么?“仁者本心也，即吾人與天地萬物所同具之本體也。”“蓋自孔孟以迄宋明諸師，無不直指本心之仁，以為萬化之原、萬有之基，即此仁體，無可以知解向外求索也”。(熊十力《新唯識論》語體文本，卷下之一)本心仁體是絕待的全體，而且遍為萬物之主，遍為萬物實體。萬物本原與吾人真性不二，本體即是吾人與萬物所以生之實理。熊十力反對把本體看作是超絕于現(xiàn)象界之上而為其根源的，反對把本體界與現(xiàn)象界剖作兩片。他認為，本體應是一個“創(chuàng)生實體”，能“肇萬化而成萬物”。本體既具有超越的特性，又具有內在的品格。根源性的、創(chuàng)生性的“本體”因此而又被稱為“能變”、“恒轉”、“功能”。

用是什么?“用者，作用或功用之謂。這種作用或功用的本身只是一種動勢(亦名勢用)，而不是具有實在性或固定性的東西。”“體者，對用而得名。但體是舉其自身全現(xiàn)為分殊的大用。所以，說他是用的本體，絕不是超脫于用之外而獨存的東西。因為體就是用府本體，所以不可離用去覓體。”(同上，卷中)熊十力把一切物質現(xiàn)象和精神現(xiàn)象都看成本體的功用、本心的顯發(fā)。他強調了“健動之力”和“致用之道”，堅持“由用知體”、“即用顯體”，以此彰顯本體(本心、仁體)是惟一真實的存在，最高的存在，是人類文化與自然宇宙之生生不息的本質和終極根據。

熊氏之本體，是活潑潑的具有內在動力的生命本體、心性本體。其變動不居、流行不息的特征和能動的、創(chuàng)造自然和文化的功能，決非靜止的、“耽空滯寂”的自然本體或超絕的“絕對精神”本體所能比擬的，同時又不是柏格森的生命沖動所能取代的。熊氏批評柏格森的生命沖動，只是與形骸俱始的“習氣”。熊十力又強調本體不是共相，不是宇宙萬有的總計、總和或總相，而是宇宙萬有的法性。每一物(現(xiàn)象)都以一元(本體)之全體為其所自有，而不僅僅占有全體之一分。他援用佛教的“海漚”之喻加以說明。每一個小水波都擁有整全的大海，每一功能或現(xiàn)象即擁有完整的本體。這個本體是創(chuàng)生實體，是生命理性，是理論理性和實踐理性的統(tǒng)一。在天道性命貫通、性體與心體融合的背景下，價值真正的終極根源只在每個人的心中。本體是體與用、無待與有待、不易與變易、主宰與流行、主體與客體、本質與現(xiàn)象、整體與過程、絕對與相對的辯證統(tǒng)合。在這一思想架構中，乾元性體或乾元性海，即剛健炤明的生生之體，既開出了自然世界，又開出了人文世界。

熊氏以《周易》哲學精義，尤其是宋明哲學思想為前導，巧妙地把佛家之變化觀和《易》學之健動觀結合起來，把陽明的體用觀與船山的體用觀結合起來，重建了“體用不二、心物不二、能質不二、吾人生命與宇宙大生命本來不二”的系統(tǒng)。這一系統(tǒng)，可稱之為“仁”、“健”的本體論與“仁”、“健”的宇宙論。如前所述，“本心”為絕對待，遍為萬物實體，不僅主乎吾身，而且遍為萬物之主。“本心”顯然不是理智的純思純知，而是作為萬化之原、萬有之基的“仁體”。“本心”與“習心”不同。“本心”是永恒絕對之本體，“習心”則是與物相對待的心，是“本心”之顯現(xiàn)或發(fā)用。

熊十力的“翕辟成變”論，以剛健而不物化的勢用名“辟”，以攝聚而成形象的動勢名“翕”。“翕”是剛健的本心之顯現(xiàn)。所謂心物即是辟翕的勢用或過程。翕辟相反相成，因而心物亦非二物，而是一個整體的辯證歷程之兩方面。翕辟成變、大化流行，都源于本心之體。熊十力的“乾坤”論和他的“翕辟”說大體一致。“乾”為生命、心靈、具有剛健、生生、升進、炤明的特性，能夠了別物、改造物、主導物而不受物之蔽。“坤”為物質、能力，具有柔順、迷暗的特性，順承生命精神之主導。“乾”即“辟”即“心”，“坤”即“翕”即“物”。熊十力指出：“生命心靈之力，一方能裁成天地，變化萬物，一方能裁成自己，變化自己。如自植物至高等動物，上極乎人類，生命心靈常以自力裁成自己，常以自力變化自己。”“人之生也，稟乾以成其性，稟坤以成其形。陰陽性異而乾坤非兩物。性異者，以其本是一元實體內部含載之復雜性故;非兩物者，乾坤之實體是一故。”(《乾坤衍》)宇宙萬有是發(fā)展不已的全體，從物質層發(fā)展到機體層，從植物機體到低等動物機體到高等動物機體到人類機體層，宇宙演化的動因乃在于實體(或本體)內部蘊含著乾坤(或翕辟)的矛盾。熊氏顯然具有心物合一論或泛心論之傾向，認為從宇宙肇始，即有生命心靈默運其間，由潛而現(xiàn)，由隱之顯，至健無息，不斷地沖破物質層的錮閉，才有了自然、人類、文化的發(fā)生和發(fā)展。精神生命與物質生命相輔相成、相互矛盾，但精神生命是天地和人類自身的主導和主宰。

熊十力認為，宇宙一切原是大用流行，大用流行即是體之顯現(xiàn)。吾人不能執(zhí)此流行者為真實，謂其別無有體。吾人亦不能離棄此流行者，而外流行以求體。他強調“無體即無用，離用原無體”;“離用言體”，即于“性體無生而生之真機不曾領會”。體不可說，而用卻可說。工夫要在即用顯體，從用中悟出本體。就反對佛、道的“耽空滯寂”而言，熊氏之“體用”哲學確乎包容了對于世間積極有為的活動，特別是科學知識系統(tǒng)、現(xiàn)代工業(yè)文明、外王事功、物質欲求、民主政治等等的肯定。也就是說，這一哲學架構，以體指導用的“體用兩行”之道，為儒學的現(xiàn)代化，特別是知識理性與價值理性之辯證統(tǒng)一打下了基礎。熊氏以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以生意盎然、生機洋溢、生命充實言本體，并為人類的人文創(chuàng)造和道德實踐作了本體論的論證。熊十力反復說，他的哲學專門探究宇宙與人生之根蒂，并以“體用不二”立宗，“本原現(xiàn)象不許離而為二，真實變異不許離而為二，絕對相對不許離而為二，心物不許離而為二，質力不許離而為二，天人不許離而為二”(《體用論》)。這就是他的道德理想主義的形上學體系的要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