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大精深的宋明理學·理學概觀·“發(fā)明圣學”

依理學家自己的看法，理學是儒學中“發(fā)明圣學”的一個統(tǒng)系。北宋儒者深感于唐代韓愈《原道》之文：“斯道也，何道也? 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也。”中國古代思想家大多相信有一個至上的神秘之“道”支配著這個世界，並且相信古代的“圣人”已經(jīng)完全把握了“道”。按韓愈所說，這種數(shù)圣一脈單傳的學術—“圣學”，自孟軻死后，不得其傳。這好比宣布了一個迷失所在的寶藏，北宋時期許多學者躍躍欲試，都想去探尋它。如何開掘圣學寶藏，述圣人之道，紹圣人之統(tǒng)，以抵制老、佛之“道”的影響，這曾是北宋儒者的重大課題。

開掘圣學寶藏的道路可以說是荊棘叢生的。宋承五代之弊，五代時期人倫關系受到極大的破壞，人格下降，道德水平低下。理學家要突顯儒家的道德精神，重新樹立“人倫之極”，就必須清除各種思想障礙，從儒學外部說是對老、佛之學的耽迷，從儒學內部說是功利之習和詞章末伎對于“道”的汩沒。理學家要開辟一塊思想基地，建設宏偉的精神殿堂，以陳展他們所發(fā)現(xiàn)的圣學寶藏。張載提出：“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是一項重建儒家人文精神的偉大的思想工程。盡管當時朝廷許多名公巨卿對理學表示支持，但理學本質上是儒者中所謂“豪杰之士”由民間發(fā)起的，經(jīng)過幾代人的努力，建構起一個龐大的思想體系。南宋理宗時，由于真德秀、魏了翁等人的積極倡導，理學確立了思想統(tǒng)治地位。

理學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周(敦頤)、程(顥、頤)、張(載)、朱(熹)、陸(九淵)、王(守仁)或以地望稱其學為濂、洛、關、閩、青田、姚江。理學的流派，按舊史劃分，一般分為程朱理學與陸王心學。張載的關學“宗盟斯文、羽翼道統(tǒng)”，附翼于程朱理學。今人大多將理學分為三派：以張載為代表的氣本論，以程朱為代表的理本論，以陸王為代表的心本論。

綜觀理學發(fā)展的歷史，我們可以從四個方面對它加以把握。理學各派隨其所標宗旨不同，對這四個方面也各有側重：

(1)形上學，關于世界本原問題的討論，主要有理氣、性氣、道器等范疇，此在張載、程朱等人那里討論較多。陸王所稱之世界總與主體相聯(lián)系。因而他們多將形上學與心性學合并來講。世界本原問題，是一無法驗證的純粹思辨的問題，古人于此多為擬議推度。各人雖見解不一，但多能相互涵容，不似今人執(zhí)意之堅。

(2)自然哲學，此是對自然界現(xiàn)象所作的解釋與假說，這部分內容可以反映理學家的自然科學的水平，張載、朱熹等少數(shù)理學家對這一問題較為重視。陸王學派及大多數(shù)理學家對此問題幾乎不講或講得很少。

(3)心性學及倫理學，此部分內容有關心性本體、心性修養(yǎng)及道德認識、踐履問題。心性本體與形上學聯(lián)系，這是理學諸派的共同的思想核心。理學各派多圍繞道德修養(yǎng)方法問題進行爭論。

(4)以正心誠意為根本的教育與政治方案，這是理學家稱之為“圣人之學”的理想目標。

朱熹的理學體系涵蓋上述四個方面，他被看作理學的集大成者。朱熹身后還有許多理學家對理學作過重大發(fā)展，為什么要稱朱熹為理學集大成者? 這主要是在說明朱熹的理學體系恢宏博大，不僅是空前的，也是絕后的。他的學說被看作理學的主流，理學的正統(tǒng)。朱熹回答了君主時代所能碰到的方方面面的問題，他的著作帶有百科全書的性質，其中肯定有許多合理的因素。但后來人對他的思想太絕對化了，把它看成永恒的真理，結果他的思想反而成為束縛思想的教條。

陸、王心學強調在心性之本處用力，排斥知識的體系。他們認為，圣之所以為圣，本不在無所不知，而在人所同具的本心智慧的能動運用與發(fā)揮。因而陸、王學派不像程朱學派那樣設置許多“規(guī)矩禁防”，他們的心智比較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