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代新儒家·根本旨趣—開出“民主與科學”·數語點評

民主科學是中國近現代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是歷史的中心課題，也是新儒家和新文化運動等沖突的焦點所在(二者在傳統文化上的沖突乃是民主科學上沖突的延伸)。儒學面臨時代挑戰之最具威脅性最有力的一面也是民主科學，如何處理好這個棘手問題，是儒學重建的一大難題。新儒家所有的理論探索都是圍繞著這樣的問題進行的：如何妥帖地將民主科學納入儒家思想體系中，既予民主科學以突出而適當的地位，又使民主科學不致與儒學相沖突，仍維持儒家心性之學的主位性。新儒家的理論特征、思想性格、學術觀點及其成敗得失都只有從此來看才能得到最確切、最精當和令人信服的解釋。

新儒家編派了民主科學的種種不是，但我們切不要因此就懷疑新儒家對民主科學的真誠和熱情，在需要民主科學上新儒家和最激進的西化派沒有什么兩樣。他們承認民主科學的價值，承認中國必須有民主科學的大發展，由此他們對中國沒有產生民主科學的原因進行了深入的分析批判。新儒家認為中國文化由于偏向仁性、道德方面的發展，智的方面就為仁的方面所籠罩，形而上的道德追求貶抑了形而下的器物追求，內圣壓倒外王，只向上透而沒有向下撐開，只有“理性之運用表現”，而缺少“理性之架構表現”，所以形成不了抽象地概念地分解和規定對象的科學，以及通過階級對立和個性自覺而開出的民主政治。牟宗三還從中國學術思想的發展揭示出內圣強而外王弱的特點，從哲學思想的深層分析未產生民主科學的深刻原因;唐君毅在《中國人文精神之發展》中歷數科學對中國的種種價值，又于《人文精神之重建》中詳析中國民主政制未立之原因;而徐復觀對中國政治結構、專制制度、政治主體未立、君道臣道等的批判分析是迄今最有深度的、最為獨到的，其見解相當深刻，非常有現實性和啟發性。與五四時期在制度層面(如對禮教、家族制度、專制制度)的激烈批判相比，新儒家在思想意識層面的冷靜分析一點也不遜色，也許更為深刻，但是他們的批判鋒芒被他們的儒學文化本位立場和心性之學掩蓋和沖淡了。

因為新儒家不單單要發展民主科學，更要維持儒學的主位性，所以他們就不能對傳統進行毫無保留的徹底批判，不能對民主科學作全心全意的熱烈歡迎，而必須對民主科學有所限定和保留，對傳統之根更要肯定和推崇，且要在傳統心性之學的范圍里來發展民主科學。問題的癥結就在于必須在儒學中“實現”民主科學。但很明顯，無論在儒家思想中，還是在兩千年中國歷史的實際發展中，民主科學都沒有出現，甚至近代以來中國建設民主科學的努力也遭到挫折，在傳統儒學中開出民主科學確是難題。在今天，“古已有之”的陳詞濫調是講不通的，因為科學不是一二項實用技術的發明，民主也不是在道德上對君主的限制，民主科學自有其根本精神(第三代新儒家對此已有深入的認識)。這個難題，不是新儒家出于理論思辨的興趣為自己而設的，他們是熱切關懷著現實的，而是他們站在儒家文化本位的立場，在理論上必然要遇到的也必須要解決的。為解決這個難題，新儒家費盡心力殫思竭慮地尋找儒學中民主科學的種子，發現儒家文化自身對民主科學的內在要求。然而，在今天，就民主科學的實際發展來說，這個問題也許是無意義的，費盡心力地回答它也許并沒有必要，因為自“五四”以來，民主科學的精神已深入人心了，現在重要的是在制度上實現和保證。韋政通說得好：“近代科學和民主未能在中國歷史中出現，這個事實已足夠證明中國文化在本源上確有所不足。與其戀戀不忘中國傳統中那些從未發芽的民主種子，何不多多發掘近百年來中國人民為民主奮斗所流的淚與血，早已使民主在中國現代史中生根發芽，只是尚未開花結果?！?《儒家與現代中國》)

新儒家一定要在儒家思想中找民主科學的種子，實際上是要在根本上抬高儒學的價值，用儒學限定民主科學，“人皆可以為堯舜，一切人都可登天國，這是中國儒家之大平等精神……這是中國文化之無盡寬闊、偉大、莊嚴的泉源之一信仰，而亦正是一切民主精神之最后惟一根據”(唐君毅《人文精神之精神》)。“中國文化本身之需要，是要充量發展其仁教。因此一切科學之價值，都只是為了我們要發展此仁教”(唐君毅《中國人文精神之發展》)?！叭寮揖瘢宋木?，應該是民主自由真正的依據”(徐復觀《學術與政治之間》)……這樣，新儒家又重新走上傳統儒學的老路，在傳統儒學內圣外王之中，不正是因為崇揚內圣，外王之事才被視作小道，君子不為嗎? 如今民主科學也是“卑之無高論的”了，“科學中是并無生命的途徑的”，“科學與民主政治，自其出現上說，是并不能自足無待的”(牟宗三《生命的學問》)。唐君毅甚至說西方科學精神科學文明傳入中國，“我們所受之害，多于所得之利”(《中國人文精神之發展》)，我們也就不足為怪了，因為在傳統儒學中我們早已熟悉了這樣的思路和觀點。繼承中國文化傳統，肯定中國文化本身的獨特價值，固然是吸收外來文化應有的立場，但新儒家的繼承肯定方式恐怕不是可取的;道德自然必不可少，但以道德涵攝民主科學恐怕是不妥的，在事實上也不可能。

就民主科學的具體開出來說，新儒家因為傳統儒學中有內圣外王的框架，故將民主科學納入外王中，企圖由內圣開新外王。但如果就這樣搬舊模式直接開顯，則不免又有落入舊儒學之嫌，而舊有的內圣外王并沒有發展出民主科學，如何保證現在就能開出? 新儒家只好又變通一下，內圣開外王不能直接開，而要“曲折”、“坎陷”。然而，這不過是理論的思辨罷了，實際上如何去“曲折”、“坎陷”?新儒家自己也覺得這個解釋不圓滿，所以不斷地提出新的說明，他們創造了那么多新名詞新概念，如曲折、坎陷、中間架構、暫忘、活轉、曲通，其理論體系也時時斜枝倚出，峰回路轉，七變八折，各處表述也不盡一致，大有出入，都說明新儒家自己對自己的解釋也不那么有信心。

林安梧說：“從當代新儒家面對問題思考問題的各個面向看來，可知它極為注重‘形上理由的追溯’，而忽略了‘歷史發生原因的考察’。它對于問題偏重于后設性的反省，而忽略了事實經驗的直接分析。他談的大抵是大原則，而較缺乏小方案;而且其大原則往往傾向于先驗的分析，而較缺乏經驗的綜合?！?《當代新儒家述評》)對于民主科學的探討，新儒家同樣是一種哲學性的，理想化的。他們只注意了儒學中形而上和理想的一面，而對形而下和具體制度，即儒學的現實表現一面則有意避開，視而不見，而后者正是“五四”所猛烈批判的，也是儒學在歷史中真正表現出的形象并發揮作用之所在。但新儒家卻始終只著意于形而上的道德理想主義，其實任何一種理論在思想上都是完美無缺盡善盡美的，只有落實于現實制度才能看出其真正效果。宋明心性之學何嘗不高明，然而給中國歷史帶來的又是什么呢? 缺少現實感，缺乏歷史性，新儒家對民主科學雖然陳義頗高，但也僅僅是理論上的泛泛空言，邏輯上的自是推理，且這種推理還時時被扭曲。新儒家當揣摩朱子的話，“堯舜三王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間”(《朱文公文集》卷三六)，念茲在茲。對于并不是為了發思古之幽情，而是有著強烈的現實關注的新儒家來說，現代學者的話也許更要細細玩味：“新儒家整個的活動，在現代化過程中，不是有利與不利的問題，而是可能是變成不相干的現象。”(金耀基《從現代化觀點看新儒家》，《中國論壇》15卷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