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儒學·慷慨悲涼的變革進程·龔自珍——變革的呼喚者

1.龔自珍的生平及著作

龔自珍是中國文化史上一位處于獨特地位的思想家。他生長在封建末世，晚年邁入近代社會的門檻。作為一個滿懷憂國之志、經世之念的敏感士人，懷抱著急切的“救世”“補天”的愿望。正是由此出發，他以犀利大膽的筆觸，揭露清王朝的種種病端，一再發出 “更法 “ “自改革” 的呼吁。

龔自珍，字璱人，又字愛吾，號定庵，又名易簡、鞏祚，晚年自號羽琌山民。龔自珍生于清高宗乾隆五十七年(1792)，卒于清宣宗道光二十一年(1841)。浙江仁和 (今杭州) 人，終年49歲。

龔自珍生在世宦之家，祖父龔禔身曾任內閣中書，軍機處行走，著有《吟臞山房詩》。過繼祖父龔敬身，進士，曾任云南楚雄知府，迤南兵備道，著有《桂隱山房遺稿》。父親龔麗正，嘉慶六年進士，授禮部主事，后官至衡州知府、江南蘇松兵備道置江蘇按察使，著有 《國語補注》、《三禮圖考》、《兩漢書質疑》、《楚詞名物考》諸書。母親段訓，是著名文字學家段玉裁的女兒，是一位有素養的女詩人，著有《綠華吟榭詩草》。龔自珍就在這樣一個書香世家度過了孩提時代。他幼時即在慈母帳外燈前誦讀吳梅村詩，方百川遺文，宋左彝《學古集》，耳濡目染，培植了文才詩興。

嘉慶八年(1803)，12歲的龔自珍從外祖父段玉裁學許慎說文部目圖解，奠定了“以經說字，以字說經”的考據基礎。嘉慶十二年，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熟悉目錄學，接觸常州學派。

嘉慶十五年秋，19歲的龔自珍應順天鄉試，由監生中式副榜第二十八名。嘉慶十七年，又由副榜貢生考充武英殿校錄，嘉慶十九年，奉父命參加修纂《衡洲府志》。嘉慶二十三年，龔自珍27歲，第五次參加科考，中式浙江鄉試第四名舉人。嘉慶二十四年春，應恩科會試，落第。留京從經學大師劉逢祿。“問公羊家言”這是他由考據學走向今文經學的轉折點。嘉慶二十五年，再次參加會試，又落第。出任內閣中書，開始了近二十年的京官生活。

道光元年(1821)，在內閣充國史館校對。此后，他在道光二年、道光三年春、道光六年三次參加會試，都落第。道光七年，龔自珍引疾離京，回故鄉主講杭州紫陽書院。道光九年，38歲的龔自珍再次應會試，中式第九十五名。應殿試獲三甲第十九名，賜同進士出身，仍歸內閣中書原班。此后，一直留居京師，道光十九年，龔自珍48歲，辭職出都，回杭州羽琌別墅。道光二十一年春離杭州赴任丹陽云陽書院講席，八月十二日暴卒。

龔自珍著作豐富，詩文涉及政治、哲學史地、教育等方面都有很高的水平。全部詩文收集在《龔定庵全集》。

2.龔自珍的社會批判理論

在晚清清儒中，龔自珍以天下國家為己任，以敏銳的目光關注社會問題，并以鋒利大膽的筆觸將統治集團的腐敗，清王朝的病癥，社會危機的險象，淋漓盡致地揭露出來，成為“譏切時政，詆誹專制”的一員猛將。

龔自珍生活在大清王朝由盛而衰的時期，早在他青年時期就以罕見敏銳的洞察力，發覺了“日之將夕，悲風驟至”的昏時衰世。認為“京師之日短，山中之日長矣”(《龔定庵全集》)。在太平天國起事三十多年前，他就天才地預見到了這一時刻的到來。他始終以經世致用觀念，抨擊時弊，關切興亡，體現了儒家外王之道的傳統。

龔自珍根據《公羊》三世說，認為“世有三等——治世、亂世、衰世。而他所處的時代，治世已過，官僚茍且偷生，人民淪為赤貧，背井離鄉，他大聲疾呼：“郁之也久，發之也必暴。”(《全集》)亂世已經不遠。因此，他提出了改革、更法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一祖之法無不敝，千夫之議無不靡，與其贈來者以勁改革，孰若自改革?抑思我祖所以興，豈非革前代之敗耶?前代所以興，又非革前代之敗耶?何莽然其不一姓也?天何必不樂一姓耶?鬼何必不享一姓耶?奮之，奮之!將敗則豫師來姓，又將敗則豫師來姓。” ( 《全集》)

所謂豫師來姓的自改革，即預先采用新朝代的更新辦法，以防止本朝的崩潰。這一建策最典型地表現了地主階級改革派企圖在封建制度內部自我療治社會疾病的愿望。他的更法思想是針對當時嘉慶皇帝高唱法祖老調而發的，是有相當勇氣的。

他的“更法”思想涉及許多方面，科考中取消八股文，改為策論;提倡興修水利，打擊強占民田的豪強地主，自造銀元等等。他認為救治社會危機的根本辦法是“尚平”。歷代王朝滅亡的原因是社會過于貧富懸殊。所以，要平均土地，其具體辦法是計農宗授田。這仍然囿于落后的社會關系。雖然他呼喚變革，但由于時代的局限，他看不出變革的方向。

龔自珍認為嘉道時期的種種社會弊端中，無才是其一大端。這是所有社會疾病的綜合癥。從無才之世也可評判一個時代是治世還是亂世的標準。他認為當時不僅無君子之才，連小人也無才。這不是說時代沒有才人，而是人才不斷涌現，一批又一批遭到扼殺。因而他痛心地指出，由于人才遭到多方扼殺，導致了“士不知恥”的嚴重惡果。這種現象會延及于社稷。他特別講究傳統儒家人才情操觀念。但僅僅從道德操守這一層面來看待問題，還沒有找到更深層次的社會原因。

龔自珍在談到人才困厄的具體原因時，批判了論資排輩的積習，這是清王朝官僚制度的通病。它必然導致官場的昏聵，由這樣一批人把持朝政，當然會導致國家的衰亡，“如是而封疆萬萬之一有緩急，則紛紛鳩燕逝而已”(《全集》朋良論二)。二十六年后，爆發的鴉片戰爭，清朝的許多封疆大吏和高級將領遇上英軍則望風而逃，這正是龔自珍青年時代揭露清朝官場腐敗的絕妙注腳。

中年和晚年的龔自珍，更加懷才不遇，對于才智之士遭到排擠，尤覺痛心疾首。晚年寫下：

“九洲生氣恃風雷，萬馬齊瘖究可哀!

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

龔自珍作為一位儒家實學派，他始終堅持學用一致，學術與政治統一。他崇尚古代道、治、學合一，認為唐、宋、元、明以來，尤其是在清代，學與治相分離的現象日趨嚴重。這種后果，不但禍及士人，而且將危及社會。其具體原因在于封建教育和科舉制度。這是極有見地的。他指出古代賢人學用一致，學什么就管什么，而后世是學用兩分，終年為了應付科舉考試，鉆研八股文。一旦得官，又拋開這些東西去處理兵刑、錢谷之事，其結果是：



“之人也，少壯之心力，早耗于祿利之筆蹏也，其仕也，余力及之而己，……失未嘗學禮樂也。未嘗學兵之人，使之典兵而不辭，以凡典兵者，皆未嘗知兵也。古者學而八政，后者皆學于政，此唐、宋、元、明之人才所以難語夫古初也。”( 《全集》 第116頁)



龔自珍一生追求謀大事、醫大病，但他的才華始終未能得以施展。這不僅僅是他個人的悲劇，而且是整個搖搖欲倒的封建王朝的悲劇，時代的悲劇。

龔自珍進一步分析晚清土風民氣如此惡劣的深刻原因，還在于專制帝王，造成了“一人為剛，萬夫為柔”的現象。帝王的絕對專制，摧毀了臣子百姓的獨立人格。清代官場空氣相當污濁：“官益久，則氣愈偷; 望愈崇，則諂愈固; 地益近，則媚亦益工。”( 《全集》朋良論二)

龔自珍援引古代例證，救治當時弊病。他認為近古君臣都十分隨和、通達，顯然比明清兩朝臣見君必行三跪九叩之禮要融洽得多。君臣隔離，必然導致億兆離心。其次，君臣分析，防止君權獨斷，這是防止吏治腐敗的重要方法。君權也不是與天地并存的東西，而是社會發展的一定產物，否定了 “圣人創世說”。龔自珍站在士大夫立場上，引古籌今，從多方面對封建末世的絕對君權展開批判，要求擴大士大夫的權利，尊重士大夫的人格。這是在封建制度內部爭取士人的獨立性，自主性，以使士人達到某種超越的境界。

龔自珍的社會批判論集中體現了他所處時代的特點，正是封閉的封建社會即將瓦解的前夜，晚清儒學大師們面對這種現實時，不得不喊出“變革”的呼聲，但處于這個時代的思想家只能從儒家的傳統中尋找救治現實的藥方。

3.龔自珍的實學思想

龔自珍的經世致用的實學思想，不僅以抨擊時弊的社會批判家的身份顯示出來，而且還作為研討國計民生實際問題的淵博學者得以發揚光大。龔自珍憑著他厚實的考據功底，本來可以致力于訂正經書，但他認為還有更重大的事情要做。魏源曾這樣概括龔自珍的學術：



“于經通《公羊春秋》，于史長西北輿地。其文以六書小學為入門，以周秦諸子吉金樂石為崔郭，以朝帝國故世情民隱為質干。晚猶好西方之書，自謂造深微云。”(《魏源集》上冊，第239頁)



龔自珍生活在十九世紀上半葉，當時，英國、沙俄對我國西北、蒙古、東北虎視眈眈，企圖分裂我國領土。龔自珍當時利用他內閣中書職務之便，廣泛研究了西北的歷史、地理、政治、經濟、民族問題。寫成《西域置行省議》一文，分析清代版圖的形成過程，肯定了康乾二帝對于西域的貢獻，但是自清初以來，西域尚未改省，是行政管理比較松散的藩部。他力主在西域設省，加強對于新疆的管理。具體辦法是將中原內地的稠密人口遷徙到新疆，并把邊防漢族人也西遷，但他的建議并未得到當朝的采納。

后來左宗棠進兵新疆，李鴻章在光緒朝設新疆為省，證驗龔自珍的預見。李鴻章曾說：“古今雄偉非常之端，往往軔于書生憂患之所得，龔氏自珍議西域置行省于道光朝而卒于大設施于今日。”(《黑龍江述略序》)

龔自珍從當代實際出發，決定當代政策的思想，正是他實學思想的精髓之所在。他還研究了蒙古史地，寫了《蒙古像教志序》《蒙古水地志序》、《蒙古臺卡志序》、《蒙古聲類表序》、《蒙古寄爵表序》等文。這是為一部后來并未完成的大型史地著作《蒙古圖志》做的準備。龔自珍還有青海史地的論著。

龔自珍對于我國東南沿海也十分重視。他寫了《東南罷番舶議》，便是討論如何對付西方殖民者在東南沿海活動的問題。他在晚年作《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論及東南白銀“漏于海”的問題，力主嚴禁西洋商品入口，力勸林則徐從嚴查禁鴉片。但是龔自珍仍然采取的是一種傳統的自我封閉的策略，在世界性統一市場形成的近代，也是無法堅守的。它反映了龔自珍的觀點比較魏源“師夷長技以制夷”代表的不是一個時代。

龔自珍為了實現他的經國救民之志，從小在典章制度方面成為一個飽學之士，他涉獵之廣，探究之深，議論之大膽，相當驚人。而且，他議論典章制度還與改革當代弊政直接聯系起來。他在論及典章制度方面也時常語帶鋒芒，隨處刺戟專制政治。他認為帝王在京城蓄養歌妓舞女，是為了消靡天下士人之志。這是對封建專制帝王險惡用心鞭辟入里的揭露和辛辣的嘲諷。

龔自珍面對現實，面對國計民生，對蒼生黎民的經濟生活十分注意。一生著意研究農田水利建設。他曾經對于南北土壤進行過深入調查研究。對于東南地區的排洪、北方的抗旱都非常重視。并能把向民間學習和向書本學習結合起來，從而達到了當時一般士人難以達到的知識水平。

他曾經倡導北方也種水稻，培植桑樹養蠶。為了增加勞動力，他還提倡婦女廢除纏足。這些都具有啟蒙意義，但他沒有深入闡發。

在西方殖民者大量的鴉片貿易中，我國東南沿海人民深受鴉片之苦。道光十六年，龔自珍的朋友、前江蘇布政使梁章炬任廣西巡撫、陛辭出都，龔自珍為他作序送行，力勸梁章炬杜絕鴉片。兩年后，林則徐赴廣東主持禁煙事務，龔自珍作序送行，再次提出“鴉片煙則食膚也，其人病魂魄，逆晝夜”，危害極大。他建議林則徐用絞刑和砍頭等辦法嚴厲打擊食鴉片，販鴉片，制鴉片者。并從根本上主張抗擊英國侵略者，徹底杜絕鴉片輸入。他在給林則徐的信中說：“無武力何以勝也。”“此行宜以重兵自隨”，“火器宜講求”，“如帶廣州兵赴澳門，多帶巧匠，以便修整軍器。” ( 《全集》第169—170頁)

龔自珍雖有滿腔愛國之志，救民之心的實學思想，但無奈他處的時代是近代的前夜，他的許多主張與思想都不能在當時付諸實施。客觀上只起到呼喚變革的歷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