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雅風范—禮儀制度·雅是儒家的專利

雅是和儒聯系在一起的，中國古代所講的文明風范，應該歸功于儒家。對此要通過比較才能看得更為清楚。

道家尚得意而忘形

道家對中國文化及其中國人生的影響僅次于儒家，而其對中國古典藝術的影響甚或在儒家之上。道家追求一種超脫一切束縛的絕對的人生自由，《莊子》的第一篇《逍遙游》即是表述了這種絕對自由的人生理想。正因為莊子學派過分重視精神的自由和心靈的超脫，所以他們對外在的風度舉止就采取了貶低和忽視的態度。為了防止人們重視外在的形式，將人們的精神引向超現實的極端自由的逍遙游境界，莊子提出“磅礴萬物以為一”的齊物觀點：“故為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恑憰怪，道通為一。“(《莊子·齊物論》)在很多情況下，莊子甚至以丑怪為美。他往往通過強烈的藝術夸張，有意讓自己筆下的人物支離其形，造成形神的巨大反差，借形象的丑陋殘缺來襯托內德的充實飽滿。如《人間世》中的支離疏，“頤隱于臍，肩高于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為脅”。這是怎樣的一個丑怪形象啊!他的面頰隱縮到肚臍里面，兩肩高高地聳出頭頂，一小束發髻高高地指向天空，五臟的脈管都暴露在上，兩條大腿與肋骨相并。《大宗師》中的子輿，病成了一個畸形人物，他的形象是“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于臍，肩高于頂，句贅指天”，與支離疏相比，兩人恰好是一對孿生兄弟。特別是《德充符》描寫了一個丑怪系列，他們有的被砍掉了雙腳，有的被剁掉了腳趾而靠腳跟行走，有的以形容丑惡而名聞天下，有的是駝背跛腿豁嘴，有的則是脖子上長了個甕般的巨瘤。 眾多的殘缺人物形象，構成了一幅千奇百怪的丑怪圖。就是這樣的一群丑怪人物，國君宰相被他們折服，連世俗圣人孔子也甘拜下風。例如衛國的哀駘它，形象丑到怵目驚心的程度，但他卻有著無比的魅力：男人和他相處，迷戀他而不忍離去;姑娘們見了他，回去對父母說，與其做別人的正妻，還不如做哀駘它的媵妾，像這樣的姑娘有十幾個;魯君和他相處，便很快讓他做宰相。“支離無脤說衛靈公，靈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 甕大癭說齊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這兩位丑怪人物游說衛、齊國君，很快地得到了國君的喜愛，以致衛靈公、齊桓公看那些形體健全的人，反而覺得頸脖細小，像個癟三了!這對世俗真是一個絕妙的諷刺!為什么這些丑怪人物這樣得到人們的由衷喜愛呢? 原因就在于他們的道德是天全的，沒有受到世俗的污染侵害，他們在道德上遠遠高出于世俗。人們愛他們，是愛他們自由的精神，這叫做“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宣穎在《南華經解》中，說莊子“深明德充全不是外邊的事，先要抹去形骸一邊”，這正是莊子學派的用心。《莊子·天道》篇說：“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形色名聲也就是外在的言行風度，莊子學派認為，只要精神獲得充分的絕對的自由，那么外在的文明風度是可以不管的。

魏晉時期的文人士大夫將莊子學派這一得意忘形的學說運用到生活實踐之中，他們以精神的玄遠超脫相標榜，而在外表上則放浪形骸：有的與野豬共飲，有的赤身裸體，有的服藥濫飲，有的捫虱而談，這就是無為而無不為的魏晉名士風度。這種風度是道家風度，是一種只講內不講外的風度，它與講禮儀、文明、典雅的儒雅風范是完全對立的。盡管道家學說對中國人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但從總體上說，它并未成為指導中國古代文人士大夫的最高行為準則。否則，中國古代社會就是一個為所欲為的社會，一個人欲橫流的社會，一個自然人性惡性發展的社會。

墨家重質輕文

墨家是從儒家內部分化出來的。《淮南子·要略》云：“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為其禮煩擾而不說，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墨子的著眼點在于下層人民的生存問題，因而主張仁者應該把精力和時間用在消除戰亂、興利除害方面，至于禮儀規范、服飾風度等外在形式都是非常次要的東西。《墨子·非樂上》云：“仁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將以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為，不利人乎即止。且夫仁者之為天下度也，非為其目之所美，耳之所樂，口之所甘，身體之所安，以此虧奪民衣食之財，仁者弗為也。”墨子從節用的原則出發，反對儒家倡導的厚葬久喪和繁縟禮儀，批評儒家“繁飾禮樂以淫人，久喪偽哀以謾親”，甚至指責孔子“盛容修飾以蠱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禮以示儀，務趨翔之節以觀眾”，“繁飾邪術以營世君，盛為聲樂以淫遇民，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學不可以導眾”(《墨子·非儒下》)。《墨子·公孟》篇對儒家倡導的詩教痛加批判：“或以不喪之間，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若用子之言，則君子何日以聽治，庶人何日以從事?”墨家在這些地方所極力否定的詩樂禮儀，恰恰是儒雅風范中的重要內容。墨家學派說話寫文章，只求準確清晰地表達自己的思想觀點，而反對追求文彩，認為如果講求文彩，那么讀者或聽眾就會被文彩所吸引，反而忽視了思想觀點。《韓非子·外儲說左上》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楚王謂田鳩曰：‘墨子者，顯學也。其身體則可，其言多不辯，何也?’曰：‘昔秦伯嫁其女于晉公子，令晉為之飾裝，從衣文之媵七十人。至晉，晉人愛其妾而賤公女。此可謂善嫁妾，而未可謂善嫁女也。楚人有賣其珠于鄭者，為木蘭之柜，薰以桂椒，綴以珠玉，飾以玫瑰，輯以羽翠。鄭人買其櫝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賣櫝矣，未可謂善鬻珠也。’今世之談也，皆道辯說文辭之言，人主覽其文，而忘有用。 墨子之說，傳先王之道，論圣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辯其辭，則恐人懷其文，忘其用，直以文害用也。此與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類，故其言多不辯。”這個故事說明，如果形式過于華美，那么人們就會注意形式，而忽略其中的主要內容。文彩是儒雅風范的重要形式因素，不講文彩，也就是輕文重質，這與儒家提倡的文質彬彬是背道而馳的。墨家的宗旨是為天下人而犧牲個人的利益，他們以憂勞天下的大禹為榜樣，“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多以裘褐為衣，以跂躋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莊子·天下》)。墨家的形象是一種面色黧黑、手足胼胝的辛勞者形象，文明風度對他們來說，完全是來不及考慮的多余的東西。

法家揚鐵血非溫雅

法家的政治主張是鼓勵耕戰。鼓勵人民從事農耕，這是因為要解決吃飯問題;而鼓勵人民英勇作戰，則是為了保存自己消滅敵人，是為了用武力統一天下，這是一種赤裸裸的現實主義政策。法家認為“儒以文亂法”，《韓非子·五蠹》指責儒家“稱先王之道以籍仁義，盛容服而飾辯說，以疑當世之法，而貳人主之心 把儒家看作是對社會有百害而無一利的蛀蟲，主張從社會上將儒家徹底予以清除。法家所推行的是一種冷酷無情的鐵血政策，儒雅風范對他們來說是一種迂腐作風。

其他如兵家、農家、名家、縱橫家、陰陽家、小說家也都不提倡儒雅風范。惟有儒家，才以極大的熱情來講禮義詩書，講文明風度，講內德修養與外在行為規范，所以雅是儒家的專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