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晉文化·趙國文化·趙武靈王胡服騎射的成功實踐與趙文化的繁榮

(1) 胡服騎射改革的歷史必然性

趙武靈王千古不朽的歷史功業，就是成功地推行了富有傳奇色彩的胡服騎射改革，它不僅從根本上扭轉了趙國四面受敵的被動局面，使趙國一躍而為威震諸侯的軍事強國，而且，這場改革的成功，也把我國古代民族文化的大融合推向了新的歷史高峰。

胡服騎射改革是趙國外部形勢日益惡化的必然產物，也可以說是趙武靈王在面對困境中的勇敢奮進。這場改革，從趙武靈王十九年(前307)開始實行并一步步推向全國。當時，趙國主要面臨著來自以下三個方面的嚴重的外部威脅：

其一，秦兵東進。秦、趙本來是不接壤的，兩國間隔著魏國在黃河以西的領土。但是，秦國自秦孝公、商鞅變法后迅速強大起來，而魏國則從魏惠王時代起日益走向衰敗，在秦的不斷進攻下，魏國在黃河以西的領土全部歸入了秦的版圖。于是，秦、趙兩國間有了一條很長的邊界，成為秦兵東渡黃河入侵趙國的直接通道。據《史記·趙世家》等史書記載，就在趙武靈王即位前后的短短十五年時間里，秦軍曾接連四次進攻趙國，使趙國損兵折將，喪失領土，受到秦國的嚴重威脅。

其二，齊、中山西向。位于山東半島的齊國，其西部邊界分別與魏、趙、燕三國相接。戰國初年，齊國經過齊威王、鄒忌改革，國力大為增強，時時圖謀向西發展，稱霸諸侯。這就必須掃除西鄰三國的障礙。先是魏國。齊宣王二年(前341)，齊軍在馬陵之戰中大破魏軍主力，殺其名將龐涓，俘虜魏太子申;第二年，秦國商鞅又率兵大敗魏軍，俘虜其主將公子印，從此，魏國便一蹶不振了。后來，燕國也在齊軍的兩次大規模進攻下，國力大為削弱了。從此，魏與燕不再是齊國向西發展的障礙了。于是，齊國接連向趙國發起了進攻。據《史記·趙世家》等史書記載，同樣是在趙武靈王即位前后的短短十五年時間里，趙國也曾四次遭到來自齊國的進攻，損兵折將，喪失領土，亦可見齊對趙國威脅之嚴重。

中山國原是白狄族的支系鮮虞部，春秋末年正式立國，其疆域號稱“方五百里”(《戰國策·秦策三》)，大致包括以今河北定縣為中心的石家莊、保定之間的大片土地。戰國時代的中山國，除了東北一角與燕國為鄰，其余邊界都和趙國毗連，正如同包在趙國腹部的袋鼠。這個民族驃悍善戰，地理上又處于戰略要沖，幾乎可以在任何時候出一支奇兵截斷趙國都城邯鄲與西北山地的聯系。當時，“中山恃齊魏以輕趙”(《戰國策·魏策四》)，實際上和齊國結成軍事聯盟，共同侵趙，成為趙國的“腹心之患”。正象趙武靈王所說，“今中山在我腹心”，“先時中山負齊之強兵，侵暴吾地，系累吾民，……先王丑之，而怨未能報也”(《史記·趙世家》)。可見，在趙武靈王即位前，趙國甚至面對中山這樣二流小國的侵擾，都往往無力還擊，因此，趙武靈王把這稱作是趙國的“國事之恥”。

其三，胡騎南下。北方三胡對趙的侵擾，不同于齊、秦等諸侯國那樣，兩軍展開對陣車戰，而是利用他們機動靈活的輕騎兵，突然襲擊，出奇制勝，隨時可以隱蔽于崎嶇山林和莽莽草原。雖然，當時的三胡尚未形成如秦漢之世的匈奴那樣統一強大的力量，與趙國還不曾有大規模的正面戰爭，但是，每當趙與秦、齊、中山等發生戰爭，三胡便乘隙從背后襲來，趁火打劫。東胡的騎兵從無窮之門(今河北張家口外)進來，騷擾趙的代(今河北蔚縣東北)地;林胡、樓煩則利用地理上和趙交錯雜處的條件，出輕騎于趙的西北山地、奔襲擄掠，如入無人之境。趙國當時雖然擁有號稱強大的兵車和步卒，但用來對付三胡的輕騎兵，卻簡直是一籌莫展。這無疑是對趙的致命威脅。所以，趙武靈王嚴肅告誡臣下說，在胡騎侵擾面前，“而無強兵之救”，是有“亡社稷”之患的。正象梁啟超分析的那樣：面對這種形勢，“趙不創胡，胡必弱趙。趙之憂患在是，趙之所以強盛亦在是。”(《飲冰室文集·越武靈王傳》)可見，能不能徹底消除來自北方胡騎的侵擾，直接關系到趙國的興滅存亡。

以上三個方面的嚴重威脅，足以說明趙國在當時所面臨的險惡形勢了。這是促使趙武靈王決意推行胡服騎射改革的直接導因。但問題是：趙武靈王即位前后的那些年，恰恰正當外敵入侵的高峰期，為什么直到他在位十八年后，這項改革才被正式提上日程呢? 這主要是由于：一方面，在趙武靈王主政的前期階段，面對齊、秦兩強的東西夾攻，往往寄希望于燕、趙、魏、韓、楚等國的縱向聯合，熱衷于搞所謂眾弱對一強的“合縱”政策。但事實教訓了他：搞徒具虛名的合縱，非但制服不了兩強，且往往以失敗告終。如趙武靈王八年(前318)，“五國伐秦，無功而還”(《戰國策 · 魏策二》)，第二年，趙、魏、韓三國“共擊秦，秦敗我，斬首八萬級”(《史記·趙世家》)，失敗得很慘。這使趙武靈王不得不放棄五國合縱以抗擊兩強的戰略，重新尋求從根本上擺脫困境的出路。另一方面，面對三胡的連連侵擾，他雖然深知這樣會有“亡社稷”的嚴重后患，但怎樣才能徹底制服三胡呢?卻又一籌莫展。拿他的話說，對付三胡的輕騎兵、“重甲循兵，不可以踰險”(《戰國策 · 趙策二》)。意思是說如果按照中原傳統的作戰方式，身披鎧甲，駕笨重戰車，只宜在平原地帶與之對陣，顯然是無濟于事的了。在這種情況下，只有“取夷之長技以制夷”，就是學習汲取游牧民族軍事文化的優勢，組建一支身著短衣小袖、騎快馬持輕弓、可任意奔襲馳騁于山谷草原、機動靈活作戰的騎兵隊伍。這樣，不但足以打敗三胡，而且，對于抗擊齊、秦兩強來說，也將是所向披靡的強大生力軍。于是，趙武靈王在經過長期觀察思考后，終于明確提出了關于胡服騎射的主張。

(2) 胡服騎射的實施及其成效

胡服騎射改革是一項宏偉的戰略舉措，趙武靈王在實施這項改革過程中，采取了以下幾個重要步驟：

其一，破舊立新，移風易俗，轉變思想觀念。胡服騎射，就是效法北方游牧族騎兵的裝束、裝備和戰術，組建新式騎兵部隊，實行騎戰。這是一場深刻的社會變革，包涵了“易胡服”和“習騎射”兩大構成要素。習騎射，就是對中原傳統的以車戰和步戰為主的作戰方式和軍事制度實行變革;易胡服，就是變革華夏族歷來的上衣下裳、寬袍大袖的衣著習俗和服飾制度。所以，胡服和騎射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學習胡人的騎射，進行騎戰，首先得改服胡人的衣著，否則無法適應騎戰的要求。正是這樣，趙武靈王首先從易胡服入手。但是，對于長期受中原文化傳統束縛的趙國上下來說，無論易胡服或者習騎射，都要經歷破舊立新、移風易俗的艱巨斗爭。尤其是易胡服，不僅意味著改變人們的日常衣著習俗，下層民眾一時難以適應，而且要革除傳統的服飾等級制度，更會遭到上層守舊勢力的強烈抵制，其難度是可想而知的。

趙武靈王清醒地預見到了這場改革的艱巨性。所以，當他正式提出胡服騎射主張時，首先同元老重臣肥義和樓緩作了推心置腹的討論，達到思想認識上的高度統一，取得了他們的全力支持，由此形成了推行改革的強有力的領導核心和指揮中樞;接著，自上而下向文武大臣公布了改革方案。果然不出所料：“群臣皆不欲”(《史記·趙世家》)，尤其是以公子成為首的貴族官僚守舊派，或是公開反對，或借口稱疾不朝。趙武靈王深知這些人思想頑固僵化，卻又重權在握，影響作用極大，如不堅決戰勝他們，改革的成功是沒有希望的。面對這種形勢，他一方面率先身體力行，堂堂正正身著胡服上朝，明確表示：“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史記·趙世家》)。另一方面，主要從轉變思想觀念入手，同守舊勢力展開了針鋒相對的說理斗爭。當時，公子成等人抱著儒家“仁義”、“王道”之類的傳統說教和所謂“華夷之別”的陳腐觀念，指責胡服騎射是“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因而是違背“圣賢之所教，仁義之所施，詩書禮樂之所用”的離經叛道行為，極力阻撓改革的推行。趙武靈王一針見血地批駁了守舊派的種種非難，對他們說：“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并進一步指出：古代圣明的帝王，莫不“觀時而制法，因事而制禮”，都是按照不同時代的不同情況而“制法”、“制禮”的，沒有什么永恒不可變的“法”，永恒不可變的“禮”。同樣，易胡服，習騎射，不過是根據當今趙國的實際國情，變革傳統的衣服器械制度;“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本來就是為著實用而制作的，只要“利其民而厚其國”，能夠給國家民眾帶來好處，為什么不可以變革呢?同時，他還援引當年商鞅批駁變法反對派的著名言論強調重申：“故禮世不必一其道，便國不必法古”;“然則反古者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同上)。意思是說，變革古制，棄舊圖新，是完全天經地義的;易胡服，習騎射，也是無可非議的。在經過一番艱苦激烈的思想論戰后，守舊派一個個心悅誠服，轉變了態度。于是，朝廷內外，舉國上下，同心同德，投入了胡服騎射的改革大業。

其二，先行試點，逐步推廣，組建騎兵隊伍。胡服騎射改革的實質性步驟，是組建一支強大的騎兵隊伍，這就要對傳統的征兵制度實行變革。在戰國時代，各諸侯國普遍實行郡縣征兵制，就是按地區進行軍隊編制，因而“國有固籍，兵有常經”(《戰國策·趙策二》)，凡到達服役年齡的人，都有著固定的兵籍，他們平素從事農業生產，戰時即奔赴疆場。這樣的軍隊，顯然不能適應新式騎戰的要求。因為，騎馬射箭是要經過專門訓練和長期實踐才能熟練掌握的技術，故必須改革傳統的兵員征集制。

趙武靈王采取了先行試點、逐步推廣的辦法來組建騎兵。這個點就選在今內蒙古呼和浩特市東南黑河南畔的原陽。這里原是樓煩的土地，胡服騎射初期，趙武靈王攻占了原陽，便把這里作為集中訓練騎兵的營地。原陽既是典型的天然牧場，其民眾又有善騎射的習尚，因而是訓練騎兵的理想場所。《戰國策》說：“王破原陽，以為騎邑。……破卒散兵，以奉騎射。”(《趙策二》)就是把破散的兵卒改組為騎兵，集中到原陽進行訓練。《戰國策注》解釋說：“武靈王破原陽以為騎邑者，蓋始教一邑，然后行于境內”(《七國考訂補》卷十一)。這說明，趙武靈王是要利用這里的天時、地利、人和的優越條件，先行試點取得經驗后，再普遍推廣到全國。當時，他派將軍牛贊在原陽主持其事，迅速訓練出一支驍勇善戰的騎兵隊伍。后來，牛贊“遂胡服，率騎入胡”，“辟地千里”(《戰國策·趙策二》)。牛贊身著胡服，率領這支所向披靡的騎兵隊伍，一直打到林胡所在地今內蒙古鄂爾多斯高原東勝一帶，為趙國開辟了大片領土。同時，趙武靈王又采取“招騎射”(《史記·趙世家》)的辦法，在全國招募擅長騎馬射箭的勇士，充當騎兵;此外，他還在不斷擊敗三胡后，將游牧族的胡騎收編過來，擴充趙國的騎兵。

值得一提的是，趙國組建騎兵所需大量的戰馬，主要不是來自中原農業區從事駕車的勞動型馬匹，因為這種馬匹不適應騎戰，故必須從北方游牧區去籌措。如趙國的代(今河北蔚縣東北)地，自古盛產良馬，素有“代馬”之稱，為此，武靈王特地派遣宗親大臣趙固任代相，主持與胡人的關系，收編胡兵，征集胡馬;代西北的原陽，當然更有大量集散的戰馬可供使用;此外，在同三胡作戰中獲得的戰利品馬匹，也是重要來源之一，如趙武靈王二十年(前306)攻打林胡，便在迫使“林胡王獻馬”(《史記·趙世家》)后而告退兵。

其三，滅中山，破三胡，扭轉被動局面。胡服騎射改革實施后，由于舉國上下的一致努力，一支強大的騎兵隊伍很快組建成功，趙國的軍事實力大為增強，于是，趙武靈王即著手實施其宏偉的戰略目標：第一步，滅中山，破三胡，從根本上扭轉趙國長期四面受敵的被動局面;第二步，移兵中原，兼并諸侯，完成統一天下的大業。

據《史記》《戰國策》記載，趙武靈王從他在位的第十九年(前307)開始實施胡服騎射，到他逝世的趙惠文王四年(前295年)這十余年間，接連對外用兵達十一次，其中除一次是兼對三胡和秦外，其余都是攻打中山和三胡的戰爭，而且大都取得了勝利。在趙國的強大攻擊下，中山已只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三胡則退避到今內蒙古陰山一線和鄂爾多斯高原西部，再不敢輕舉妄動了。這期間的幾次著名戰爭，一是趙武靈王二十年(前306)攻打中山和三胡：“王略中山地，至寧葭;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獻馬”(《史記·趙世家》)。這是實施胡服騎射以來首次出兵，向北攻入中山的腹地寧葭(今河北石家莊西)，西向打到林胡的腹地榆中(今內蒙古鄂爾多斯)，迫使林胡王獻馬求和。在這次戰爭中，趙國的新式騎兵已經初露鋒芒。二是趙武靈王二十一年(前305)再次攻打中山：“攻中山，……中山獻四邑和，王許之，罷兵。”(同上)這是中山國有史以來第一次向趙國獻城求和，進一步顯示了趙國騎兵的強大威力。三是趙武靈王二十年(前299)大破中山：“趙破中山，其君亡，竟死齊”(《史記·秦本紀》)。在這次戰爭中，中山國都城靈壽(今河北靈壽縣西北)被趙攻破，其國君倉皇出逃，死于齊國。最后是趙惠文王三年(前296)滅中山的戰爭：“滅中山，遷其王于膚施”(《史記·趙世家》)。這是趙武靈王主動離開王位第三年，也是他逝世前一年的一次戰爭，經過這次戰爭，作為趙國“腹心之患”的中山國，終于在強大的趙國騎兵攻擊下消失了，其末代國君亦被遷往今陜北榆林南的膚施。與此同時，趙國又在屢次大破三胡，奪得大片土地后，迫使其不敢再來侵犯，也就解除了胡騎南下的邊患。至此，趙武靈王完全實現了“胡地中山吾必有之”的戰略目標。

其四，讓位傳子，擺脫政務，圖謀統一大業。隨著攻打中山和三胡的節節勝利，趙國也由長期被迫四面受敵而變為主動四面出擊的軍事強國了，這樣就為趙武靈王實施其最終戰略目標：移兵中原，兼并諸侯，統一天下準備了條件。為此，他在當時采取了以下二位一體的戰略步驟：

一方面，在全面推行胡服騎射，并不斷對外用兵攻打中山和三胡的同時，采取了成功的邦交政策，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國內建設，從內政外交上進一步增強趙國的國力。在外交上，為集中實現滅中山，破三胡的主攻目標，他主動放棄了以往的合縱政策，避免卷入中原大國軍事集團的爭斗。因此，當攻打中山和三胡取得初步勝利后，立即派遣使臣分赴秦、韓、魏、楚、齊各國進行通融，還曾派元老重臣樓緩入秦作了秦相，與秦結成松散的聯盟，這樣不但解除了秦對趙攻打中山和三胡的干預，也對于一再支持中山侵趙的齊國產生了威懾作用。對待中山和三胡，也分別采取了“攻滅”與“攻破”的不同策略。因為，中山國雖出身戎狄，但已經漢化，它是趙的“腹心之患”，與趙又有歷史宿怨，故必須堅決打擊，直至消滅，并在滅中山后將其國君迂回今陜北原籍，使之永不得東山再起;三胡則是完全保持游牧生活方式的戎狄民族，雖曾對趙構成嚴重威脅，但畢竟尚未形成統一強大的力量，故在打敗之后，奪得了土地，收編了胡兵，籌措了戰馬，促成了民族融合，也就適可而止了。在內政方面，他在攻打中山和三胡的過程中，積極進行了國內政權建設。為強化封建集權政治，他在滅中山、破三胡后，把新開辟的北方大片游牧和半游牧地區，按照中原體制，設置了云中、雁門、代三郡，加速了這些地區的封建化進程;同時有組織地進行移民，把內地卿大夫的奴隸大批遷來開發北部邊塞，“并皆改穿胡服”，這對于消除奴隸制殘余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此外，為防范三胡卷土重來，他又在新辟地區的遼闊北疆修筑了規模浩大的趙長城，進一步鞏固了趙國的北部邊防。總之，趙武靈王成功的內政外交政策與胡服騎射改革相輔相成，相得益彰，極大地增強了趙國的國力。

另一方面，在滅中山、破三胡取得決定性勝利的趙武靈王二十七年(前299)，他勇敢地打破傳統慣例，主動把王位讓給次子趙何，即趙惠文王，而自稱“主父”，并任命富有經驗的老臣肥義為相國，輔佐新君執掌朝政，以便自己擺脫煩瑣政務，全力投入統一天下的宏偉大業。《戰國春秋》說：“邯鄲王有吞天下之心”(《七國考訂補》卷五)。這是有充分根據的。趙武靈王當時清醒地看到，他實現統一大業的最大障礙是西方的強秦，因此，他一離開王位，便立即身著胡服，統率其驍勇善戰所向披靡的騎兵，深入西北胡地，“欲從云中、九原直南襲秦”(《史記·趙世家》)，就是打算從今內蒙古托克托東北的云中和包頭以西的九原出發，取道河套一帶南下，對秦發動突然襲擊。為此，他甚至甘冒風險，身探虎穴，化裝成趙國使者入秦，借以窺視秦王態勢，察看關中地形，以之作為制定對秦作戰計劃的根據。遺憾的是，趙惠文王四年(前295)，也就是他離開王位的第四年和攻滅中山國的第二年，由于在王位繼承問題上的失誤而導致宮廷內訌，英勇一世的趙武靈王死于“沙丘宮之難”，于是，統一天下的大業也隨之而付諸東流了。

(3) 民族文化融合的歷史豐碑

胡服騎射改革的成功實踐，不但造成了趙國歷史和文化的空前繁榮，也把我國古代的民族文化融合推向了新的高峰。它是中原農耕文化學習汲取北方游牧文化的偉大創舉，在我國古代民族文化交流史上，特別是古代軍事文化和服飾文化史上，有著劃時代的里程碑意義。

胡服騎射改革的深遠影響，首先在于軍事文化方面，也就是“騎射”文化方面。趙國軍民習練騎馬射箭，組建新式騎兵，進行騎戰，使騎兵成為趙國軍隊的主力，這是我國古代戰爭史上的革命性變革。

春秋時代及其以前的戰爭形式主要是車戰，就是由交戰雙方擺成整齊的車陣，進行對戰;步兵雖然是人數最多的兵種，但一般是作為車戰的附屬出現的。春秋末年，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封建制的確立，鐵制兵器被用于戰爭，各國普遍實行了郡縣征兵制，廣泛征發農民參加軍隊，戰爭規模進一步擴大，車陣對戰的形式便顯得落后了;尤其是北方的晉、秦、燕各國，在同居住于山林和草原的游牧族作戰中，因受地形條件限制，車戰更無法施·展，于是出現了獨立作戰的步兵。如晉平公時代，晉國將領魏舒在太原附近大敗戎狄族聯軍的戰斗中，索性“毀車以為行”(《左傳·昭公元年》)，把車戰改為步戰，步兵成了作戰的主力。在春秋時代的車戰中，馬主要用于駕車而不是騎乘，還沒有出現騎兵，如《孫子兵法》里就沒有騎戰的內容。騎兵作戰是進入戰國以后的事。如《孫臏兵法·八陣》篇寫道：“車騎與戰者分以為三，一在于右，一在于左，一在于后。易則多其車，險則多其騎，厄則多其弩。”說明在當時，騎兵是與戰車和步兵混合編制，騎兵出現于奔襲馳騁的驚險場合，起配合戰斗的作用。這可謂中原騎兵的雛形階段。

我國古代的騎兵騎戰起源于北方游牧民族。趙國因其在地理位置上處于中原華夏民族同北方戎狄民族錯綜交往的前沿陣地，并長期遭受胡騎侵擾，這使趙武靈王深感游牧族騎兵有無可比擬的優勢，于是從本國國情出發，全面學習汲取游牧民族的騎射文化，成功地推行了胡服騎射改革，在我國戰爭史上第一次把騎兵提到軍隊的主力地位，從此，我國即由以車戰和步戰為主的時代過渡到了以騎戰為主的時代。

胡服騎射改革的深遠影響還在于服飾文化方面，也就是“胡服”文化方面。胡服和騎射是一個有機的整體，易胡服是為了習騎射的需要。正象前代史家所說：“騎射所以便山谷也，胡服所以便騎射也。”(顧炎武《舊知錄》卷二十九)“趙武靈王之易胡服，本為習騎射計”(王國維《觀林堂集·胡服考》)。胡服騎射是“以騎射為目的，而以胡服為其手段”(梁啟超《飲水室文集·趙武靈王傳》)。這些話說得都很中肯。不過，從服飾文化角度來看，身著短身緊袖，上衣下褲的胡服，不但便于騎馬射箭，有利于騎戰，而且，也比寬袍大袖、上衣下裳的傳統服飾輕便敏捷，便于勞作，因而受到人們的普遍歡迎。所以，從此以后，中原華夏(漢)民族的衣著，便開始向著輕便型的胡服演化，直到近現代，人們的一般服飾也比較接近胡服的款式。據王國維考證說：“胡服之入中國，始于趙武靈王”(《觀林堂集·胡服考》)。趙武靈王當年倡導胡服文化，也是對我國古代服飾制度的深刻變革。

總之，趙武靈王推行胡服騎射改革的成功實踐，是以前所未有的宏大規模，全面吸收北方游牧文化的偉大歷史創舉，極大地豐富了中華民族的文化寶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