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趙文化·燕趙文化的特征及其形成·秦威太赫，燕怨太激

據清代《易水志》記載，在近二千年之后河北易縣境內仍遺存有荊軻館、荊軻城、荊軻山遺址。荊軻館在北易水南岸，酈道元說：“昔燕丹尊軻上卿，館之于此。”荊軻城在易縣城西九里，易州城西五里，周回二里。荊軻山有明代萬歷十四年御史熊文熙的題辭“燕義士荊軻之故里”。易縣境內還有樊於期館、樊於期城、樊於期山、高漸離城、黃金臺等遺址。樊於期館和樊於期山都在易州城西南七里處，北易水東岸，因為樊於期是自刎身死的，所以俗稱此處為血山。高漸離城在易州城西南十六里處，易水北岸，清代名為高離鎮，酈道元說：“蓋太子丹館高漸離處也。”黃金臺在易州城東南三十里，高十余丈，東西寬八十余步，又稱金臺，土人稱為賢士臺，又稱招賢臺。黃金臺南十余步有池，稱為黃金陂。黃金陂西北有釣臺，高一丈余，方四十步。在黃金臺北面還有小金臺和蘭馬臺，都有數丈高，秀峙相對，翼于左右。此外還有東金臺、西金臺，真可說是高臺林立、臺館相望了。

荊軻是一位著名的俠士，《史記·刺客列傳》中共記載了五位俠士，荊軻是其一。司馬遷說：自豫讓之后四十余年而有聶政，自聶政之后二百二十余年而有荊軻。數百年間僅區區五人，可見在司馬遷眼中稱得上俠士的都是不世出的大英雄。

什么是俠?俠就是不君不臣，不偏不倚，自成一家。俠士最主要的特點就是既不遵從國君之命，也不遵從世俗的觀念，而只遵從自己獨有的價值標準。俠士注重讀書。士是讀書人的稱謂，稱得上是俠士的人都讀書有成，文武兼通，并不單只習武。俠士重信義，言必信，行必果，一諾千金。俠士注重德操，不夸耀自己的才能，不議論別人的短處，“交絕不出惡聲，去國不潔其名”。他們注重名譽，不是沽取虛名，而是為了證實自己的絕對完美、絕對自信。他們幫助別人時報一答十，不是出于對別人的關心，而是為了證實自己有存在的價值和然諾的力量。他們不在意成敗，不吝惜生死，不是因為輕視生命，而實在是因為太愛惜生命。生命有兩種，茍安偷生自欺欺人是沒有意義的生命，矢志不移獨立自存是有意義的生命。俠士愛惜的是有意義的生命，所以他們都意志堅強，“立意皎然，不欺其志。”為了保全這個志向，他們就會在需要的時候不惜生死，所以像程嬰、侯嬴、田光、樊於期、夏扶甚至在完成使命之后也要自殺而死。生不茍合，死不茍且，死法和生法同樣重要。做俠士最重要的不是敢于去和強敵拼死，而是敢于在值得的時候自己殺死自己。

由于俠士有自己特殊的價值標準，國君不認同他們，因為他們干亂國家法令，私設刑罰。普通人也不認同他們，因為他們活著不求財利，死時不惜生命，全然不可效仿。只有他們自己少數幾個人之間相互認同，但也都是默認于心，從不明說。這樣的一種人生確乎稱得上是白虹貫日、感天地而泣鬼神!

據《史記·刺客列傳》記載，荊軻好讀書，為人博聞強記。他很富有理智，從不與人斗勝。在榆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目視之，荊軻默然離去。在邯鄲與魯句踐爭道，魯句踐怒而叱之，荊軻默然逃去。這是因為他不拘小節，欲立大功。能建非常之大功的人，也必有非常之言行。荊軻稱自己是“常侍君子之側，聞烈士之節，死有重于泰山，有輕于鴻毛者，但問用之所在耳”。田光稱贊他是“體烈骨壯，神勇之人，怒而色不變”。像這樣的一位大俠，他的言行舉止當然會有超越常人之處。

在衛國，荊軻曾經出手解救十余位賢士大夫脫離危急。在燕市，他與屠狗為生的高漸離為友，終日飲酒于市，酒酣，高漸離擊筑，荊軻和歌，相視大笑，已而又相泣，旁若無人。大笑是因為自信，哭泣是由于感懷生命，旁若無人是因為他們早已抱定一死以報答人們。只有處士田光知道荊軻不是尋常人，知道他是“士有超世之行者，不必合于鄉曲”。他的情趣志向遠遠不是普通人用一般的價值標準可以框范的。

俠士必須是刻苦砥礪，孤介獨行。只有田光能請出荊軻，而田光自刎身死。只有樊於期的人頭能使秦動容，而樊於期果然甘心授首。夏扶只因不能同行，就在車前刎頸以壯行色。黃金投龜，燴千里馬肝，斷美人之手，荊軻面不改色。然而荊軻來到燕國肯定不是因為希圖燕太子丹的黃金、館舍、車騎、美女，別人可能是，他決不可能。他知道提一匕首以入強秦的后果，早已預存必死之心。何況田光、樊於期、夏扶已先他而死，荊軻更是義無反顧。但他入秦又不是為了太子丹一人一國的私利，他是為他自己平生的志向。荊軻說：“心向意，投身不顧;情有異，一毛不拔。”有所為，有所不為，這也就是孔子所說的“狂狷”。

易水送行，高漸離擊筑，荊軻作歌，眾人無不動容，而荊軻升車而去，終不回顧，看似無情。荊軻已死，魯句踐悲痛自悔，說：“從前我還怒叱他，他會以為我是什么人!”這幾位俠士志向之高之烈以及他們之間心意的默然契合，都已達到無以倫比的境界。

太子丹和荊軻之間也有一種契合。在謀刺秦王的過程中，這二人的地位、作用不可替代，又缺一不可，正如宋代人袁褧在《楓窗小牘》中評價的：“有燕丹而后有荊軻也。”荊軻自己也說：“昔呂望當屠釣之時，天下之賤丈夫也，其遇文王，則為周師。騏驥之在鹽車，駑之下也，及遇伯樂，則有千里之功。”古人常說的知己的含義，不在于了解他的為人，而在于知道他的份量;不在于關懷他，而在于尊重他。燕太子丹肯用金瓦給荊軻投龜，是認為荊軻值得這么做，其意在于告訴人們他看待荊軻比黃金還要重，于是他就成為荊軻的知己。荊軻以太子丹為知己，太子丹以荊軻為天下士，認為得荊軻則永無秦憂，二人之間的遇合也算是千古不逢的了。

太子丹的精誠與荊軻的奇志契合在一起，就完成了燕地文化由苦寒和局促而產生出的激變，就形成和成熟了燕地文化“慷慨悲歌”的獨特風格。慷慨悲歌或燕趙悲歌自戰國秦漢以來已經成為固定的成語，人人皆知，但是對它作深一步解釋的人并不多。唯有袁褧《楓窗小牘》中說道：“秦威太赫，燕怨太激，威怨相軋，所為白虹貫日，和歌變徵”。這個解釋準確而深刻地道出了燕地文化慷慨悲歌的真意。

秦威太赫是不正常的，燕怨太激也是不正常的，是過激、過頭的。燕地以慷慨悲歌為特征的文化的形成，不是社會正常發展和社會繁榮的結果。社會正常發展與社會繁榮所形成的是志高而揚的大國之風，燕文化則是一劍以當百萬之師的偏鋒奇鋒。燕地苦寒卑弱，因此它的文化也就自傷自怨，剛烈悲壯。

“慷慨悲歌”中的慷慨，又寫作忼慨，忼又寫作亢，本指咽喉。在聲樂上，慷慨是情緒激昂、聲音高亢的歌唱方式，音域由以宮、商為基調上升到以徵、羽為基調。悲歌也是專有所指的一種歌唱風格，在《燕丹子》中有“為壯聲”、“為哀聲”的描寫，其悲壯之情可以由荊軻《易水歌》中“易水寒”、“不復還”數語具體印證。在心理上，慷慨悲歌是一個情結，是由經濟文化的落后和政治地位的低下而導致的一個情結。這個情結經過一種壯烈的撞擊，發生逆轉，出現升華，于是就化育成為慷慨悲歌的性格。

燕昭王的報復伐齊和燕太子丹、荊軻的謀刺秦王，標志了燕地文化的形成和成熟。因為從此以后他們的事跡以及由此而體現出來的慷慨悲歌的風格，便成了燕文化最主要的特征。這一特征不僅在當時存在，在后世也存在，從此以后燕文化就永久性地定格于此了。歷代文人學者在說到燕地時，都反復不斷地重申這一點。晉代詩人陶淵明《詠荊軻》詩說：“心知去不歸，且有后世名。其人雖已沒，千載有余情。”唐代詩人駱賓王《于易水送人》詩說：“此地別燕丹，壯士發沖冠。昔時人已沒，今日水猶寒。”唐代散文家韓愈在《送董邵南游河北序》中說：“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于有司，郁郁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 為我吊望諸君之墓，而觀于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宋代詩人胡曾《易水》詩說：“一旦秦皇馬角生，燕丹歸此送荊卿。行人欲識無窮恨，聽取東流易水聲。”明代詩人李攀龍《易水歌》詩：“匕首腰間鳴，蕭蕭北風起。平生壯志心，可以炤寒水。”清初學者黃宗羲《馬雪航詩序》說：“彼知性者，則吳楚之色澤，中原之風骨，燕趙之悲歌慷慨。”此外如唐代陳子昂、李白、賈島、柳宗元、羅隱，宋代邵雍、司馬光、蘇軾，元代李時行、劉因、楊維禎，明代王大用、王衡、李東陽、屠隆、張新、李先芳、王世貞，清代陳維崧等等，也都各有吟詠。可知自從戰國末年以后，“慷慨悲歌”確實已成為燕地所專有、直到清代延續近二千年而不改的獨特文化風格，成為燕文化的獨特標志，古往今來一直受到人們的景仰，被天下有志之士視為人生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