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秦文化·哲學史學文學·文學

三秦文學發端于定都關中而又將中國奴隸社會推至峰巔的西周時期(包括先周時期)。其文體主要有散文、詩歌兩種。西周史官保存下來的文獻典籍基本上是散文體，主要是當時的文告，集中于《尚書·周書》《逸周書》中。其文章結構嚴謹，文辭簡練。另外，如前所述，西周多長篇銅器銘文，其總字數相當兩部《尚書》，除有極高的史學書法價值外，很多銘文文字精悍，層次分明，韻文與散文互見，堪稱西周文學的佳作。

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周王朝經各諸侯國協助進行采詩。然后經樂師整理，編纂成中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詩經》分為風、雅、頌三個部分。當時都可合樂歌唱。風是十五個地方的土風歌謠，其中除“周南”、“召南”在江漢、汝水一帶，其余十三“國風”都在黃河流域。其中《秦風》十篇，有寫秦襄公時期貴族生活、游獵的《東鄰》《駟》，寫婦人思念丈夫的《小戎》，有揭露穆公用良臣殉葬的《黃鳥》，有愛情詩《蒹葭》《終南》《晨風》，送別詩《渭陽》《無衣》，寫秦沒落貴族對往日奢侈生活懷念的《權輿》等。其中《蒹葭》以“蒹葭蒼蒼，白露為霜”的清秋蕭瑟景象，襯托主人公追求意中人而不見的空虛和悵惘，真摯感人，膾炙人口。雅是周王朝直接統治地區的音樂。頌是宗廟祭祀用舞曲。

先秦諸子散文中，仕秦的韓非子甚有影響。其法家學說已見前述。他的散文善于利用大量的寓言故事和豐富的歷史知識，鋒芒銳利，議論透辟，推闡事理，切中要害。

秦時文學，少有成就?？捎浾呶ā秴问洗呵铩贰吨G逐客令》。前者是一種系統化的集合許多單篇的說理文，層層深入，最見條理。它繼承先秦諸子特長，往往以寓言故事為譬喻，增加了文章的形象性。李斯的《諫逐客令》，文章排比鋪張，有戰國縱橫家遺風。文辭修飾整齊，音節和諧流暢，開漢代散文辭賦之先河。

西漢初年杰出的文學家有賈誼和晁錯。賈誼(前200—前168)，寫有政論文名篇《過秦論》。他先大肆渲染比襯秦“席卷天下”、“威震四海”的雄風，然后筆鋒一轉，再寫在“率散亂之眾數百”的陳涉“奮臂大呼”之下秦迅速土崩瓦解，最后用反詰句有力地突出揭示了秦“仁義不施”而致速亡的歷史教訓。全文文字頗重修飾，善于鋪張渲染，極有戰國縱橫家舌辨的氣勢。賈誼還是辭賦高手。賦的本意是主誦的意思，《漢書·藝文志》說：“不歌而誦謂之賦。”荀子《賦篇》首次以賦名篇，漢人沿襲其義，凡辭賦皆稱“賦”。漢初騷體楚辭逐漸變化，新的賦體正在孕育而成，賈誼之賦兼有屈原、荀況二家體制。其辭賦名篇有《吊屈原賦》。漢賦之盛，在武帝一朝，是當時文學的主要形式，代表作家有司馬相如、朱買臣、吾丘壽王、嚴助、主父偃、東方朔、枚皋、終軍等等。

《子虛》《上林》是司馬相如賦的代表作。賦中假設楚國子虛和齊國烏有先生的互相夸耀，最后又大肆鋪陳漢天子上林苑的壯麗及天子射獵的盛舉，以壓倒齊楚，表明諸侯之微不足道。文章運用大量的連詞、對偶、排句，層層渲染，一浪高過一浪，歌頌了大一統中央皇朝無以倫比的氣魄和聲威。賦末委婉地流露了作者認為過去奢侈“非所以為繼嗣創業垂統”的諷諫之意。兩賦確立了“勸百諷一”的賦頌傳統。漢賦自司馬相如始以歌頌王朝聲威和氣魄為主要內容，后世賦家相沿不改。

漢代頌體的遺存見于陜西的有東漢桓帝建和二年(148)刊于漢中褒谷石門的《石門頌》和東漢靈帝建寧五年(172)刊于略陽嘉陵江西岸古棧道邊山崖上的《郙閣頌》等。他們與比鄰陜西的甘肅南部戍縣《西狹頌》(171)合稱“漢三頌”。其大氣磅礴、真氣彌漫的書法早為書家艷稱，而其高超的文學價值對研究漢代頌體文學同樣具有典范意義。漢三頌都是記述歌頌東漢末修建棧道的文章。通過他們可以看出頌體主要作用是“記事頌德”，要求文章典雅，遣詞造句清鑠，有音樂感和韻律感，鋪陳方式和賦相似，但比賦短，而且不能過分華麗和夸張。敬重慎審有類“銘文”，但沒有賦末的規戒，表情達意，纖曲考致，隨情變化。

西漢司馬遷的《史記》是杰出的史學名作，它是忠實于歷史事實記載的，所以劉向、揚雄、班氏父子等悉稱之為“實錄”。但作者卻在實錄的基礎上，運用多種方法，避免一般性的籠統敘述，而是抓住主要事件，具體細致地描寫人物活動，從而突出人物性格，具有極強的藝術感染力，為后世傳記文學立不二法門。

源遠流長的中國古典文學到了唐代發展到一個全新的繁榮時期。整個文壇出現了自戰國以來所未有的百花齊放、姹紫嫣紅的局面。尤以詩歌達到空前絕后的峰巔。有唐三百年間，留下詩歌將近五萬首。比西周到南北朝一千六百多年所存留詩篇的總數還多出三倍。風格獨具的著名詩人不下五十至六十個，這些詩人多與帝都長安有密切聯系。

李唐建國之初，許多文士都是陳隋遺老，南朝齊梁宮廷詩模式的影子籠罩著大唐長安的文壇。如太宗朝虞世南、高宗時的上官儀，都是深受皇帝優寵的浮艷宮廷詩人。上官儀詩作“綺錯婉媚”，時稱“上官體”，對當時文壇影響甚著。唐太宗本人也深愛齊梁詩風并善于此道。武后時的沈佺期、宋之問也寫了大量宮廷詩，但他們的詩有一定的生活基礎，且語言的錘煉、氣勢的流暢，都已顯示出與齊梁浮艷之作的不同。在聲律方面還完成了五、七言律詩形式的創造，對詩歌發展有一定貢獻。

高宗之時，“初唐四杰”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崛起詩壇，他們雖然還沒有盡脫齊梁詩的影響，但是已經提出了輕“綺碎”、重“骨氣”的主張，對“上官體”甚為不滿。他們的詩或表現從軍報國的壯志，或揭發貴族生活的荒淫空虛，或抒發自己懷才不遇的悲憤，詩歌的視野被極大地展拓，揭開了詩歌由齊梁轉向盛唐的帷幕。武后時代，陳子昂更高舉詩歌革新的旗幟，提出復古中實現革新的主張，一掃齊梁浮艷習氣，反映了當時社會政治上存在的種種矛盾。其千古絕唱《登幽州臺歌》“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笨v覽古今，為自己和前賢生不逢時，理想不能實現而激憤不平。慷慨悲歌，蒼涼渾茫，實為齊梁以來二百多年中沒有聽到過的洪鐘巨響。

盛唐時代，唐詩發展到頂峰。大唐雄渾開拓的天幕下，充滿蓬勃向上精神的浪漫主義詩風成為“盛唐之音”的主旋律。以高適、岑參為代表的邊塞詩派，以其詩表達了將士們從軍報國的英雄氣概，不畏邊塞艱苦的樂觀精神，描繪了雄奇壯偉的邊塞風光，也反映了戰士們懷鄉思家的情緒，揭露了將士之間苦樂懸殊的不合理現象，為唐詩增加了無限新鮮壯麗的光彩。以王維、孟浩然為代表的山水詩派，深受佛老消極遁世思想的影響。其作品以描寫悠閑寧靜的山水田園生活為主。如王維歸隱輞川(今藍田)，其詩既有陶詩渾融完整的意境，又有謝詩精工刻畫的描寫，凝煉、樸素而不乏潤澤華采，藝術價值極高。

在群星璀爛的唐代詩壇，最為耀眼杰出的當推李白和杜甫。他們分別是代表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兩種不同詩風的文學大師，堪稱“詩歌史中的雙子星座”。(郭沫若語)李白(701—762)一生胸懷濟蒼生、安社稷的鴻鵠之志。數入長安，笑傲王侯。蔑視世俗，不滿現實。飲酒賦詩，任意東西。令國舅磨墨、寵宦脫靴，表現了他倔強的文人傲骨。其詩融莊周之飄逸、屈原之瑰麗，沖口而出，皆是膾炙人口的天才抒發，達到了中國古代浪漫主義詩歌創作的極峰。

杜甫(712—770)，生于河南鞏縣。三十五歲以前讀書壯游，以后來到長安，客居十年。其間郁郁不得志。艱辛的生活培養了他憂國憂民的情懷。目睹“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黑暗政治，他寫出了《兵車行》《麗人行》《赴奉先詠懷》等現實主義的杰作。755年長達七年的安史之亂爆發。在兵荒馬亂中，他深入生活，投身戰斗，寫出了《春望》《羌村》，三吏(《潼關吏》《石壕吏》《新安吏》)、三別(《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等著名詩篇，達到了現實主義詩歌創作的高峰。759年底，詩人漂泊至四川成都。他一生寫詩一千四百余首，有二百余首是寫于長安。其詩反映了安史之亂前后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被稱為“詩史”。杜甫繼承和發展了從《詩經》、漢樂府一直到陳子昂的現實主義創作傳統，奏響了中唐新樂府運動的先聲，一直影響到清末黃遵憲等詩人的創作中。

如果說初盛唐文學主要是詩歌，中晚唐文學則有多方面的發展。除詩歌風格流派更為豐富多彩外，古文運動在這時取得了勝利，傳奇小說也發展到全盛時期，變文等通俗民間文學也有更大發展，從民間誕生的詞，也逐步轉入文人手中成為新的詩歌形式。在中晚唐尖銳的社會矛盾下，文壇涌動著現實主義創作思潮。中唐白居易、元稹、張藉、王建等更繼承杜甫的傳統，進一步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掀起新樂府運動。新樂府詩揭發了統治階級的荒淫與殘暴，對人民的疾苦深表同情，對國勢的削弱也深感不安。白居易(772—846)，字樂天，號香山居士，上邽(渭南)人。其前半生(44歲以前)在陜西度過，仕途一帆風順，志在兼濟。五十一歲時將自作詩一千三百余首編為四類：諷諭，閑適，感傷，四雜律。其中《新樂府》五十首，《秦中吟》十首最為杰出，可謂“篇篇無空言，句句必盡規”，具有豐富的現實內容和高度的人民性，反映了人民的悲慘生活，并寄予了無限的同情，這些詩主要都作于唐都長安。其中膾炙人口者如《上陽白發人》《賣炭翁》等。

面對中唐尖銳的政治思想斗爭，韓愈舉起遏制佛老、重建儒家道統的政治大旗。文學上他掀起了一場古文運動的狂飆。反對六朝駢麗的文風，主張恢復先秦兩漢的散文傳統。于是德宗貞元間，古文發生廣泛影響，一時“韓門弟子”甚眾。憲宗元和時期，古文運動又得到與韓愈政治見解頗不相同的柳宗元的大力支持，影響日著。韓、柳除寫了許多政論文章外，還寫了不少傳記、雜文、寓言、游記之類的散文。深厚的功力、獨特的風格、錘煉精粹的語言，終使六朝以來駢文統治文壇的局面歸于結束，成為宋代以來散文的先驅。

唐代傳奇小說導源于六朝志怪。初盛唐時期傳奇，作品較少，而且六朝志怪遺風甚重。中唐傳奇至其鼎盛。由于城市的繁榮，社會生活的復雜，作品也更多地表現現實生活，志怪色彩漸淡。文人對功名富貴的追求，文人和妓女的生死奇戀成為熱門題材。有的作品還流露出濃厚的市民生活情調。唐傳奇情節曲折細膩，人物塑造豐滿生動，是我國短篇小說達到成熟的標志。代表作有《枕中記》《柳毅傳》《霍小玉傳》等。

宋代，新興(彬縣)陶谷、長安(西安)韓溥都位至高官，并以散文聞名于宋初。另外，范仲淹、蘇軾等一代文豪也在陜西留下許多著名詩篇。范仲淹曾任陜西招討副使。謫貶耀州時，曾作《御街亭》詞：“紛紛墜葉飄香徹，夜寂靜，寒聲碎。真珠簾卷玉鏤空，天淡云河垂地。年年今夜，月華如練，長是人千里，愁腸已斷無由醉，酒未到，先成淚。殘燈明月枕頭敧，諳盡孤滅滋味。都來此事，眉間心上，無計相同避?！笔惆l了他憂國憂民的心情。蘇軾，曾任鳳翔府(治在今鳳翔)判官，并游臨潼、耀縣、周至等地，寫有《驪山絕句》三首。以及《次韻和子由欲得驪山澄泥硯》《樓觀》《寄題樓觀》《留題樓觀》《游仙潭》《仙游南寺》《留題仙游潭中興寺》《馬融石室》《懷賢閣》《周公廟》等。

元代，雜劇、唱曲、秦聲歌舞等從城市到鄉村廣為流行。馬致遠《送秦中諸人行》云：“關中風土完厚，人質直易尚義，風聲習氣，歌謠慷慨，且有秦漢之舊?！彼救饲嗌倌陼r曾隨在陜西略陽做官的父親居陜多年，對陜西頗為熟稔。以長安為背景創作的《漢宮秋》極富盛名。另外蒲道源(今眉縣人)、孫周卿(今彬縣人)、王愛山與紅字李二(今西安人)、李仲章(今大荔人)、馬文壁(今扶風人)等都是元代陜北較為著名的散曲作家。

明代陜西文學和全國一樣較之宋元有所復興。明中葉弘治至正德間(1488—1521)，陜西路的李夢陽、康海、王九思及其他省籍的何景明、徐禎卿、邊貢、王廷相等七人反明初三楊“啴緩冗沓，千篇一律”的“臺閣體”文風，“倡言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碧柗Q“前七子”。其中康海(今武功人)、王九思(今戶縣人)因劉瑾事件罷官回陜，過從甚密，以詩文、戲劇創作及演出為樂，分別著有雜劇《中山狼》、散曲集《碧東樂府》、詩文集《對山集》和雜劇《沽酒游春》、散曲集《碧山樂府》、詩文集《渼陂集》等。由于他們的倡導，關中文人競相效仿，陜西一度成為全國曲、劇創作中心。嘉靖至萬歷年間(1522—1619)，繼承“前七子”復古文風，王世貞等“后七子”再起文壇。陜西與之呼應的有華州(今華縣)王維楨及朝邑(今大荔)韓邦奇(1479—1556)、韓邦靖(1488—1523)兄弟等。

清代康乾年間，陜西州縣著書立說成風，官吏多能詩善文。許多外省文人在陜西游歷訪古，寫有不少詩歌，對陜西文壇發展亦有促進。著名者如王士慎《潼關》，洪亮吉《潼關》，袁枚《始皇陵詠》，王士禎《秦始皇?！?、《驪山懷古》、《灞橋寄內》、《望終南》，畢沆《馬嵬詠古》等等?！扒厍粦颉痹谇宕踔衅谝褟V為流行。著名戲作有《白玉鈿》《火焰駒》(渭南李芳桂作)，《繁華夢》《全福記》《會仙記》(長安王筠作)，以及《鍘美案》《法門寺》《打金枝》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