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云文化·云南文學

在滇云文化體系中，文學是其中最重要、最具活力的一部分。每時期出現的文學作品，盡管多寡不一，但都打上了時代的文化烙印，深刻、生動地體現著各時代滇云文化的基本精神。

滇人之詩文，萌興于漢代，但流傳下來的作品很少。出土于昭通的“朱提堂狼造洗”，器上所刻銘文只有年歲和地名，盡管不成文章，但卻是保存至今較早的金石文字，反映出當時漢字應用的普遍。寫成文章的石刻，漢晉時有《孟孝琚碑》，銘文十五行，行存二十一字，可謂文辭典雅、節奏鮮明。還有著名的《爨龍顏碑》和《爨寶子碑》，大小爨碑不僅在書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且行文流暢，詞采富麗，文筆凝練，反映出作者較高的文學修養。在漢晉南中文學中，見諸記錄的文章以三國時永昌大姓呂凱答覆雍闿的信較為著名，也是南中文學傳到現在較長的一篇，這篇文章因和地方統治者與封建朝廷的爭奪有關才被當時史籍所載而保留下來，成為今天了解漢晉云南文學概貌的重要材料。

在漢晉滇云文學中，有的辭章以漢語夷言摻雜成文，有的用本地民族語言創作后，通過翻譯寫成辭章。東漢永平年間，有白狼王唐菆慕化歸義，作詩三章，犍為郡挽掾田恭曉其言，譯其辭語，是為《遠夷樂德歌》《遠夷慕德歌》《遠夷懷德歌》。白狼歌的出現，是漢文化和滇云文化相融合的文學體現，也是漢語夾雜夷言這種最具地方文化特色的文學創作方式較早的代表作品。

盡管后世所能見到的漢晉時期的文學作品有限，然管中窺豹，仍能看到云南文學在漢文化的影響下，一開始便走上了用漢文進行創作的道路，且有的作品在漢晉辭章中，毫不遜色。

作為與唐王朝、宋王朝相對獨立的政治、經濟、文化實體，南詔、大理政權在歷史上存在五個世紀。其疆域以洱海地區為中心，東面與貴州的西部、越南北部相接，南面包括西雙版納、西達今緬甸北部，西北與吐蕃神川(今麗江北)為鄰，東北抵四川西南部的戎州。這一遼闊的地域就是孕育南詔、大理文化的土壤。生活在這里的各民族人民以其智慧創造了獨具特色、內涵深厚的南詔、大理文化。在這一文化體系中，包括文人文學、民間文學在內的多種文學形式和豐富多彩的文學內容，使漢晉以來的云南文學向前邁進一大步。這些文學作品的出現，豐富了南詔、大理文化的內容，是這一文化體系重要的組成部分。

南詔時期與唐王朝交往頻繁，官吏使節往來于途，南詔子弟也就學成都學習漢文化。南詔文化深受唐文化影響，不少漢族作家和詩文留下了他們的論述和歌詠有關南詔的作品，促進了南詔書面文學的發展。出于閣羅鳳清平官鄭回之手，撰于唐代宗大歷元年的南詔《德化碑》碑文敘事有條不紊，說理反復剖析，寓駢于散、詞藻斐然。碑文記述一系列歷史事件，一氣呵成，名章雋句處處有之。此碑不僅有較高史料價值，也富有文學價值，其作文風格對南詔的書面文學有較大影響。

南詔漢文書面文學作品，雖有散文、詩歌、駢文等文體，然詩歌成就最大。不僅尋閣勸等諸王群臣能詩作賦，還出現了楊奇鯤、段義宗等有名當世的詩人，不少詩作被收入《全唐詩》。“避風善闡臺，極目見藤越，悲哉古與今，依然煙與月。自我居震旦，翊衛類夔契。伊昔經皇運，艱難折忠烈。不覺歲云暮，感極星回節。元昶同一心，子孫堪貽厥。”這首漢語夾雜民族語流傳至今的驃信詩，就是南詔王尋閣勸星回節游避風臺與清平官趙權達唱和而作。南詔漢文詩，以驃信倡其首，至楊奇鯤、段義宗而達高峰。楊奇鯤為隆舜時的布燮，公元883年楊奇肱等人至成都“迎公主”，作了《途中詩》：“風里浪花吹又白，雨中嵐色洗還清，江鷗聚處窗前見，林狽啼時枕上聽。此際自然無限趣，王程不敢暫留停。”描繪出途中引人入勝的水色山光，也道出王命在身，不敢貪戀美色的無奈。詩文語言洗練，意境高潔。他的詠大理石詩《巖嵌綠玉》，寫得情文并茂，在唐人詩中也堪稱上乘之作。

段義宗為大長和國鄭仁旻的布燮，他的《題大慈寺芍藥》等詩在蜀中竟相傳寫，風行一時。在其詩作中，以《思鄉》一首為最。詩中情景相生，道出其客居異鄉，必懷故國的情懷。此詩被錄入《全唐詩》。

在唐代詩歌中，反映戍邊將士馳騁沙場的愛國情懷，展示邊疆多姿風光，描述邊塞戰爭，訴說行旅別離的邊塞詩，可謂獨樹一幟。邊塞詩產生的地域，以西北為重心，但在西南邊疆，也產生了數量可觀的詩篇。南詔雖處西南一隅，但它與大唐關系的好壞卻像一根敏感的神經，牽連著廣袤的中華大地，許多內地甚至邊疆的著名詩人如駱賓王、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作了許多著名詩篇從不同角度反映了這一歷史時期的社會生活。這些詩也是唐代“邊塞詩”的有機組成部分。善于以詩論政的白居易以現實主義的筆調寫出動人心魄的《新豐折臂翁》，詩人通過一位八十余歲的老翁之口，追述了為逃避兵役而自殘斷臂的經歷，道出了人民對這場戰爭的態度。

唐代的西北邊塞詩多產生于盛唐，由于國力強盛、四出開疆，此時期的邊塞詩如王昌齡的《出塞》、高適的《燕歌行》、岑參的《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都充滿著粗獷開闊、雄壯瑰麗、悲涼慷慨、樂觀浪漫的格調。中晚唐時期，由于邊境上發生重大變故，內憂外患互相交織，天寶戰爭，安史之亂，唐王朝國力漸衰，使得以西南邊塞詩為代表的唐代邊塞詩的基調多為冷靜客觀，尖銳有力，憂郁悲愴。“文變染乎世情”，唐代詩風的變化，西北西南邊塞詩風格的迥異，乃是時代使然。

南詔大理時期，民間文學從數量和質量上都超過漢文作品。其體裁有神話、傳說、故事、童話、寓言等。其內容，古往今來、山川風物、人物史事、民情風俗無所不包。其中“河賧賈客”謠、歷史故事《火燒松明樓》、民間故事《望夫云》《段赤誠斬蟒蛇》、佛教故事《觀音伏羅剎》等最具特色，流傳甚廣。“冬時欲歸來，高黎貢山雪。秋夏欲歸來，無那穹賧熱。春時欲歸來，平中絡賂絕。”這首載于《蠻書》中的“河賧賈客”謠，漢語、白語相雜，通過對高黎貢山、穹賧一帶地勢、氣候險惡的描寫，烘托了離鄉背井的“河賧賈客”生活之窮困與艱辛，把羈旅之苦、游子之思，表現得質樸動人，淋漓盡致。

《火燒松明樓》取材于南詔王皮邏閣在唐朝支持下統一六詔、建立南詔國這一歷史事件，但又不拘泥于原有的史實，而是根據人們的感情和愿望來塑造故事人物。如故事中的柏潔夫人，聰明、善良、美麗、勇敢，是敢于反抗邪惡、忠于愛情的理想女性的化身，而在歷史上本是雄武有略的皮邏閣，則狡猾、毒辣，成為殘暴統治者的化身。隨著故事的流傳，柏潔夫人的形象深深印在云南各族婦女心中，對她們的思想、行為產生過巨大影響，

總的來說、南詔、大理時期的文學作品，無論其內容還是形式都極為豐富。其創作水平優于漢晉時期。南詔、大理文學在云南文學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徐嘉瑞先生在其《大理古代文化史》一書中曾說：“滇人之詩，萌于漢，興于唐，而成卷于五代，至明而大盛焉。”不僅是詩，其實云南文學的發展也循著這一軌跡。明代云南文學大盛，一是數量多。這一時期所創作的詩文，幾乎占云南詩文總數的三分之一。謝肇淛在《滇略·文略》中云：“自漢及唐，文獻仿佛式微……明興而后，祠命文告、紀載題詠、燦然俱在篇籍，不勝汗竹也……”二是體裁豐富。就詩來說，古體詩、近體詩、長短句一一具備，而其他體裁如賦、頌、贊、游記、疏等文體也甚為豐富。而且著詩文者不僅有達官貴人，還有許多普通的學者文人。然而這一時期云南文學大盛最具代表性、最富地方特色的在于，出現了一些用漢文進行創作的少數民族作家，他們有的用漢文雜土語來記述山川風物，有的已能嫻熟地運用漢文來表達對秀美山川的贊美和對世事人情的感懷。這些作品從創作的意境和手法上都達到一定高度，佳作迭出。

被視為文化洪荒之域的云南，能在明代產生如此豐富的漢文學作品，能有這些用漢文創作的少數民族作家脫穎而出，實由當時歷史條件使然。其一，明統治者在用武力征服云南的同時，注重對少數民族進行文治教化，元以來興起的平民教育使得越來越多的滇云子弟能進入學堂接受漢文化教育，科舉在云南的興盛又刺激著越來越多的少數民族子弟學習漢語，用漢語創作，這為云南文學的發展打下基礎。其二，歷來被視為瘴癘之地的云南，明代成為安置謫遷官吏的地區。許多文人學士因文字之禍謫遷云南后，密切了同云南士人的聯系。如四川新都狀元楊慎在放逐云南的三十多年中，或者講學著書，編纂史志，寫下不少有關云南的史地著作和描繪云南風光的詩文雜著;或以文會友；留連勝跡。 楊慎以文章魁天下，以文章教弟子，云南士子在同他的交流中受益，這種交流提高了云南士子的文學創作水平。

以大理府為中心的白族聚居地，以臨安府、楚雄府、姚安府為中心的彝族聚居地以及以麗江府為中心的納西族聚居地是明代經濟發展較快的地區，也是文化發達地區，明代許多少數民族的漢文作家就產生于這些地區。白族地區以李元陽、楊南金、楊士云最為著名，以他們為中心還聚集著大批詩文作者，如樊相、梁佐、董難、楊黼、趙汝濂、吳懋等人，到明未又涌現出李嗣善、蘇必達、何思明、楊應科、祿洪最為著名，其他還有高乃裕、左正、左文彖、左文臣、左明理等人。麗江納西族地區主要以木氏土司為代表，“木氏六公”名噪一時，而成就最大首推木公。這些少數民族漢文作家中的大多數在當時社會地位較高，受過良好的教育，與許多內地的文人墨客保持密切的聯系。如楊南金是成化舉人，曾任江西泰和令，祿洪為臨安府寧州土知州祿氏后，其父與江南名儒董其昌交情深厚。他們在當時是較為開放的一個群體，他們的作品代表了少數民族漢文學的最高成就，這些作品數量多，表現形式多樣。木公、木增流傳至今的詩作達一千余首，祿洪父子的《北征集》輯錄五言、七言詩六十余首。學識淵博的李元陽不僅創作了許多膾炙人口的詩歌，他的游記、序跋、碑銘等散文也甚精彩。所著的《心性圖說》得到時人稱許。

在這些少數民族的漢文作品中，以描繪云南優美自然風光的題材居多。“靈岳何年構，奇觀是此來?翠虹天上路，金相雪中臺。云竇參差見，花卉窈窕開。手中青竹杖，隨意柱仙苔。”吳懋的這首五言律詩《石寶山》十分形象地描繪了劍川石寶山千姿百態的奇石和石窟雕塑藝術的巧奪天工。被視為南滇第一峰的玉龍雪山一直是麗江木氏作家群吟詠的主題。木公曾以雪山詩人自居，木增的《空翠居集》用四十首詩描繪出玉龍山松的風格、氣質。在游記散文中以楊士云的《蒼洱圖說》最具代表性，在這幅瑰麗的蒼洱山水畫卷中，蒼山十九峰之雄駿、十八溪的蜿蜒，洱海的煙波浩淼相互交映，在游記散文中，是難得的佳作。除了這些描繪景物的詩作外，這些少數民族作家也揮毫潑墨，道出了對平民百姓生產生活的關注，這些對人們現實生活反映的作品在明代少數民族的漢文作品中占有相當比重。

應該說這些充滿著對祖國邊疆錦繡河山贊美之情和對家鄉人民深切同情的詩歌，飽含著作者的純樸感情，反映出作者積極的人生態度。然而，“詩以言志”，許多離愁別怨、仕途失意后的悵惋、對多舛命運的無奈嘆息，匯成縷縷愁緒，在他們的作品中縈繞，成為這些詩歌吟詠的又一主題。名及一時的李元陽因“遇事敢言”、“持正不阿”在官場中屢遭排擠，于是歸家隱居四十年余年，潛心著述。“點蒼山月碧玻璃，光泛榆河萬頃陂。卻憶美人何處是? 欲隨風到玉關西!”“不知身是幻，何處覓愁腸!”對世事人生的感懷，官場失意后的郁悶和消沉，難免流露在這些詩句之中。曾經少年有為的木增，世祚封侯，卻在風華正茂時閉意榮祿，“披吟杜句卻生愁。不信吾身都是客，寄影蜉蝣。”便是他不甘沉淪但又無可奈何的嘆息。顯得格調低沉。明代云南少數民族漢文作品中這種惆悵詩風的形成，一方面是由于這一群體中的許多人都經歷了從金榜題名的榮耀到仕途失意的悵惘，再到遁世歸隱的無奈這樣一種復雜的感情歷程。面對此種人生境遇，敏感的文人不能不涌出無可奈何的憂怨情緒。及至清兵入關，南明政權在云南最終覆滅，個人遭際和家國興亡交織在一起，更加重了這些人的愁怨與悲憤。另一方面，明代許多文人志士謫遷云南，如楊慎等人，他們到云南后寄情山水、相互唱和，在當時形成了一個以描繪山川景物、抒發其失意、憤懣胸懷為主調的流放文學派別，領導著云南文學潮流。由于師從他們的云南士子甚眾，這些詩文在滇云人士中流傳開來，在多年的相互酬唱中，這種惆悵詩風也成為云南各族士子創作效仿的風格。因而明代云南少數民族漢文作品中這種惆悵詩風的形成，又受到了流放文學的影響。

明代云南少數民族士人中這股用漢文創作之風歷時數年，許多佳作，流傳海內，大有“文風不讓中原”之勢，有的作品還為《四庫全書》所錄，成為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的組成部分。

呈現在我們面前的清代云南文學，更是精美絕倫。據方樹梅先生的《明清滇人著述書目》一書所載，明清滇人著述之書，經部達一百五十一部，子部二百三十四部，集部達八百九十四部。清初石屏張漢，其詩文頗負時名，乾嘉以后詩以昆明錢灃、石屏朱艧為精，文以寧州劉大紳、趙州師范為最。“五百里滇池，奔來眼底。披襟岸幘，喜茫茫空闊無邊……”這膾炙人口的一百八十字大觀樓長聯，便是有“萬樹梅花一布衣”之稱的清代云南著名詩人孫髯的舉世杰作。楹聯吟詠滇池風光，辭藻富麗，用一系列的典故，點出云南歷史發展的幾個重要時期，意境深長。長聯一出，傳頌海內，贊許之言不絕，郭沫若曾賦詩贊譽：“長聯猶在壁，巨筆信如椽。”

清代云南文學的突出成就主要表現在出現了多部總結性的集前人大成之作。乾隆年間，保山人袁文揆、袁文典兄弟邀集同人，畢十年之心血，編成《滇南詩略》及《滇南詩略續刻》四十七卷。卷一收錄漢至元古詩，卷二至十四為明詩;卷十五至四十七為清詩，展現了云南詩歌發展的脈絡。詩前有簡要的作者小傳;詩末間有評點。所選詩歌，作者上自臺閣名賢，下至山林隱逸，以及流寓閨秀，無所不包。《滇南詩略》收輯自古迄清乾隆時云南文人的詩作，是云南二千年來的第一部詩歌總集。《滇詩叢錄》是繼《滇南詩略》后又一部云南的詩歌總集。此書由云南經濟特科狀元袁嘉谷擔任主編，由云南叢書館以數十人之精力，歷十數年將數千年詩人的心血匯成一書，內容豐富。嘉慶年間，袁氏兄弟在《滇南詩略》刻印將竣時，又開始組織纂輯《滇南文略》。袁氏兄弟網絡了許多乾嘉之際云南較有造詣的文人學士如師范、劉大紳等百余人歷時三年編成《滇南文略》四十七卷，收文起于三國，止于清乾隆，包括一百五十三人的作品約數百篇，每篇末附有簡明評論。《滇南文略》成為云南第一部大規模的散文總集。繼《滇南文略》之后，呈貢秦光玉主持編成《滇文叢錄》一百零一卷，收錄七百七十余人的二千二百余篇作品，規模遠勝于《文略》。所收文章分三門九類，材料及文體都比《文略》廣泛，成為繼《滇南文略》之后又一部云南散文總集。

早在南詔大理時期，就已出現了文藝理論著作。南詔初年布獨布舉在其《紙筆與寫作》中就提出要寫好詩，就要注意不同形式的詩歌的押韻方式。明代用傣文寫成的《論傣族詩歌》又是一部重要的古代傣族詩歌理論著作。清代石屏人許印芳的《詩法萃編》則是明以來詩論方面的集大成之作，在這部詩論選集中，匯集了歷代論詩的文章，在每篇詩論的跋語中獨抒己見，提出許多獨到的見解。《詩法萃編》為初學者了解和掌握作詩的基本方法和應有的修養，提供了有益的參考資料。而許印芳的治學精神和對人品的注重也影響了一批云南學人。